幼稚园的河马太太给爱若的妈妈写信，让她把爱若带回去，因为他太调皮了。第二天，妈妈抱着迈克儿，来领爱若回家。“妈妈做事去了，爱若就同迈克儿玩，要迈克儿扮河马太太，挺着肚子；扮青蛙请酒，也挺着肚子。”后来小平来了，他们就玩打仗的游戏，让对方中埋伏，后来他们就胜利了，再后来，他们醒来了，“啊呀！真快乐呀，这群孩子们，当他们又跳到儿童的海中去时，大家紧紧抱着欢呼的时候！这一定不是一个梦的！”
这是丁玲在1932年写的《给孩子们》，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孩子们的爱。文中的爱若(周艾若)和迈克儿就是周扬和发妻吴淑媛的长子和次子，小平就是丁玲的儿子。那时，丁玲和周扬的关系很好，两家的孩子也时常在一起玩。
周扬生于1907年，原名周起应，比丁玲小三岁，也是湖南人，但不是同一个县，是益阳县人。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他在恐怖的日子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毕业于大夏大学，周扬在学校里学的不是文学，但很爱看书，他从书上“接触到的不但是共产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对克鲁泡特金，对尼采……都有接触”，在这些思潮中，周扬说，“还是最相信马克思，我觉得马克思主义最好，但对他有多少认识也很难说”。
1928年年底，周扬到日本留学，当时，正是日本左翼文化最流行的时候，关于马克思的著作非常多。这些书在上海是被禁止的，但在日本很流行，这使周扬受益不少。由于他经常和日本的左派朋友来往，因而引起日本警察的注意，将他逮捕。被捕后，因为抓不到证据，就以驱逐回国了事。这年是1930年，他从日本到上海。经留日时的朋友芳信介绍，他和赵铭彝见面后，回家乡一次。然后带着姓刘的表弟和侄子周绍仪(即周立波)到上海来，与赵铭彝一起住在横浜路吟桂路口的德恩里十三号前楼。
1930年8月23日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周扬也想参加，但苦于没有机会。1931年3月，剧联上演四幕话剧《马特加》，这是田汉的情人安娥根据苏联小说《第四十一》改编的。参加演出的有郑君里、胡萍、周伯勋、葛一虹，还有周扬和长子艾若。大家在舞台上，有意地喊出了“红军万岁！”“苏维埃万岁！”的口号，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周扬是演一个没有台词的红军士兵，地点是在大夏大学。演出以后，刘保罗提出接受周扬为剧联成员。但周扬不会讲普通话，也不会演戏。1931年1月，当剧联组织大道剧社时，周扬提出自己不适合搞剧联，还是转到左联为好。于是赵铭彝把他介绍给夏衍，把关系转了过去。
周扬参加左联后，与丁玲接触的机会多了。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上海，2月3日，丁玲与鲁迅、茅盾、周扬等四十三位左翼作家和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加于中国民众反日反帝斗争的任何压迫。
为了配合左联举办的大众化问题讨论，丁玲在1932年7月20日出版的《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上，开辟了“文学大众化问题征文”专栏，还刊登了一组介绍大众化问题的重要论文，其中有一篇就是周扬的《关于文学大众化》，周扬在文中希望左翼作家“要创造大众看得懂的作品”，采取“小的形式，如sketches，简短的报告，政治诗、群众朗读剧等”，内容“应该描写革命的普列特利亚(即无产阶级)的斗争生活”。文中还指出左翼作家应该向潘菲洛夫学习，“一面参加着大众的革命斗争，一面创造着给大众服务的作品”。
“1932年7月，《北斗》杂志被查封后，左联改出《文学月报》，由姚蓬子负责。出了两三期，冯雪峰便撤了姚蓬子的职，而改由周扬同志主编。”周扬是1932年10月开始接编的，从10月15日《文学月报》第三期起。他在刊物中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世界各国革命文艺作品，特别注重介绍高尔基和其他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的理论和作品。丁玲积极支持他，在11月写了《致〈文学月报〉编者信》，发表在11月15日出版的《文学月报》第四期上。1933年5月14日，丁玲被捕后，周扬接任了左联党团书记。
那时候的周扬，依夏衍的话来说，“他很潇洒，很漂亮。穿着西服，特别讲究，欢喜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潇洒。”30年代初的周扬是随和、可亲的。
1935年末，1936年初，周扬领导的左联在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自我折腾下抵抗不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已经名存实亡，更糟糕的是，他因为年轻好胜，器量又小，不能容忍和团结大多数作家和盟员，连鲁迅也被疏远。正在这时，他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没有征得鲁迅同意的情况下，既不发表宣言也不阐明原因，就匆匆宣布解散左联，另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来搞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学运动。在周扬想来，“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的立场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上来。其出发点无可非议。但这些急于抢夺抗日话语权和领导地位的宗派性作法，却被老辣的鲁迅一眼看穿。鲁迅在冯雪峰的支持下，让胡风另写《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与“国防文学”相对抗，由此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几十年的后遗症。这场争论起先是周扬组织人进行围攻，但后来鲁迅发表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点名批判周扬、夏衍等“四条汉子”，形势又逆转直下，中共高层领导刘少奇化名支持鲁迅而批评周扬，周扬们一败涂地，由此造成的心灵创伤，几十年也没有恢复，为二十年后反右时的“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一案埋下了祸根。
这场文坛公案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丁玲还被软禁在南京，她自然没有机会参加这些是非之争。但作为鲁迅私淑的崇拜者，冯雪峰心心相印的知音，她连带着就与周扬有了隔阂，这在延安两人相遇后就无形中暴露了出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周扬和艾思奇、李初梨、何干之、林基路、周立波等，从上海到南京，经南京办事处联系，于8月13日到达延安。
周扬为何去延安？他说：“主要原因是组织决定我去，再一个原因是对‘国防文学’的论战和路线的关系我处理得不好。因此，我在那里的工作很难做。当时是我负责的嘛。我做负责人是在党遭到破坏以后，没有人，我才来做头。我的缺点很多，但是有一个优点，就是相当积极，肯干。要不然也有几位老的人，像夏衍都是老的嘛，为什么要我来做头呢。所以现在人家批评我也是对的，因为你做了头嘛。那时候二十几岁，确实也不懂事。革命热情是有的，但工作就很难作了，特别是鲁迅公开指名批评我以后。那时候我的生活没有着落。我虽然是个职业革命家，但是在上海的生活我完全靠自己的稿费，党并没有给我钱。恰好延安有需要，因为那时候国共合作已经基本上定下来，至少内战可以停止了，延安打电报来，说需要从上海调一些搞文化工作的人去延安，这样我和艾思奇、何干之这一批人就去了延安。”
周扬到延安后，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中央文委委员、延安大学校长。那时，丁玲正在忙着搞西战团的工作，两人在延安相会，起初关系还是很融洽的。
周扬的后任妻子叫苏灵扬，生于1914年，比周扬小七岁，是江苏常熟人。在上海光华大学读过书。1933年5月加入左联，为光华大学左联小组成员，同年底转入上海复旦大学就读。苏灵扬和周扬生有一儿一女。1938年11月20日上午，延安遭日寇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实行紧急疏散。周扬和苏灵扬的儿子周苏在撤离延安时，随家属坐大轱辘车，路上马惊车翻，儿子不幸被压死。周扬得知后，又惊又悲，从马上摔了下来。夫妇俩悲痛欲绝，一直保存着孩子的一箱遗物。同志们都去安慰他们，作为在上海的老朋友，丁玲给了他们更多的关心和安慰。她对朋友说：“我在阜平听到周扬同志死了孩子，我们都很同情，天天到河边去等他们，希望看到他们。后来，我为了使他们家里空气热闹些，我叫我的女儿住在他们家里，陪他们的女儿玩。也接他们的女儿到我家里来。”
1942年延安文艺界整风，周扬在鲁迅艺术学院组织了一批以歌功颂德为主调的“歌颂派”，而丁玲、萧军、王实味等因集成“五四”的知识分子批判传统而写作了《“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等作品，被人看做是“暴露派”，两人的阵营与立场都已有所不同，背后的小动作已经开始，但他们的表面上的关系还算是可以的。
1949年6月，丁玲从苏联回到沈阳，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工作，7月2日至19日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丁玲打算去东北工作，周扬劝她留在北京工作，丁玲同意了，于1951年春，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