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被绑架，是1933年中国文坛上一件极为引人注目的事件，作家们都为之震惊，为之愤慨。当时各报刊纷纷以此事件发表文章，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联合宣言，群众团体抗议声明，文学刊物上，用刊载丁玲的照片、手迹等各种方式来表达对丁玲的关注。
左联发表了《为了丁玲、潘梓年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将国民党反动派用恐怖手段摧残革命文化、屠杀革命文化工作者的罪恶暴露于全世界。5月23日，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副会长蔡元培领衔，联合文艺界人士三十八人，联名给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部长罗文干发了营救丁、潘的电报：著作家丁玲女士及潘梓年、近因当局认为有某种嫌疑、于上星期为本市公安局拘捕、本埠文艺界、因丁潘两人、著述宏富、素有青年所崇拜、特于昨日联名电京为之缓颊、兹觅得电文照录如次、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汪院长司法部罗部长钧鉴、此闻著作家丁玲潘梓年、突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虽真相未明、然丁潘两人、在著作界素著声望、于我国文化事业、不无微劳、元培等谊切同文，敢为呼吁、尚恳揆法衡情、量予释放、或移交法院、从宽办理、亦国家怀远右文之德也。5月25日，民权保障同盟继续讨论营救丁潘问题，鲁迅出席会议，决定组织丁潘营救委员会，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干事楼适夷代表左联参加了这一组织。他们在1933年6月19日出版的《中国论坛》第二卷第七期上，发表了《募捐》启事：为丁潘奋斗的事，现在才开始，我们要以这个斗争展开阵线向蓝衣社戕害工人、学生及知识分子的恐怖，猛烈进攻。
丁潘保障委员会已经组织起来，开始宣传和募捐的工作，捐的钱要用于法庭斗争使丁潘亲属出庭，陆续捐来的钱已经不少，要捐的请速将款送上海亚尔培五三三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于1932年12月17日，由宋庆龄等发起，鲁迅是同盟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经常参加同盟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与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的联席会议。丁玲和潘梓年被捕后，有人一连五六回打电话到内山书店的支店，询问鲁迅的住址，妄图对他进行恫吓。
“在上海，失踪的人是常有的，只因为无名，所以无人提起。”但丁玲的失踪，还是引起鲁迅的震惊。自1931年7月，丁玲上鲁迅家里去后，两人开始正式交往，时间长了，鲁迅对丁玲的性格、志向、作品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特别是鲁迅看了丁玲送他的短篇小说集《水》后，更加引起他的关注。
《水》于1931年，上海湖风书局出版。内收《水》、《田家冲》、《一天》、《从夜晚到天亮》、《年前的一天》五篇。《水》最初在《北斗》第一卷第一、二、三期上连载，以1931年全国十六个省遭受的大水灾为背景，严肃而又深刻地描写了水深火热的处境中，风起云涌的农民群众斗争。《田家冲》描写农村中残酷的阶级斗争和一个地主的女儿怎样变成布尔什维克的故事。《从夜晚到天亮》真实而细腻地叙述了作者在丈夫牺牲后的心情。
在丁玲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以及她对此表露出的思考和同情，与鲁迅以往所关注思考的内容相同。他在自己的小说中，精心塑造了阿Q、祥林嫂、孔乙己等典型人物。所以鲁迅在读丁玲的小说时，会有一种共鸣，而作者赋予人物的革命斗争活动，又使鲁迅感到欣喜，体会到丁玲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怪不得丁玲被捕后不到一周，5月19日，鲁迅给朝鲜《东亚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申彦俊的信中说：“丁玲女士才是惟一的无产阶级作家。”
鲁迅参加营救丁玲的活动，但他知道：“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当局那里会分心于抗议。现在她的生死还不详。”鲁迅对国民党真是看得入木三分。
负责丁玲案件的徐恩曾亲口对丁玲说过：“我们不怕有人说我们野蛮、残暴、绑票等等，什么蔡元培，宋庆龄，什么民权保障同盟，什么作家们，我们都不在乎。我们只怕引起外国人的抗议。我们是在租界上抓你的。你住的地方是租界，这事已经引起租界捕房的抗议，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我们不愿引起更多的麻烦，只得咬定不承认。”
鲁迅6月26日给王志之的信中，虽然说：“现在她的生死还不详。”但知其此番一定是凶多吉少。两年前左联的胡也频、殷夫、柔石、冯铿、李伟森被捕后，仅仅二十天，就被敌人秘密枪杀；几天前热心于丁玲事件的杨杏佛又被暗杀。
鲁迅在6月25日致日本友人增田涉说：“目前上海已开始流行中国式的白色恐怖。丁玲女士已失踪(一说已被惨杀)，杨铨氏(民权同盟干事)被暗杀了。据闻在‘白名单’中，鄙人也荣获入选，……”
1933年6月27日，鲁迅“得赵家璧信并再版《竖琴》及《一天的工作》各一本，《母亲》(作者署名本)一本。下午达夫及夏蒂来”。见到丁玲的签名本《母亲》，鲁迅的心情异常沉重。
鲁迅一知道丁玲被捕的消息，立即就想到，用出版她的著作来营救丁玲。鲁迅平时和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的赵家璧关系很密切，晓得他那儿有一部丁玲的小说稿。那是1932年秋，赵家璧筹备编辑《良友文学丛书》时，向丁玲约的稿子。到1933年4月中旬，丁玲完成了《母亲》四章，约八万字。
鲁迅把自己的想法讲给郑伯奇听。郑伯奇见到赵家璧，就对他说：“鲁迅先生建议把丁玲的那部未完成长篇立刻付排，你可以写个编者按作个交代。书出得越快越好！出版时要在各大报上大登广告，大事宣传，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赵家璧听了，立即把原稿找出来，于5月20日发排。6月，书正式出版。赵家璧派人把《母亲》一书送给鲁迅。
见书如见人，而今书在人失踪。想到丁玲在文学上日益成熟，将有辉煌成就，犹如一棵小树，正欣欣向荣，茁壮成长时，被人一刀砍死。鲁迅十分悲恸。在6月28日的日记中，写下一首诗：“如磐遥夜拥重楼，翦柳春风导九秋。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并书写赠人。
鲁迅写下这首诗后，社会上盛传丁玲已经在南京遇害，各报刊都以醒目的标题发布各种消息。如1933年6月30日《世界日报》上有《丁玲女士之死》，1933年《中国论坛》第二卷第八期上有《丁玲被杀害》，1933年《文艺月报》第一卷第二期上有《悼丁玲》和《北平将开会追悼丁玲》等。鲁迅一直密切地注意着报上有关丁玲的消息，以为她确实是被杀害了。他在1933年7月20日写的《伪自由书·后记》中记：“而以前的5月14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踪的事，大家多猜测为遭了暗算，而这猜测也日益证实了。”1933年8月1日致《科学新闻》编辑先生的信中，写道：“至于丁玲，毫无消息，据我看来，是已经被害的了，而有些刊物还造许多关于她的谣言，真是畜生之不如也。”
鲁迅生前发表的旧诗很少，主动寄请发表的更少。6月28日他在日记中的那首诗，当时并不打算发表，到8月，鲁迅以为丁玲已去世，所以9月21日在给《涛声》主编曹聚仁写信时，信尾特地加上一句：“旧诗一首，不知可登《涛声》否？”这使曹聚仁很惊奇，他后来回忆道：“那时，外传丁玲已被处死，笔者有一天，忽接鲁迅来信，信中附了一首悼丁君的诗。” 不久，这首诗以题为《悼丁君》，刊登在《涛声》第二卷第三十八期。1934年12月该诗辑入《集外集》时，鲁迅改动过个别的字。第一句改成：“如磐夜气压重楼”；第三句改成：“瑶瑟凝尘清怨绝”。
鲁迅诗的前两句是说：黑暗的统治像磐石般的夜气压大楼那样沉重，以致剪裁柳叶的春风，带给人间的不是百草繁茂的景象，却像寒冷萧瑟的深秋。下两句中，鲁迅把丁玲比作湘灵。相传湘灵是弹瑶瑟的，现在无人来弹瑶瑟，上边凝集了灰尘，人们再也听不到那清怨的乐声。高丘，是楚国的山名。女指有德有才的人。无女，暗示丁玲已牺牲，同时又含有歌颂她的才德的意思。鲁迅在这首诗中，深深地悼念和热情地讴歌丁玲。
鲁迅写诗的时候，真的以为丁玲死了，他在1933年6月30日写的《我的种痘》中说：“整整的五十年，从地球年龄来计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从人类历史上说，却已经是半世纪，柔石丁玲他们，就活不到这么久。”
对死者深沉的纪念，常常表现于对活人的真诚关心。在鲁迅的建议下，丁玲的《母亲》很快就出版了，而且立刻成为《良友文学丛书》中的最畅销书，仅6月第一版就印了四千册，到12月初，已出到第三版。年底结算版税账，为数不小，颇为可观。但是公司收到自称作者亲属而要求汇款的来函并非一处，会计不知如何来处理这笔稿费。1934年1月15日，鲁迅冒着风雪，到良友图书公司去交《一天的工作》的附记。赵家璧就向鲁迅提到丁玲稿费的事。鲁迅回去后，就托人打听丁玲母亲的地址。过了一周，1月22日，鲁迅写信给赵家璧：顷查得丁玲的母亲的通讯地址，是：“湖南常德、忠靖庙街六号、蒋慕唐老太太”，如来信地址，与此无异，那就不是别人假冒的。
但又闻她的周围，穷本家甚多，款项一到，顷刻即被分尽，所以最好是先寄一百来元，待回信到后，再行续寄为妥也。丁玲的母亲自女儿被捕后，一直心神不定，她写道：“女本有许久没来信，外面传的消息非常恶劣，这一下真要了我的命。想尽了法子替他的朋友去信，或向书店中探听，每到夜静跪向佛前哀哀哭求，只要伊母子团聚，决弃红尘，舍身为道。又恐人听见，心肝寸裂寸碎，日里则镇静，不见一分愁容。因人心坏，幸灾乐祸者多，纵有安慰者，反愈增吾之悲痛……”老太太日夜思念不明下落的女儿，“心肝寸裂寸碎”，白天欲哭不敢哭，到晚上才能向佛“哀哀哭求”，保佑女儿太平无事。在这种时候，母亲收到上海寄来的女儿的稿费，无疑是极大的安慰。老太太不会知道，这是鲁迅暗地对她生活上的关心和周到的安排，就连丁玲也是在1979年参加第四次文代会，见到赵家璧后，才知道的。当时丁玲听后，“心情极为激动，静默了一阵，才像吁了一口气，轻声地自语着：‘这些事，过去都不知道啊！’”一直在旁边听他们谈话的陈明，指着赵家璧说：“今天还能说出蒋慕唐老太太的名字来，除了我和丁玲二人外，恐怕只有你了。”又感慨道：“从这件事情来看，鲁迅先生对左联作家的生活，多么地关怀备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