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频！你真不晓得一个人在自己烧好饭又去吃饭时的心情，我是屡次都为了这而忍不住大哭起来的。”
“想起有时当你睡熟，而我细审你的酣态时所低低在心里叫着的‘美美’来，便仿佛你还在我身边一样，而且仿佛你也正叫着我似的。”
“文章只抄了两页，没有继续写下去，为了心不能十分安静下去……就是说我实在太想到你，在每次长针走过一个字时，我便会很自然的想着关于你的一切情形，而不放心。”
想当年，胡也频离沪赴鲁的第一天起，丁玲就连续给丈夫写信，倾诉自己的情思，如今，胡也频离她而去，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她要见他，只能在梦中。寻视四周，屋内到处是胡也频的影子，桌子、椅子、床、墙、杯子……睹物思人，丁玲千百遍地呼唤亲爱的名字，回答她的是四壁冰凉的回声。真是欲哭无泪，欲思心痛，她在心里默默地与胡也频对话：再说我的心情吧，我是多么感谢我的爱。你从一种极颓废，消极，无聊赖的生活中救了我。你只要几个字便能将我的已灰的意志唤醒来，你的一句话便给我无量的勇气和寂寞的生活去奋斗了。爱！我要努力，我有力量努力，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名，即使为补偿我们分离的苦绪也不是，是为了使我爱的希望不要失去，是为的我爱的欢乐呵！过去的，糟蹋了，我的成绩太惭愧，然而从明天起我必须遵照我爱的意思去生活。而且我是希望爱要天天来信勉励我，因为我是靠着这而生存的。丁玲赖以生存的“爱”，是无法“天天来信”了，而她还得活在这个世上。她渴望友谊、寻求友情，但当时，只有李达的家，她能够常去坐坐，打发一点时间外，再没有别的人家可以去了，而且去了后，又不能完全讲心里话，就越发感到孤独。在这种情况下，丁玲说：“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环龙路租了三层楼上的一间小房子，寂寞地过着一天又一天。”
屋里空荡荡的，丁玲将未满周岁的儿子送到湖南母亲的身边，她要求到苏区去，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组织的答复，为了排解心中“无限的愤恨，寄幽思于万里之外”，她伏案疾书，写了《从夜晚到天亮》和《一天》。“有时在行人稀少的环龙路上的梧桐树荫下踟蹰徘徊，一颗寂寞忧愁的心，不断被焦急所侵扰。”
转眼5月到了，太阳光变得暖和起来，好像预示着丁玲的生活将有转机。一天，冯雪峰来到小屋，告诉她，有个外国女记者要来对她进行采访，报道左联五烈士：胡也频、柔石、殷夫、李伟森、冯铿的情况。这位女记者就是艾格纳丝·史沫特莱，她不仅是美国著名的记者，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作家。1894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当过侍女、烟厂工人、书刊推销员等。1928年底，她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的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在上海参加中国进步文化运动，与鲁迅关系密切。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前往延安，在中国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和中国人民同甘苦。史沫特莱只活了六十岁，但在六十年之中，她竟把二十年——生命的三分之一，真诚地无私地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史沫特莱同情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当她一听到左联五烈士的死难消息后，立即对外报道，做了大量积极的宣传工作。对烈士无限的同情，激发她对烈士家属的关心。通过有关方面的联系，她找到了丁玲。
史沫特莱不懂汉语，丁玲不会说英语，这当中就需要有个翻译，她俩才能进行交谈。当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叫冯达，这个人的名字此后将像影子一样跟随丁玲半个多世纪。
冯达早先在上海城隍庙(今称上海豫园)一家照相馆里工作。史沫特莱经常上那儿冲洗照片，一来一往，接触次数多了，慢慢熟悉起来。在上海十里洋场的畸形繁荣的城市里，外国人控制了金融业、商业、贸易……不仅在洋行办公的中国人，就是一般的市民也会说上几句洋泾浜英语，但像冯达这样正宗、流利的英语口语，是很少见的，因此史沫特莱很赏识他，与照相馆的老板商量后，将冯达调到自己身边当翻译。
约定的时间快到了，卡德路附近一条幽静的马路边一所花园洋房的门，被轻轻叩响，门打开，史沫特莱的眼前出现一位少妇，穿一件黑色软缎连衣裙，脸上虽露出礼节性的微笑，却掩饰不住心底的忧伤和悲痛，就像她穿的黑裙一样，给人一种沉重感。史沫特莱知道，这就是她等待的客人——胡也频的妻子——丁玲女士。史沫特莱热情地上前，把她迎进屋内。
当史沫特莱开始向丁玲提问，冯达翻译时，丁玲才注意到这位书生气十足的男青年，有一张典型的广东人的脸。史沫特莱提的问题很多，丁玲后来回忆道：她问“我的经历，我的处境，我对未来的打算，我的写作计划……”
后来，丁玲又到史沫特莱家去过一次，仍是由冯达将两人的意思译过来，翻过去。有人曾这样回忆两人的相识：“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牺牲后，史沫同志经常访问丁玲，往还密切，每次都带冯达作翻译，冯遂与丁玲相识……此时冯达常常找她，初为公事，后成私交，便同居了。”看来，史沫特莱无意中当了牵红线的月下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