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驳论《破墨癖说》也很有特色。世人多吹嘘南唐李廷珪墨，李格非说：“余用薛安、潘谷墨三十余年，皆如吾意，不觉少有不足，不知所谓廷珪墨者，用之当何如也？”然后逐条反驳了吹嘘李廷珪墨的各种论据。一是“吾墨坚可以割”，作者反驳说：“余割当以刀不以墨也。”二是“吾墨可以置水中，再宿不腐”，作者反驳说：“然吾贮水当以盆罃，不用墨也。”三是“吾墨皆百余年不败”，作者反驳说：“此尤不足贵，余墨当用二三年者，何苦用百年墨哉！”四是“吾墨黑”，作者反驳说：“天下固未有白墨。”最后作者感慨道：“夫碔砆之所以不可以为玉，鱼目之所以不可以为珠者，以其用之才异也。今墨之用在书，苟有用于书与凡墨无异，则亦凡墨而已焉，乌在所宝者？嗟乎！非徒墨也，世之人不考其实用而眩于虚名者多矣。此天下寒弱祸败之所由兆也，吾安可以不辨于墨。”反对“不考其实用而眩于虚名”，这就是全文主旨。
李格非的记叙文也写得不错，《隐士廉复墓碑序》是一篇有序无铭的墓碑，为我们生动刻画了廉复这样一位隐士形象。廉复与李格非“同里”，卒于元丰七年（１０８４），时已八九十岁，生于宋真宗咸平三年（１０００）前后。少时曾“负书应举”，而“年未四十”就“尽束其生平所读书，置屋栋间，而独抱夫《易》以老焉”。
作者一连提了三个问题，是因为“憎世而丑俗欤”，还是“爱其身以有待欤”，或是“得丧轻重已判于胸中欤”？这种写法比直叙更易引人深思。接着写其三事：“筑室结庐，植竹数千、木数百，……他人毕力莫能及”；“种田百亩，活十余口，年岁无不给”；年“八九十，而见其犹有童颜”。以致人们疑他“筑室植木有术”，“必能化黄金”，“必能饵丹”，甚至向他“求其术”，引出他的一段议论：“是安得术？吾于筑室植木也，知不以彼之成坏易吾之诚；于家也，知不以彼之盈虚夺吾之常理；于身也，知不以思虑撄拂吾之胸中。如是耳，安得术？虽然，若有问治天下国家者，吾亦将以是语之。”末二句表明，这既是养生之道，也是治国之术，这位隐者绝非常人。
李格非文以《洛阳名园记》为最有名：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殽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余故尝曰：洛阳之盛衰也，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正（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蹴，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余故曰：园囿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余岂徒然哉！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历代对此文都评价很高，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四云：
“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阳名园记》，读之至流涕。文叔出东坡之门，其文亦可观，如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囿之兴废”，其知言哉！”张琰《洛阳名园记序》云：“文叔方洛阳盛时，脚迹目力心思所及，亦远见高览，知今日之祸。……呜呼！可谓知言哉！”楼钥云：“斯文之作，为洛阳，非为园囿；为天下，非为洛阳。文字不过二百字，而其中该括无限盛衰治乱之变，意有含蓄，事存鉴戒，读之令人感叹。”小题大作，“意有含蓄，事存鉴戒”，这就是此文备受推崇的原因。
刘克庄称李格非“文高雅条畅，有义味，在晁（补之）、秦（观）之上，诗稍不逮”。谓李格非的诗不逮文是对的，但谓其文在晁、秦之上则未必。《涧泉日记》卷下云：“尹少稷称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更是言过其实。
八、“以尺牍擅名，而其词亦工”的李之仪
苏轼门人远不止苏门四学士、后四学士、六君子几位，有一些未更入其中的，其文学成就甚至高过其中的某些人。如李之仪。
李之仪（１０４８-１１２８）字端叔，号姑溪居士，沧州无棣（今属山东）人。治平四年进士及第，曾任河中府万全县令、权知开封府开封县。元丰中辟入延幕府，为折可适所知。六年，杨景略奏辟出使高丽。元佑中为枢密院编修官，与苏轼、苏辙交游。元佑八年从苏轼辟，主管定州安抚司机宜文字。绍圣四年为原州通判。元符二年，监内香药库，坐苏轼荐辟，“为奸臣心腹之党”，放罢。崇宁元年，提举河东常平，又坐为范纯仁草《遗表》，并作行状，编管太平州，居于姑熟。久之，徙唐州。政和三年，又除名勒停。重和元年以后卒，年八十余。之仪工诗善文，文风深受苏轼影响，诗名虽不及黄庭坚、陈师道，然而轩豁磊落，平淡流畅。
着有《姑溪居士文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皆诗文词合集。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一六、《宋史》卷三四四本传。
李之仪的文艺思想，很少有同时代的道学气、政教气。他像苏轼一样，着重探讨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其《欧阳文忠公别集后序》：“公尝语人曰：“笔研，我辈假以寓其趣，凡有所当寓，当随其所命意，绎展转而见于笔下。不独学书，因而可以增益其所未到处。久之，斯可乐也。”盖公之自乐者如此，故每见于翰墨者，皆抑扬顿挫，可以为学者师法。信所谓矢口而成言，肆笔而成书也。”写作是为了“寓趣”、“自乐”，而读他人作品更是为了“快意”。好的文章都不是“经意”之作，而是“乘兴”之作。如果有意经营，为文而文，作文就不是乐事，而是苦事了。他最欣赏的创作状态是苏轼知定州，作《戚氏》词的状态。他在《跋戚氏》（卷三八）中说：“一日歌者辄于老人（苏轼）之侧，作《戚氏》，意将索老人之才于仓卒，以验天下之所向慕者。老人笑而颔之。
邂逅方论穆天子事，颇摘其虚诞，遂资以应之，随声随写，歌竟篇就，才点定五六字耳。”这是毫无准备的即兴之作，完全是“矢口以成言，肆笔而成书”的随意之作。
他推崇一挥而就的即兴式创作，与他主张文贵自然是分不开的。他的《折渭州文集序》（卷三五），把文章分为“得之天”与“得之心”两类，而这两类都“非勉强而致者”。所谓“得之天”，含有个人天赋，如他所举的“师旷之聪、离娄之明”；但又不完全指个人天赋，这从他所举的诸葛亮、折可适就可看出。他说：“诸葛孔明崎岖戎马间，本以经纶为事。而《出师表》、《木栾曲》，读之者不得而优劣。岂任重迈远之气，开物成务之才，不期于言而言自至？”知渭州折可适“生将家，便马善射，制胜料敌，乃其所事。
而文辞议论，镕欲与古作者并驱争驰，岂非天得而心通之，忠义激于中，利害动于外，亦不自知其抑扬顿挫，交举相先，而见于笔下耶？”可见，他所说的“得之天”，是指并非以文为业，而文只不过是他们的事业、情感、气质的自然表露，“不期于言而言自至”。
所谓“得之心”，就是《又跋东坡兰皋园记》（卷八）所举的宜僚弄丸、弈秋善棋、轮扁斫轮、庖丁解牛，他们各有某种熟练的技能，熟能生巧，能以神会而不以力致。他说：“昔之能文之士，亦莫不然。司马相如之于辞赋，司马迁、刘向之于叙事，李陵、苏武之于诗，是以其所长自得，而因其所自得者发之于言耳。主于离娄之视，不能代师旷之聪，轮扁、庖丁不能互易其手，故能叙事者未必工于诗，而善辞赋者未必达于叙事，盖各有所专，而其他虽通，终不得而胜也。”也就是说，在他们所专的领域能够得心应手，心领神会，而在其他领域就没有这么顺手了。
一挥而就并非不作构思，只是因为这些人才思敏捷，构思迅速。其《村居阻雨，邻人以纸求书，因而信笔》（卷一七）他曾比较杨亿、苏轼两人的写作方式，两人均能一面饮酒下棋，一面为文。
杨亿运笔如飞，苏轼墨浓笔缓，“然未尝停顿，涣涣如流水，……谛思乃在其间也。”他在《跋文安国篆》（卷四一）中说：“文安国，予与之游三十年，善论难，剧谈切中，尤得于樽俎间为多。尝谓其宿构预计，不如是，必有脱略可指议处。然篆笔方严劲正，未尝妄立一笔，岂舌端笔次，自应相契，故如是？抑机警爽悟，不谋而然耶？”这里他提出了两种构思，一是“宿构预计”好的，而于樽俎间发出，故无脱略可以指议；二是机警爽悟，能一面运笔，一面“谛思”。苏轼作《戚氏》词，即属后一种情况。
文贵自然，并非不需锤炼语言。他在《跋山谷书摩诘诗》（卷三九）中说：“曾子固谓苏明允之文，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词。虽《春秋》立言，亦不过如是。概而论之，唯明允可以当此，非子固不能形容至此也。……凡落笔皆能如明允，斯可与论文矣。”文章不应以繁简丰约论高低，而应以繁简丰约当否论高低。
要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词”，就需要反复打磨。
黄庭坚作诗讲究字字有来历，讲究点铁成金，颇受后人非议。欣赏立马可待、一挥而就的李之仪也主张“作诗字字要有来处”，读读他这方面的议论，也许有助于消除对黄庭坚的误解。
他在《杂题跋》（《后集》卷一五）中说：“作诗字字要有来处，但将老杜诗细考之，方见其工。若无来处，即谓乱道亦可也。王舒王（安石）解字云：“诗，从言从寺。寺者，法度之所在也。”可不信哉！近得蔡天启句法，颇得其趣。尝记其一云：“草长蝴蝶狂深见，兴尽黄蜂欲退飞。”乃“穿花蛱蝶深深见”与“六鹢退飞过宋部”也。然用之惟在不觉，若觉则不工矣。”为什么要提倡“作诗字字要有来处”呢？因为作诗要讲“法度”，提倡“字字要有来处”，就是为了不失“法度”，防止“乱道”。长袖善舞，多资善贾，作诗作文也是一样，没有雄厚的资本，临文就会捉襟见肘，其《答人求所为诗文书》（卷一六）：“自非完养停蓄，发诸家之秘，而加琢削砻磨，以会于瑰奇，则岂复能到？”所谓“字字要有来处”，并不是要展览“诸家之秘”，而是要把“诸家之秘”加以“琢削砻磨”，有来历而又要打磨得使人“不觉”其有来历，要达到“无斧凿痕”的高度：“思道（吴可）近诗，度越唐人多矣，岂（吴）融、（韩）偓辈所能仿佛？其妙处略无斧凿痕，而字字皆有来历。”
“字字皆有来历”也不是他论诗的最高境界，只不过是他对初学者的要求。他在《跋荆公所书药方后》（卷四一）中说：“作字为文，初必谨严于时，造语须有所出，行笔须有所自，往往涉前人辙迹，则为可喜。久之，语以不蹈袭为工，字则纵横皆中法度。”
《跋吴思道诗》（卷四）：“凡造语贵成就（独创），成就则方能自名一家。”他论文最推崇苏轼，而苏文之所以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在于苏文的变幻莫测。他在《答人求所为诗文书》中说：“窃闻平居专以欧阳永叔、王介甫之文，备肘后之索。甚矣，二人之文乃一时宗也。长江秋霁，千里一道，滚滚滔滔，到海无尽。其如风雷雨雹之骤作，崩腾汹盠之掀击，暂形忽状，耸一时之壮气，极天地之变化，则吾东坡老人未可以轻议。虽时所禁，要亦不得而舍。”可见他最欣赏的并不是“涉前人辙迹”，而是“极天地之变化”。
李之仪还对诗歌各体的特征，特别是对词的特殊风格作了系统的论述。他在《谢人寄诗并问诗中格目小纸》中说：“凡所谓古与近体（指古体诗与近体诗），格与半格（格律诗与半格律诗）及曰叹、曰行、曰歌、曰曲、曰谣之类，皆出于作者一时之所寓，比方四《诗》而强名之耳。”四《诗》是指《诗经》的国风、大雅、小雅、颂。他认为各体诗歌都是寄寓作者感情，与《诗经》相比较而各有特点，故有不同称谓。接着他还简明扼要地概述了各体诗的特征。
李之仪诗体论的最大贡献是他明确提出并阐明了长短句“自有一种风格”。北宋论词之作甚少，夏承焘先生把南北宋之际的李清照的《词论》断为“宋人最早的一篇论词的文字”。其实比李清照长三十六岁的李之仪有不少论词之文，而《跋吴思道小词》（卷四○），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李清照的《词论》：
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唐人但以诗句，而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词》是也。至唐末，遂因其声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间集》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由是知其为难能也。
张子野独矫拂而振起之，虽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余。良可佳者，晏元献、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余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又非其类也。谛味研究，字字皆有据，而其妙见于卒章，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平可得仿佛哉！思道覃思精诣，专以《花间》所集为准，其自得处，未易咫尺可谈。苟辅之以晏、欧阳、宋，而取舍于张、柳，其进也，将不可得而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