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中郎有女子，亦陷虏中垂一纪。暮年不料逢阿瞒，厚币赎之归故里。惜哉此女不得如，终竟老死留穹庐。空教诗语传凄恻，不减《胡笳十八拍》。”“中郎”指蔡邕，“阿瞒”指曹操，《胡笳十八拍》传为蔡邕女蔡文姬所作。此诗有一些可疑的句子，序谓“自称秦学士（观）女”，诗则不当言“郎罢声名传海内”；全诗均模仿秦观女口气，即使是曾季狸口气，也不当自吹“不减《胡笳十八拍》”。
但全诗四句一转韵，活泼跳荡，是一篇流丽婉转的七言古诗。
以上皆古体诗，朱熹谓其“近体又胜古风”，五律如《宿正觉寺》：“正觉江边寺，风烟罨画然。庭罗合抱树，门泊钓鱼船。暮雨凉初过，中秋月正圆。无人来共赏，独自占江天。”七律如《金石台》：“江上迢峣百尺台，摩挲尘迹但徘徊。不辞浊酒三杯醉，坐对晴空万里开。楚泽风烟随处好，仙家桃李有谁栽。黄花过了梅花发，待我扶藜得复来。”七绝如《积翠楼》二首：“手扪霄汉摘天星，脚踏丹梯最上层。须信神仙足官府，能令鸡犬亦飞升。”“少日便怀丘壑情，看山看水饱曾经。如今积翠楼头望，看尽江南未了青。”五绝如《梅花》：“桃李艳阳态，笑我不入时。松竹贫贱交，却是同襟期。”其他如《疏山三首》的“衣湿为穿山雨过，手香因折野梅来”；“西岭东冈烟漠漠，南溪北涧水潺潺”等等，皆可正朱熹之说。
曾季狸与同时文人多有从和，从中亦不难看他们对他的推崇。张栻《送曾裘父》云：“交旧间何阔，能来浃日留。还寻佳橘颂，惜别仲宣楼。探古书盈屋，忧时雪满头。绝思黄阁老，招隐意绸缪。”赵蕃《寄赠曾裘父兼呈严黎二师》：“尚友当论世，如公实并游。近功称共学，为伪说横流。白首无愆素，清名所得优。百年安瓮牖，万里罢浮游。太守尊徐孺，乡人慕少游。成蹊自桃李，有臭别薰莸。久矣闻风义，因兹速置邮。”赵还有《曾裘父寄二绝并呈审知，一再次韵，前以寄曾，后寄审知四首》，曾卒，又有《闻曾裘父丈亡，追用前韵寄审知二首》等诗，此不赘述。
第五节 曾巩亲友门人
据陈师道《光禄曾公神道碑》载，曾易占有女九人，“女嫁承议郎关景晖、南康主簿王无咎、秘阁校理王安国、江宁府教授朱景略、秘书丞李中、承议郎王几、宣德郎周彭孺，一卒于家，一再适王无咎，凡女九人。”其中多数事迹无考，王安国为安石弟，详后。这里先介绍关景晖、王无咎。
一、“谏上爱民力、固基本”的关景晖
关景晖（生卒年不详），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嘉佑八年（１０６３）进士。娶曾巩之妹，曾巩《郓州平阴县主簿关君妻曾氏墓表》（卷四六）去：“吾妹既殁之六年，景晖得进士第。”可见景晖娶巩妹当不晚于嘉佑二年（１０５７）。为郓州平阴县主簿。熙宁间，为奉议郎、知亳州谯县。奏进《汴都赋》，召对，官于河北。事迹见曾巩《郓州平阴县主簿关君妻曾氏墓表》，晁补之《汴都赋序》（卷三四）。
晁序云：“圣人初无意于言，六经之辞皆不得已。夫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于详说（指汉代大赋的铺陈排比），而后终之以说约（指汉代大赋多以讽谏结，所谓曲终奏雅）。听廉者语，不若听夸者语，夸易好也。听狡者语，不若听婉者语，婉易从也。故赋之类常欲人博闻而微解，见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太行吕梁、舟车万里之勤，则使人思投辖弭节。见人言州闾大会、宾主酬酢、匏竹啾咽、晡夕厌满、酤酸肴昲，则使人思弛滞而卧。故《上林》、《羽猎》言卒徒之盛、终日驰骋，则必以节俭成之。扬雄以谓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后世猥以雄悔之，因弃不务。然补之窃怪，比来进士举有司者，说五经皆喜为华叶波澜，说一至百千语不能休，曰“不如是，旨不白”，然卒不白。至辞赋，独曰是“侈丽闳衍”，何也？”可见他是赞成汉代大赋的“侈丽闳衍”的，并以当时的经义考试“说一至百千语不能休”讥否定汉代大赋者。
北宋京城汴京十分繁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有生动反映。以《汴京》名篇的宋代大赋就有好几篇。第一个作《汴都赋》的是关景晖，惜已失传，仅从晁补之《汴都赋序》略知其梗概：“宋兴百年，仁宗时天下乂安，人务衣食。至熙宁、元丰间，积累滋久，于是天子方奋然有意修法度、齐庶官，正宗庙、宫室、井衢、城域，使各有体，以隆中兴，示天下为太平观。而奉议郎、前知亳州谯县事关景晖初奏《汴都赋》以讽，天子嘉其才，命对便殿。景晖言：“天子盛德，焦劳天下，盖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归之清净。”以谏上爱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赋旨。天子以语宰相，使补中都官之缺。景晖贫，不能留京师，乃官河北。而先帝弃天下，景晖亦行去河北，抱其赋而泣，以属北京国子监教授晁补之序其意。”
“爱民力、固基本”即为此赋主旨。大约同时，周邦彦也撰有《汴都赋》，颇受神宗赏识，被命为太学正，享誉当时，蜚声后世。
元佑八年关景晖撰《丽水县通济堰詹、南二司马庙记》，首写丽水县通济堰的水利：“丽水十乡，皆并山为田，常患水之不足。去县而西，至五十里，有堰曰通济。障松阳、遂昌两溪之水，引入堰渠，分为四十八派，析流畎浍，注溉民田二千顷。又以余水潴而为湖，以备溪水之不至。自是岁虽凶而田常丰。”次写修复通济堰及詹南二司马庙：“元佑壬申，堰坏，命尉姚希治之。明年，帅郡官往视其成功。堰旁有庙，曰詹、南二司马，不知其谁何。墙宇颓圮，像貌不严，报功之意失矣。尉曰：“常询诸故老，谓梁有司马詹氏始谋为堰，而请于朝，又遣司马南氏共治其事。
是岁，溪水暴悍，功久不就。一日，有老人指之曰：“过溪遇异物，即营其地。”果见白蛇，自山南，绕溪北，营之乃就。明道中，有唐碑刻尚存，后以大水漂亡数十年矣。乡之老者谢去，壮者复老，非特传之愈讹。而恐二司马之功遂将泯没于世矣。庙今一新，愿有记焉。”末以称美叶、姚能继詹、南作结：“予以二公之作，而兴废之迹，罕有道者。按近世叶温叟为邑令，独能悉力经画疏辟，楗畜稍完以固。叶去，无有继者。姚君又能起于大坏之后，夙夜殚心，浚湮决塞，经界始定。呜呼！天下之事，莫不有因久则弊，弊则变，变则复，理之然也。因之者，二司马也。弊而能变，变而能复，叶、姚之能事，岂下于詹、南哉！后之来者，令如叶、姚二君，堰之事安能已哉！”全文叙事条理分明，行文简洁，揭示出天下之事“久则弊，弊则变，变则复”之理，“堰之事安能已哉”，更对后人寄予了无限希望。
二、“微言奥旨，精思力索”的王无咎
王无咎（１０２４-１０６９）字补之，南城（今属江西）人。进士及第后，初补江都县尉，调卫真县主簿、天台县令。后弃官从王安石学。以家贫再仕，补南康县主簿。王安石执政，召至京师教学。熙宁二年，诏以为国子监直讲，命且下而卒，年四十六。无咎好学善属文，梅尧臣《答王补之书》云：“适观足下十篇之作，深厚诣道，究古人之所不及，发前史之所未尽，其至乎至者矣。前日在欧阳永叔坐中，已尝览足下之文，相与叹激理意之高远。思二十年时所见文章，始去对偶，其用已焉乎哉。字之未能安，稍安则谓之能文，岂在识道理，要趋向耶。如足下今日之文，当其时可谓杰出矣。”曾肇《王补之文集序》（卷三）称其“于书无所不读，于圣人微言奥旨，精思力索，必极其至。于诸子百家、历代史记是非得失之理，必详稽而谨择之。本茂华，源深流驶，故其为文贯彻古今，反覆辨博，而卒归于典要，非特驰骋虚辞而已。
充补之之志，盖将着书立言以羽翼六经，而不幸死矣”。王安石《王补之墓志铭》云：“所在学者归焉，贤士大夫皆慕与之游。然君寡合，常闭门治书，唯与予言莫逆。当熙宁初，听谓质直好义，不为利疚于回而学不厌者，予独知君而已。”着有《王无咎集》十五卷，已佚。事迹见王安石《王补之墓志铭》、《宋史》卷四四○本传。
三、“躬耕着书，不求人知”的吕南公
曾巩乡人吕南公（１０４７-１０８６）字次儒，号灌园，建昌南城（今属江西）人。出身贫苦，于书无所不读。治平末出游，熙宁初试于礼部，屡试不第。退而筑室灌园，不以进取为意，益务着书，借史笔褒贬善恶，以“衮斧”名所居斋舍。元佑初，立十科取士，曾肇等举荐，欲命以官，未及除授而卒，年仅四十。曾巩《与王向书》（卷一六）云：“比得吕南公，爱其文。南公数称吾子，然恨未相见。……吾子与吕南公、黄曦皆秀出吾乡，一时之俊，私心喜慰，何可胜言。”曾肇《荐章处厚、吕南公、秦观状》（卷二）云：“建昌军南城县布衣吕南公，读书为文，不事俗学，安贫守道，志希古人。常举进士不合，退处畎亩，躬耕着书，不求人知，自足丘壑。
江南素称多士，如南公言行卓然，少有其比。臣今保举堪充师表科。”吕南公的诗文在生前未曾结集，殁后由其子吕郁编为《灌园先生集》三十卷，已佚；至清初仅存抄本《吕次儒集》一卷；后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诗文，编为二十卷。事迹见《宋史》卷四四四本传。
吕的文论主张，与曾巩相近。在文、道关系上，他不否认文的重要，以为“无志于立则已，必有志焉，则文何可以卑浅？”他的《与汪秘校论文书》（卷一一）历论文章的源流盛衰，上起周秦，下迄唐宋，是很重要的宋代文论名篇。他论文道气的关系云：
“言以道为主，而文以言为主。当其所值时事不同，则其心气所到亦各成其言，以见于所序，要皆不违乎道而已”；“盖古人之于文，知由道以充其气，充气然后资之言，以了其心，则其序文之体自然尽善，而不在准仿。”认为重道需尊经：“自周之晚，六经始集，七十子之徒虽不以诵经为功，然其尊仰孔子盛于前世。及孟子、荀卿相望而出，益复尊孔子而小众家。故秦火既冷，而汉代诸生为辞，不敢自信其心，而曰我歌颂帝王盛德，与夫论述世故，皆出入六经，峻有师法，不可疵颣。此西汉文所以见高于世，而东京以下学士不易其说也。”东汉以来，文与道歧为两途，他虽然认为“解诂，人轻之亦错矣”，但他强调解诂者未必一定明道：“文之为道，由东京以下始与经家分两歧，其弊起于气不足以序言之，人耻无所述，因乃琐屑解诂，过自封殖，且高其言以欺耀后生，曰：“文者虚辞，非吾所取，吾当释经以明道而已。”疲软人喜论销兵，是故相师而成党。嗟乎，从之者亦不思矣。夫扬（雄）、马（司马相如）以前文章，何尝失道之旨哉？”是的，秦汉训诂之学并不发达，反不失经之旨意。他认为文是用以“序言”的，“古之人以为道在己而言及人，言而非其序，则不足以致道、治人，是故不敢废文”。他认为文是随着时代而变的，“与时而变，不袭一体”：“商之书，其文未尝似虞夏，而周之书，其文亦不似商书，此其大概。若条件而观之，则《谟》（《大禹谟》、《皋陶谟》）不类《典》（《尧典》、《舜典》），《五子之歌》不类《禹贡》，《盘庚》不类《说命》，《微子》又不类《伊训》，至于《泰誓》、《洪范》、《大诰》、《周官》、《吕刑》之文，皆不相类也”；“刘向之文未尝似（董）仲舒，而相如之文未尝似（司）马迁，扬雄之文亦不效孟子也”；“由扬雄至元和千百年，而后韩（愈）、柳（宗元）作，韩、柳之文未尝相似也。”“知道”不是指解诂，而是指治事治国之道，是指“善于行事而有益于世”。
他认为文难于解诂，也重于解诂：“陆澄非不能说经，而当时有书厨之讥，此足以见为文难于解诂。夫使韩、柳为澄之解，而有不能乎？彼韩、柳者，盖知古人之学不如此，是以略其不足为者，精于其可为者耳。”他驳“经术明则道可行”说：“夫（郑）康成、王肃之时，大乱数百年而后止，此时学者岂不知宗本王、郑经术耶？
道何以不行也？孔孟以前学者未尝解经，而言治者每称三代。
且先王所谓明道者，岂解诂章句之谓乎？后人欲追治古经，而按此以进焉，吾不知其与捕风者何异矣。天下治乱有常势也，儒者之才不务见于事功，以助为国者之福，而希世沽名，苟为家说以乱古书，自称高妙，此何所补？”他认为当今之文有两种，有合道之文，有场屋之文，认为后者不足以称文。他问汪秘校说：“当今文与经家分党之际，未知秘校所取何等之文耳。若尧、舜以来，扬、马以前，与夫韩、柳之作，此某所谓文者。若乃场屋诡伪劫剽，穿凿猥冗之文，则某之所耻者。往时尝为之矣，然未尝以之比数于文也。譬犹美女时花，细丽艳妖，朝盛而夕衰焉，目虽偶游，不足以为荣观。必若黄河、泰山，峻厚高简，浑灏奔注，与天地齐同，而日月不能老之者，此某之所以究心，未识所取亦在此否？”他反对模仿：“张衡、左思等辈于道如从管间窥豹，故其所作文赋紧持扬、马襟袖而不敢纵其握。自是文章世衰一世，几于童子之临模矣。”由汉至唐，文人“寂寞无足称”，原因就在于“不知由道以充气，而置我心以视效他人，故虽劳犹不能杰然自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