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多子多福的观念导致人口的非理性增长，而人口超过传统农业所能承受的极限后，社会危机就会爆发。遗憾的是，执政者发现不了人口压力与执政危机、社会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发现了，马尔萨斯就会首先出现在中国，而不是英国。鸦片战争前几十年，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担心人口会对人类构成危胁，于是呼吁大英人民要讲道德——晚婚、婚前守节、夫妻自我限制同房频率等。事实上，马尔萨斯的呼吁在英国，像中国的杞人一样可笑，因为以前及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马尔萨斯的担心完全多余，相反，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诸多国家，现在担心的倒是人口的负增长问题了，特别是法国，政府甚至认为一个法国女人生孩子，就是热爱法兰西民族了。
如果说马尔萨斯的呼吁有些可笑的话，那么面临早婚早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三妻四妾等状况导致的人口非理性的增长，中国知识分子中竟没有出现一个马尔萨斯这样的学者，就是很可悲的了。人口问题，中国的康熙倒是发现了，认为“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清圣祖实录》卷240），可是英明如他，除了感叹“朕常以为忧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编：《康熙起居注》）之外也没有任何法子。乾隆在位时，也学着祖父的样子“朕甚忧之”（《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御制诗四集》卷93）。乾隆帝发愁的同时，大清有个叫洪亮吉的学者，也在发愁，并且因此而被人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问题是这中国的马尔萨斯所能想出的高招仍然可能导致生育的增长，他的措施如下：垦荒、移民、减税、防止土地兼并、艰苦朴素、开仓济民等。总之，这些最英明的帝王与学者，怎么着也不会想到限制生育这一条路上去。传统条件下，那是多么不道德的一个想法啊。当然如果想到了，我们现在也不会这么气极败坏地急煞车“只生一个好”了！
中国人口问题很不幸地验证了马尔萨斯的理论，人口达到一定的极限，战争、瘟疫和其他灾难就会成为减少人口的最后的措施，贫困也就成了全体中国农民不可避免的命运。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次数最多，规模最大，死伤最惨，效果最不理想！
古代农民造反的时候，除了把自己的穷困归罪于贪官污吏与皇帝的无能之外，他们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如今，中国的史者一般仍习惯于在政治方面找农民战争的原因。政治虽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我上学的时候，就发现历史老师讲农民起义有个固定的套路，某朝某代末年，吏治腐败，土地高度集中，阶级矛盾尖锐，农民忍无可忍，终于揭竿而起。所到之处，从者如云，义军势力大增，摧枯拉朽，沉重地打击了地主反动势力。但是，由于农民缺少先进阶级的领导，缺少先进理论的指导，最后还是失败了。其实，封建社会之体制，吏治何时不腐败呢？至于土地高度集中，也并不一定导致阶级矛盾尖锐，比如英国圈地运动后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大地产制，阶级矛盾虽然有所升温，但是与圈地运动大约同时兴起的济贫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一矛盾，所以它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所以，对于中国传统农民来讲，可怕的不是做长工，也不是做佃农，可怕的是，不管做什么，仍然填不饱肚子。站在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压力首先意味着大量多余的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就意味着流民与饥民的增加。人口压力还意味着劳动力的贬值，劳动力一旦贬值，即使没有天灾人祸，长工的温饱维持仍然有危机；如果再遇上天灾人祸，那么佃农的日子也将成为问题。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农民们再蒙昧，也会选择前者，于是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所谓的阶级矛盾，首先是一个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其次才是社会公正及分配不均等问题，第三就是政府对饥民的处置问题。就像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一样，如果政府处置得当，那么危机就会过去，如果处置不当，危机就会转化为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之后，德日意的社会走向与美国的社会走向就是最好的例子。遗憾的是，中国封建政府既发现不了人口问题，又搞不好社会公正问题，更对天灾人祸对农民的影响缺少有效的管理及弥补措施，其王朝的倒台就是必然的了。
如果按王朝轮回的大致时间推算，我们可以发现，战争会使人口大量地减少，但是二三百年过后，人口问题会再次出现。至于农民缺少先进理念先进政党云云，倒是十分确切的。因为农民不代表先进力量，不代表先进生产关系，他们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这种盲目导致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的成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表现在：第一，农民起义大都失败了。第二，即使成功了，也不是农民的成功，而是某个农民领袖的成功，天下是他家的天下了。第三，战争导致人口锐减，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张力相对扩大，农民的肚皮危机暂时缓解。第四，新王朝对于新到手的天下，相当于一个小资女人对于新买到手的新衣服，穿着时还是有些爱护的，所以统治者还是比较亲民爱民的。第五，农民杀了旧皇帝，代之而起的是新皇帝；农民杀了旧地主，代之而起的是新地主；可农民依然是农民，仍然是皇帝、儒家和小农构成的金字塔体系的最下层。最后，战争过去了，但是和平时期，政府鼓励人口无限制地增殖与开荒辟地，意味着整个社会已开始为下一次战争准备人力、物力与财力。
中国农业政府分析
如果说传统中国农民是蒙昧的，那么中国的农业政府更是蒙昧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一逻辑放到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似乎最成立了。农民发现不了穷困的根源，政府也发现不了倒台的原因。双方在较量的时候，不是你吃我就是我吃你，不像英国的农民领袖泰勒那样会与国王谈判，提出明确的政治与经济要求。结果，领袖虽然被国王杀了，但是政府的运作会朝着农民领袖所提的建议前进，历史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进步的。
纵观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没有一届王朝能绵延不绝地持续下去，没有一家一姓能让江山永固。比如秦始皇，忙活了那么长时间，杀了那么多人，光长平一役，赵国就为这个秦始皇的大一统付出了四十万士兵的性命，但是上天似乎并不照顾始皇家，小板凳还没暖热，就被人踹出局了。更有意思的是，中国每一届新王朝似乎都不傻，他们在坐稳江山之后，整个心思都放到江山永固这一方面了，特别是在吸取前朝灭亡教训方面最积极，每个朝代的开国君主都会搞中央集权这一老把戏。士大夫们在这方面也不甘寂寞，纷纷献言献策。比如范仲淹改革、王安石改革、张居正改革，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还有那不赞同改革的，比如苏轼，干脆认为富强对一个政府来讲并不是好事，并且举例说秦强隋富，但是国运却不长，还不如按老规矩老传统，以仁义示人，以德服强邻，打不过咱就不打，能打过咱也不打，苏才子倒是不幸言中了，北宋南宋虽然病病歪歪哼哼叽叽的，但是寿命反而在中国的朝代中名列前茅。这导致我们直到今天，给中国的传统政府开不出一个公认的药方来，比如，汉武帝与文景之治，哪个更好呢？更重要的是，哪个能江山永存呢？王朝末年，人口超过了警戒线，作为皇帝本人，饶是再英明，个人品德再完美，那又如何呢？更何况，一般的执政者在自身道德与执能能力上本无值得称道之处！
总之，中国传统政府是低能的，这种低能除了因农民本身的蒙昧而对它没有促进以外，更多的是它自身的痼疾。
【一】传统中国政府就是个事实上的大农户
传统农业政府每日里关心的就是两件大事，一件是天事：天公没有干旱，雷公没有雨涝，黄河没有决口，运河没有淤塞，蝗虫没有飞来，疫病没有袭来。种地不需要智商，管理种地者，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甚至也不需要效率。所以低效与低能是中国传统政府的特色。我们常规的说法是小农经济导致了官僚主义。还有，中国政府是靠天吃饭的，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这与西方的一些商业国家是有很大区别的，商业国家是靠人吃饭，靠冒险吃饭，靠交易吃饭，民众的素质决定了商业政府的高效与高智。
中国传统政府关心的另一件事是人事：雇工没有偷懒，佃户没有漏租，官员没有贪污，农民没有起义，生意人没有耍奸，读书人没有谤政。围绕这些人事，政府的牧民政策就是愚民，经济政策就是重农抑商，至于读书人，一读书就变得很不老实，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把科举的笼头戴到他们头上，还在上面加了一个文字狱做成的紧箍咒，即使他们当官了，什么时候想勒勒笼头，念念咒，都随政府的便。如此情况下，中国传统政府的日子总的来讲是舒坦的，舒坦到执政者无需打理他的天下，比如万历深藏内宫，不理朝政，而他治下的整个国家机器仍会按照惯性继续运作下去而不出什么大的纰漏。于是，管理技术不需要提高与进步，执政者的执政素质也就永远在一个最低的水准徘徊。
这种水准，在解决传统问题时就很吃力，比如赋税改革，比如农民起义方面。解决不好，政府整个就玩完了。更关键的是，这种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缺陷使得中国的王朝统治者在面对异质文明的时候，既无积极的反应，不得不反应时又缺少有效的措施，整个一个无所措手足。比如资本主义国家在近代对中国做出战争行为之前，要求的只是商业贸易与平等外交。但是这些新鲜玩艺儿，不只明朝的统治者不明白，清朝十几个皇帝也不明白。这种不明白跟一个帝王的英明与昏庸根本没有关系，甚至跟整个统治集团的腐败也没有关系，而是几千年的农业政府自身的痼疾所决定了的。一句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蒙昧于世界大局，再英明的帝王也在局内！一个人没有本事掂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大地，一个帝王，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的皇帝耕帝籍田，只是一种象征，而1769年奥地利的约瑟夫皇帝却真正耕种了一块土地。异域皇帝的这种实干精神真是让我们感叹不已。【二】传统政府的重农思维
政府知道，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来源和基础；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农业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贾谊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管子在《牧民》篇里强调：“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鉴于此，政府总是耐心地劝民务农，并且不惜以身作则——皇帝耕帝籍田，皇后去采桑。特别是耕帝籍田，已经成为政府每年要举行的国家仪式之一：每年的孟春之月（每季被分为孟、仲、季三段，孟春是立春至雨水这段时间），皇帝要选择合适的时辰，耕帝籍田（用来供应皇家祭祀的农田）。皇帝亲自用车载着犁铧，放在陪衬的护车武士和驾车的人中间，率领三公、九卿、大夫，到帝籍田亲自耕作。天子推犁三下，三公推犁五下，其他诸官推犁九下。虽然这只是一种纯粹的仪式，百姓们从中领教的，只能是它的象征意义，但是其导向则是十分明确的。
这里插点闲话，西欧政治经济学中重农学派的鼻祖魁奈隔着千山万水，对中国皇帝亲自耕田的镜头向往不已。只可惜他老兄不是皇帝，不能亲自尝尝“犁子”的味道，但他是凡尔赛宫的御医，于1756年通过庞巴杜夫人，劝说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籍田仪式，十余年后，他又用中国皇帝亲自扶犁来劝导皇太子——路易十六，促成路易十六在1768年举行的一次宫廷典礼上，亲手拿着用丝带装饰的耕犁模型在众人面前展示。一年后，也就是1769年，奥地利的约瑟夫皇帝使用一张完全与真的农具一样大小的犁，耕种了一块土地。异域皇帝的这种实干精神让我感叹。维多利亚时期的诸多贵族包括维多利亚女王的那位来自德国的丈夫在内，都对农具改进与农业技术等活计深感兴趣并且亲自设计与操作，相形之下，农业大国中的中国贵族与知识分子本身对于农业的重视却仅仅停留于口头与仪式上，从来不屑于并且轻视稼穑之事，这一点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