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智宝。
——《维摩经·佛道品》
墀松德赞去世之后，继位的是他的次子牟尼。前文我们讲过，墀松德赞大力扶持佛教，曾经专门安排过佛教僧侣作为赞普与王公贵族之子孙的导师，所以墀松德赞的孩子从小就是在佛学的熏陶里成长起来的。
牟尼虽然做了赞普，纯然仍是一片佛心。他热心地在桑耶寺举办法会，就在这个法会上，他注意到了一件很不合乎佛理的事情，那就是臣民们的贡物有多有少，悬殊很大。不谙世事的牟尼于是下了一道命令，让吐蕃的臣民们平均财富。
可想而知的是，这样的政令一定很难付诸实施，但牟尼毫不气馁，一次做不到就再做一次，如是者三，牟尼终于被自己的母亲下药毒死了。
是呀，即便在现代社会，虔心佛教的富人很多，他们可以斥金百万在某座名寺拍得除夕的第一炷香，可以用大桶的金粉为佛像再塑金身，但依然没听说有谁把自己的所有财产拿出来和贫苦的同胞均分。佛教虽然讲众生平等，讲了无牵挂，但这样的教理只有在打了折之后才能被大众接受。
牟尼一死，他的弟弟墀德松赞接任赞普，仍然大力地发展佛教。墀德松赞继位之后，他童年时代的佛教老师也跟着一步登天，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这两个人的关系，很像我们熟悉的光绪皇帝和翁同龢的关系。
墀德松赞对那位从小教育自己长大的佛教老师有着儿子对父亲一般的感情，纵然自己执掌大权了，许多军国大事也每每征求老师的意见。在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事件里，正是这位佛教老师促成了吐蕃与李唐王朝的和平外交。这是西藏佛教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因为从此就开了佛教首脑参与政务的先例，以后西藏形成“政教合一”的特殊社会格局，藏民对佛教统治形成了很好的心理接受度，“活佛转世”之所以能够敏感地牵动起各方面的政治势力，那一粒种子就种在这里。
墀德松赞死后，接任的是他的儿子热巴坚，佛教在西藏的发展至此而近乎登峰造极。
热巴坚的崇佛几乎到了佞佛的地步，很像汉人之中的梁武帝。“热巴坚”并不是他的本名，“热巴坚”是“长发人”的意思，人们之所以用这个词来称呼他，因为他每次迎接佛教僧侣的时候，都会低下头来，把一头长发铺在地上，请僧侣践踏而过。
除了以身作则之外，热巴坚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提高了僧人的待遇标准，使每一位僧人至少都有七户居民供养，另外还出台特别的法律，凡是态度不敬地用手指点僧人的就砍断他的手指，凡是以恶意瞪过僧人的就剜下他的眼睛，至于军国大政，则交给佛教老师全权掌管。我们知道，政治领袖对宗教再怎么尊崇，也常常是出于政治目的，这位热巴坚却是一个例外，他首先是一名佛教徒，其次才是吐蕃的赞普。
但是，就算崇佛是没错的，也不能尊崇得太过分了。热巴坚的这些做法自然给自己树敌无数，招致了上上下下太多人的不满，终于被手下的大臣设计杀害了。
热巴坚死后，大臣们拥立了他的哥哥达磨，这是一位素来以“嗜酒喜肉，凶悖少恩”而闻名的强人。正如《老子》所谓“反者道之动”，佛教在西藏发展到这里，仿佛之前捧得越高，就是为了这一刻跌得越狠。达磨施展铁腕手段开始了灭佛大计：终止对僧侣的一切供应，把所有的佛寺的大门通通砌死，然后再画上僧人饮酒图，而追溯祸源，一切始于文成公主携带释迦牟尼的佛像入藏，于是宣布文成公主为罗刹鬼。
这时候的西藏，是任何一个佛教徒看了都会伤心落泪的：小的佛像被埋起来，大的佛像被捆起来，逃亡的著名僧侣遭到刺客的追杀，佛经要么被烧掉，要么被扔到河里。本地僧侣要么被勒令还俗，要么改宗苯教，对那些强硬分子就逼迫他们带上弓箭和猎狗去打猎，逼他们违反不准杀生的戒律。从拉萨到桑耶寺，从中心到边地，转眼之间，佛教就要在藏地被彻底肃清了。
令达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吃斋念佛的僧人里边竟然也有武艺高强、胆敢与王权作对的。一位名叫贝吉多吉的僧人携带弓箭，潜入拉萨，在一次达磨外出的时候一箭射杀了他，这比少林寺武僧的传说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幸运的是，贝吉多吉趁着纷乱逃过了搜捕，辗转逃亡到西宁一带，继续修持佛法，得以寿终。而随着达磨的死，吐蕃在混乱的局势中迅速地四分五裂，作为一个统一政权的吐蕃就此灭亡了，西藏的佛教从此也陷入了长达百年的沉寂时期。对此情此境，任谁能不慨叹祸福相因、世事难料呢？
释迦牟尼纵然悟出了无常之理，他所创立的佛教毕竟也难逃无常的命运。
3．从知识到力量：佛教从西藏底层的兴起
不舍一切世间事，成就出世间道。
——《华严经·十地品》
当培根说出“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一些特殊含义在内的。“力量”这个词，在原文里是power，而power不只是“力量”，更是“权力”。如果掌握了更高的知识，就可以获取更多的权力。佛教在西藏的流传过程恰恰就是对这句话的真实印证。
达磨灭佛的百年之后，佛教混杂着苯教，渐渐在藏地复苏了。达磨之前，佛教在西藏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路线，靠统治者的力量在全境推广，而这个时候，佛教却走了一条相反的自下而上的路线，从民间开始，慢慢积累自己的力量，先获得了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然后再顺势获得了政治地位。
僧侣们怎样从社会的底层逐渐获得了经济与社会地位呢？原因非常简单：在文化相对落后的西藏地区，僧侣既是神职人员，同时也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识文断字，会治病，懂法术，有着高深的天文知识，甚至为西藏制定了历法。总之，他们掌握的知识是大多数的俗人们不曾掌握的。这种情形颇有几分像中世纪的欧洲，汉人反而很难理解，因为在汉人的传统里，儒家才是最主流的知识分子阶层。因为汉、藏的这种文化差别，汉人对佛教更欣赏它的哲学与美学的一面，藏人却更多地把佛教当做一种高级而神秘的知识，所以更多了几分敬畏，也更看重它的实用性。
实用性越强，想学的人也就越多，谁不想学成莲花生大师那一身足以降妖伏魔的本领呢？于是，需求强了，佛教知识的价码也就高了。在当时的记载里，有的僧人每向人传授一法，就要收取很多金子，甚至还有僧人传授密法的条件是要对方把所有的财产都献给自己。咒术和行医的市场越大，僧人们也就越来越富有了。
这一时期最富有的僧人就是“三素尔”之一的小素尔。所谓“三素尔”，是素尔家族里的三位名人，正是因为他们三个人的努力，一直悄声传播着的莲花生的密教才形成了藏地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宁玛派。
大素尔是邬巴隆寺的创建者，弟子很多，他一生不曾娶妻，只收了小素尔做养子。
小素尔虽然在养父那里学到了许多佛法，却始终学不到密法，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传授密法需要收取很高的费用，看来就算是父子关系也没能让大素尔破了规矩。
规矩虽然不能破，但毕竟有着父子之情，大素尔就给小素尔指了一条赚钱的明路：一位有钱的寡妇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小素尔可以去娶那寡妇的女儿，用她们家的钱来付密法的学费。小素尔依计而行，终于学成了密法，但他出师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遗弃了那对可怜的母女。
小素尔不但尽得养父的真传，后来又接替养父主持邬巴隆寺。他此时已经很有名望了，但仍然去行走四方，游历修行，终于证得了宁玛派的最高法门“大圆满境界”。此后他又遍访高手，在辩论中折服了四位显教名人。这四人当即便改投在他的门下，小素尔的声名至此到达了巅峰。
不但有大名，还有暴利——小素尔从一出道就显露过不凡的致富手段，成为名人之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很快就成了当时佛教界最富有的人。
小素尔不但佛法高、名声大、钱财多，就连子女也多，真像《华严经》字面上说的“不舍一切世间事，成就出世间道”。小素尔的子女们也都是宁玛派的传人，宁玛派几乎变成一项家族事业了。而这些子女当中，最小的儿子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三素尔”中的第三位素尔。
第三位素尔其实并没有见过父亲小素尔，因为他出生的那年也就是他父亲去世的那年。不过，至少可以令素尔家族欣慰的是，擅长获利的小素尔虽然圆寂了，家族的财产却不但未受影响，反而越滚越多。
另外，汉人小孩子读书识字，我们都知道有私塾来教，私塾的老师多是底层的儒家知识分子，而藏人的小孩子读书识字，老师要么是苯教僧侣，要么是佛教僧侣。逐渐地，正如儒家基本垄断了汉人的教育，佛教也基本垄断了藏人的教育。既然为之师，慢慢也开始有了僧侣为之尊、为之君，因为德高望重而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有些佛教僧侣也开始娶妻生子，于是地方领袖之职也就变成世袭的了。此风一开，藏地的贵族们也越来越愿意让自家的子弟出家学佛，学成之后便以宗教领袖的身份继承家族的统治，成为这一地区“政教合一”的领袖。
宁玛派后来逐渐式微，直到仓央嘉措的“前生”，即格鲁派的五世达赖，兼习宁玛派的密法，为宁玛派兴建了不少的寺院，宁玛派这才恢复了往昔的一些声势。而五世达赖大揽政权，也将引出“小素尔式的修行到底可不可取”这样的问题。等到五世达赖圆寂，活佛转世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时候，还会生出一些和宁玛派相关的波折。
“三素尔”时代的西藏还只有宁玛派这唯一一个成型的佛教宗派，但佛教的生机已经无法再被遏止了。从社会底层自发生长起来的佛教，自然要比之前那种由政治领袖强行推广的佛教有着更强的生命力。这个自发生长的时间越长，根基也就越是牢固。尤其是，“三素尔”的家族事业型的佛法传承和致富的方式为西藏的佛教奠定了一个基础，后来出现的活佛转世型的教主统治就是家族事业型的一个变体。所以，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对“血统”的认同，那个“耽于酒色，不守清规”的仓央嘉措才能得到那么多人的谅解和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