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是中国历代政府为掌握户口数量而设置的一种簿籍登记制度。其目的与作用有四个方面：征赋派役、世袭身份、人口统计和保甲治安。其中以征赋派役为主。
当商代王权萌芽时，户籍制度也随之萌芽，商王籍田与借助民力助耕公田是户籍制度萌芽的标志。据考证，商朝的官职中有“小籍臣”之职，主管籍田之事。可见，早在殷王武丁时期，商朝已经有了征派民力共耕公田的籍田制。到西周时，户籍制度已大体形成。
在周王室衰微的春秋时期，齐国首创严格的以定四民之居为目的户籍制，这一制度于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被秦国接纳并更新，演变为秦国自己的“户籍相伍”制度，至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商鞅将之发展为“什伍连坐”法。这是一套严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组织系统，它将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毫无遗漏地编入国家行政网络之中。至此，户籍制度又增加了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能，即成为统治者控制人民，实行封建专制的重要手段。不过，征赋派役仍然是秦国户籍制度的首要目的。当时户籍登记的内容比较简单，大体包括：户主、家庭成员和奴隶的姓名、性别、身高、家庭状况、财产，而且只登记人的身高尺寸而不登记其年龄，财产项中也不包括地产。
在两汉时期，口赋（未成年人的人头税）和算赋（成年男女的人头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兵役与徭役则是国家要求每个丁男承担的重负，这些都决定了封建国家必须掌握各地民户与丁口的基本状况。为此，两汉一直实行编户齐民制度。凡被编入国家统一户籍的民户，都称为编户。为了保证编户的严密与完善，两汉政权还实行“八月案比”制，即进行严密的户口登记、查验，规定每人都必须著名户籍，并以法律作为约束，防止人户脱籍。
此后，随着征税制度的发展，户籍制也日益完善。经过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而至隋唐，确立了均田制的绝对统治地位。政府的田租与户调都以丁口为单位来收取，因而作为登记丁口数量与特征的户籍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户籍登记也最为烦琐。以隋唐为例，要进行户口登记的项目有户主姓名、性别、年龄、丁中老小、户等、身份、是否课户、现输与否、是否勋官等。其他家庭成员的情况，项目与户主一样，最后登记该户应受田数、已受田、未受田等项，有的还需要登记应纳租调数。
到明洪武年间，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土地清丈和地籍整理运动，然后编成鱼鳞图册，这是中国历史上地籍的正式独立。地籍与户籍彼此独立，各司其职，相互验证，共同维持统治者的财政收入来源。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名目繁多的赋税和徭役合并征收，并将部分丁银与杂税摊丁入亩，按亩征收，使丁税与户籍相分离，而与地籍相联系。从此，地籍便成为统治者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而户籍的作用则退居其次了。
清康熙于1712年发布了一道在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上谕，使人丁与钱粮脱钩，丁税与户籍分离。乾隆三十七年（1772）又发布上谕：“是户口之岁增繁盛，俱可按籍而稽，而无籍五年一次，另行查办。嗣后编审之例，著永行停止。”这意味着，持续了两千多年之久的征赋派役户籍制寿终正寝，而专门以统计户数人数为目的的人口统计户籍制正式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