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多次经过我上小学和中学的母校门前，有时回想起当年徒步上学的情景，难免有些莫名其妙的感慨。
用今天的眼光估量，从我家到学校不算远，也不算近，大概有三四站车的距离，恐怕没有人步行了，哪怕是中学生。可当时，上学路程比我远一倍的同学也大有人在，他们也是徒步的。
不论豪雨如注的酷夏，还是风雪交加的严冬。暑假里，即便出阜成门去护城河里戏水，或者出新街口豁口逮蛐蛐，也走去走回，不知道乘车。
上初中二年级后，班上有三四个同学骑自行车去上学了，骑的都是家里的旧车。旧车，也令我们羡慕不已。他们把车座拔的很高，座子下面露出半尺长而亮的铁管，骑在车上，俯下身子，很有些赛车运动员的风采。在当时的中学生中，这是一种时髦，有时下学正碰上他们从车棚里推车出来，我们便一拥而上，每个人都要骑两圈，过过瘾，才放他们回家。
现在回想起来，初中生活中最大令我心醉的一件事，便是骑自行车去香山了。
那年春天，我们几个同学约好骑车去春游，父亲有自行车，可是那天他要值班，我懊丧极了，幸亏一位同学代我借了一辆女车。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年我们行驶的路线，去了哪些景点，但骑在车上那种飘飘然的感觉，却能回想起一些。
那是我第一次骑车走这么远的路程，好像我不是骑在车上，而是坐着《天方夜谭》中的飞毯，轻柔地在空气中滑行，护城河边的草地一闪而过，远处的菜园子闪闪发光，路两边粗壮高大的白杨树飒飒响着，像一条阴凉翠绿的隧道。和风轻轻吹，布谷鸟在麦田上空清脆地叫，西山柔和的身影远远地起伏——那似乎是一种召唤，一种诱惑，我不停地踏着脚蹬子，从这机械动作中，体味到无穷的乐趣，我愿意就这样骑着，一直骑到山上去，显然，那次春游，是骑车，给我带来了最大的乐趣。
上高中时，父亲把他那辆飞利浦给了我，父亲当然是对我寄予厚望，让我节省时间，用功读书。殊不知，插上了飞利浦的翅膀，我玩得更欢了，星期天到学校打篮球，去美术馆看展览，去北京图书馆看40年代的旧杂志，假期去颐和园，去八大处—不论去哪儿，都不再视为畏途了。
飞利浦与英国的凤头儿、三枪、荷兰的羚羊齐名，都是当时世界上自行车名牌，骑起来相当轻快。那时北京大街上，人少，汽车少，自行车也少，街道空阔而安静，无论在哪儿都可以全速行驶。记得有一次在南池子，一个青年工人见我骑得快，便同我比赛，我们由南向北，一直骑到北海大桥上，他都无法追上我，只得认输。现在想起当时从耳边啸叫而过的风声，拐弯时身体的过度倾斜，真有些后怕呢！
这辆飞利浦伴随我多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车把已经焊过，车圈也被闸皮磨穿几个窟窿，我却不能丢掉，因为那时自行车是凭票供应的。
那年，单位里一位同事在抓阄时吉星高照，车票归了他，他买了一辆“永久”。
羡慕之余，我也可怜他，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买了一辆代步的自行车，还是买回了一个小祖宗。那辆“永久”，永远是漆黑锃亮的，崭崭新新的—刮风天不骑，下雨天不骑，路程稍远也不骑。风和日丽时骑出来，也小心翼翼的。他曾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加速，要慢慢加，猛一蹬，链子就抻了。还要注意路上的碎玻璃，煤渣儿也得注意，不小心，车带就扎个窟窿！”那神情，不是在议论自行车，而是在议论军国大事。
羡慕也罢，怜悯也罢，都于我无补。车票每年发一次，我们单位人少，每次只有一张，何年何月才能轮到我？
飞利浦实在是老而又老，连凑合也不行了。妻出主意，不如先买辆旧车，有能骑的车我就心满意足，何伦新旧！
我够幸运的，在缸瓦市自行车委托行里，整整齐齐的码着一排新车，车尘也遮掩不住拖泥板的黑亮，大梁上的包装纸还没有撕去；“凤凰”，牌子也可以信赖。一大厅，因为是双大梁，模样欠佳，才处理的，比原价便宜二三十元，要车票吗？不要。我挑了一辆便走。
这辆模样欠佳的凤凰，为我立下了汗马功劳，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五七干校，百八十里地，骑的都是它。那几年，在永定河的大沙滩上，每隔一个月，我才能从车棚里推出它一次，它满身沙尘，像个土猴儿，但当我触摸它时，我的心已急剧地跳动起来—它就要陪同我走过一片片沙土地，走过苇塘边泥泞的小道，穿过两个小村庄，然后骑上通往北京城的大马路。把我带到我渴念的女儿身边了，在那个年代里，对我来说，还能有比这更重要更美好的事情吗？
如今，自行车再也不是北京工薪阶层关注的话题了，也极少有人对它怀着迫切的渴望—拥有一辆自行车，已经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许多小学生、中学生也许还没有萌生要自行车的欲望，他们的父母、爷爷、姥姥、叔叔、姑姑就会把一辆崭新的山地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们了。唉，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