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去年妻就办理了退休手续，但单位领导盛情挽留，只得继续效力。直到上个月，她终因体力不济，才坚决彻底地“挂鞭”而归了。
妻的这一决定，是我早就盼望的。若不是那些天她肠胃不佳，我一定拉她去吃只龙虾，以示庆祝。
妻是中学教师，中学语文老师—一个高尚、受人尊敬的却令我万分同情的职业。
近些年，人们都清醒地看到了我们的高考制度是如何无情地蹂躏着孩子们活泼的天性，蹂躏着孩子们创造性的思维，并剥夺了许许多多本应属于他们的欢乐。人们终于忧心忡忡，在报纸上为孩子们呼吁，在电视上为孩子们呼吁，专家发表讲话，有关领导部门一次又一次地做出指示—整个社会都把强烈的同情急不可待地给予孩子们。
当然，我双手拥护！若长此下去，总有一天，又会有人高呼“救救孩子”的。
可是，在人们关怀的目光投向孩子们身上时，有谁同情过教师—那些跟学生们一起在高考中赴汤蹈火的中学教师！
作为教师的家属，我负责任地说：把高考关的中学教师们，也许比考生们更苦，更累，更焦虑不安。信不信由你。学生，在一生中只参加一次高考；而教师们呢，谁计算得出！正是在一次次高考鏖战中，妻的满头青丝，变成了缕缕白发。
自从她教高三毕业班这二十多年来，我几乎不知道她每天是何时起床、何时离家的。即便她辞去班主任工作后，也是如此。有时，在冬天，在下雪的早晨，我便为她担心。我不知在昏暗的路灯下，在积雪的路上，她骑着自行车能否安全抵达学校。虽然上大学时她喜欢跳远，喜欢打篮球，毕竟现在反应迟钝了。晚上回家，我问她，她总是若无其事地说：“空气清新极了，真舒服！“可是，有一次，我无意中知道，实际上她摔了一个大跟头，很惨。若不是恰巧有两个她的学生上学经过那里，不知她要在雪地上挣扎多久。其实，她每天早早地赶到学校，仅仅是把备好的课在脑子里再过一遍，以便讲课更有把握罢了。
不管她是高三语文教师还是总统，毕竟，她也是家庭主妇。我不能昧着良心说她亏待我和女儿们了。我们都吃饱了，而且味道不错；我们都能即时换上干净清爽的内衣，口袋里都有不多不少的零用钱；但是，除此之外，她给予我们的关爱，就不太多了。
在家里，她也总是很忙。做完简单的家务，她便备课、判卷子、答卷子，无止无休。
有几次，是星期天，朋友打来电话，有当天的电影票或话剧票，她几乎总是让我扫兴。
我说：“课文你教了这么多遍，教案也有，还非得再备一次吗？”
“不备当然也能把课上下来，”她说，“可心里不踏实；再说，每备一次，多多少少都能发现一点儿新东西。”
她为人很随和，什么事都好商量，惟独遇上关系到她工作中的某些事情，有时她会执拗得不近情理。
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写作能力，高考时多拿些作文分儿，她让学生们写周记，写小作文。怕学生偷懒，她每次都收上来，一一批改。加上每两周一次的大作文，这一摞又一摞的本子，便成了她永远摆脱不开的重压。
我自以为对写作略知四五，便主动献计献策。殊不知，她鄙夷不屑：“你那套不管用！现在的学生作文，早已经失去了生动活泼的东西。判高考作文，都是一目十行，只看套子，符合套子，就有分儿，所以我们也只教学生套子。”
我自愧无能为力，只能看着她在一堆堆周记、小作文、大作文中周而复始地忙碌，教学生掌握写作套子—写人的套子，记事的套子，议论的套子，夹叙夹议的套子。
她把最有情趣、最能启迪学生们灵性的作文课，改造的多么枯燥、乏味！她自己也常常推开本子，抱怨说，批改这种作文，真是活受罪！但她宁肯受罪—在考场上，她的学生可以凭借这种“新八股”，取得足以确定一个人前程的分数！
在临近高考的整整一个学期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战鼓，好像就时时刻刻在她的生命中擂响着。我的印象中，她仿佛成了一个只跟卷子打交道的畸形人—判卷子、找卷子、刻卷子、讲解卷子。带着满满一书包卷子回家，再带着满满一书包书卷子匆匆上路。好像不是她的学生们要参加高考，而是她自己！
为取得高考的好成绩，区教育局每年都要为应届毕业生举行两次模拟考试，北京各城区都如法炮制，试卷是不同的。于是，每次模拟考试后，妻便给分布在各区任教的老同学写信，打电话，索取她们的试卷。卷子一份份寄来了，她便从学校里拿回蜡纸和钢板，伏在桌上，逐一刻写。铁笔接触钢板的声音，不知为什么，总是令我想起深夜里耗子啃木头箱子的情景，使我毛骨悚然。
好不容易，她把从老同学那里得到的卷子刻完印发给学生们了，学生家长们又热心地送来新的卷子—浙江的、福建的、安徽的、江西的、上海的。其中有的地区历年考试成绩不俗，不容忽视，于是，我们家大白天又响起耗子啃木头箱子的“喀喀”声。直到前几年，他们学校添置了新的办公用具，我才跟那只从未出现过的“耗子”彻底告别。
每一份卷子，包括她没有让学生答过的卷子，她都答过。有谁知道，在要命的半年中，老师答过的卷子，比学生要多多少！
有的古文试题，没有注明出处，而她在给学生讲解时，一定要告诉学生们。好在家里还有些书，我见她这屋那屋一个一个书柜地巡视，一本一本地翻阅，鼻尖儿汗津津的，顿生恻隐之心，谁让我是教师家属呢！于是，也只好冥思苦想，连猜带蒙，帮她查找！
有一次，她正在病中，仍硬挺着要去学校上课，说这正是学生们吃紧的时候。
我说：“你这是何苦！”
语气中，已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大不敬。
对我们之间的这类争执，她一向是敏感的。她的语气也不好，显然是不同我一般见识：“让学生别因为语文考砸了上不了大学。就为这个！你不明白！”
我何尝不明白。
她的心理压力过于沉重了。她走进了一个误区，好像只有把有希望的学生一一送入大学，她才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否则就愧对学生，愧对学生家长。强烈的责任感，使她充满忘我的激情，她要用她瘦弱的双手，推着她的学生，在千军万马中挤上独木桥。为此，她已经心力交瘁，气喘吁吁了。
说到心理压力，还有来自另一方面的。高考发榜后，市、区直至学校，都要对考生的各科成绩做一次次的排队，这无异于给任课教师的教学成绩曝光。人有脸，树有皮。好在妻很豁达，向来与世无争，但若说这方面的压力她丝毫没有感受，恐怕也不真实。我猜想，她只是不愿表露罢了。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是否有的读者会认为我在给自己的妻子“评功摆好”呢？
请别误会！
作为一个教师的家属，我知道，妻的许多同事，多年来就是这样工作着，生活着；作为一个师范学院毕业生，我知道，我的许多老同学，多年来就是这样工作着，生活着；他们是被我们莫名其妙的高考制度奴役着的另一个群体。妻，仅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罢了。
在现实的中国，为培育社会上需要的各种类型的人才，这个群体尽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是问心无愧的；但是，他们做了许多无用的功，吃了许多不必要的苦。他们对自己学生的挚爱，会在学生心中留下毕生的温暖，同时也会留下难以挥去的阴影—有人将来会说，由于老师的威逼，他的中学时代是暗淡的……
好了！现在总算好了！今年5月，妻在多年忍受着高血压、颈椎病的折磨之后，顽固的直肠炎、结肠炎又给她带来新的痛苦，她终于决定，把用我的两节鱼竿改制成的教鞭挂起来了！对我来说，这不啻是一个节日！她过度的操劳，早已令我心痛，这个日子，我期盼得太久了。
妻本是个活泼、好动、爱说爱笑的人，她有权利过正常的健康的生活，可这些年，她像一个团团转的陀螺，不知失去多少生活的乐趣！好，现在可以重新开始了。
在我欢呼妻的退休的同时，又有些凄楚—这新的开始，竟是用新的病痛换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