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父母者，哪个不曾为照料幼小的儿女请过几次事假呢！
或出于天灾人祸，或出于病痛缠身，总之，那个活蹦乱跳的小生命忽然委顿了，需要你更多的关注，更多的爱抚，甚至需要你守在他身边，时时观察他的体温是否下降，呼吸是否变得均匀……于是，你去找头儿请假。
这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理所当然的事并不总是被人认可。后来我才知道，人们对“理”的解释，本就大有不同，有时甚至各执一端，根本无法沟通。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有三年时间我是在五七干校度过的。
我们的干校在永定河古河道的大沙滩上，距北京城一百多里地。我们用铁锹、独轮车之类的原始工具平沙包，修水渠，在沙滩地上种水稻，种西瓜。精疲力尽后，吃俩窝头，一箸子发霉的老咸菜，然后还要参加无止无休的阶级斗争。今天批斗这个，明天又揪出那个，惶惶不可终日。
干校规定，每半月放假一次；农忙期间，一月一次。在那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极端贫乏的年代里，心灵上又无时不笼罩着不知何时便会祸从天降的阴影，家庭就成为人们唯一的圣殿了。离开家，不仅痛苦，而且迷茫。但比起一些中央单位的“五七战士”要远去河南、江西等地“继续革命”，我们又算是幸运的。
不过，对我们连里的几位年轻母亲来说，这却不够。
当时她们的孩子都只有三四岁，她们来干校后，孩子多由家中老人照看，一旦孩子患病，很自然的，便有长途电话或告急信件飞到连队里，年轻的母亲拿着信，忧忧惶惶地去找连长—按照我们连不成文的规定，事假要连长批准。
那位连长，解放初是一家私营商店里的小店员，在历次运动中都有很杰出的表演，入了党，提了干。我们认识他时，他已颇有些官气了，下巴总是刮得铁青。大概在他的仕途中，从未有过管辖一百多人的显赫，而且在他的部下中，上至区里的部长、局长、法院院长，下至我们这些从大学里出来的知识分子，应有尽有。非凡的自我感觉，足以有意无意地扼杀他脸上本就难得的笑容。我不止一次觉得，他的脸就是一张大字报，时时刻刻都在莫名其妙地批判着什么。
在前来请假的满面忧戚的母亲面前，他更是一脸的“文化大革命”。他总是训斥她们：
“为什么还不明白！同志，五七干校是继续革命的加油站！五七战士的最高任务是‘斗私批修’！‘斗私批修’就要触及灵魂，现在正是考验你有没有继续革命觉悟的时候。”
说到最后，他还会像电影里的首长似的，说声“乱弹琴”，把哭哭啼啼的母亲打发出来。
类似的情况发生多次，害得那几位年轻的母亲，一提请假，就胆战心惊。我们纵然同情，甚至义愤填膺，却无能为力。
那时，我的两个孪生女儿才二三岁，妻子带着她们住在我父母家中，算是有个照顾，即使孩子有些小灾小病，也都可以应付。
不过，倘若孩子病重些，家里便狼狈不堪了。一则，每患重病，两姐妹一定无一幸免；二则，身为中学教师的妻子，忙于复课闹革命，忙于“斗批改”，每天早出晚归，不能常常请假。妻本来是个非常温婉、柔顺的人，“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一些事情，却逼得她学会了在必要时的强硬。她当然听我说过我们连里年轻母亲们的不幸，但有一次，她却接连给我们干校办公室打了两个长途：“母国政的两个孩子都病重了，让他赶紧回家。”
听这口气！
口信传到后，我心急如焚。
在干校里，每晚熄灯后，昏暗中我第一个看到的便是两个胖乎乎活泼泼的小女儿。那时，前途一片迷蒙，朋友久已断了音讯，除了《毛泽东选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别无读物，生活犹如一面冰冷的水泥高墙横亘在眼前，再也看不到别的色彩。惟有亲人的眼睛里还有火花在跳跃，那也是一闪即逝的—有谁还记得那十年间正直的中国人忧愤茫然的目光吗？在我的世界里，只有两个小女儿是无忧无虑的，天真无邪的。她们的笑，她们的哭，她们蹒蹒跚跚的举手投足，都以一种奇异的力量打动着我，使我暂时忘记现实的愚昧和丑恶。和她们在一起时，我是平和的，快乐的。我思念她们，不论在地头儿，在沙滩上，在宿舍里，只要空闲下来，我的眼前便飘动着她们娇小的身影和童稚的笑声。知道她们正在被病魔折磨着，我坐立不安，恨不得立刻飞回城里，抚摸她们胖胖的小手，亲吻她们光滑的额头。
我没有立即去连部请假。
我是父亲，他们有更充分的理由拒绝我。
我得动动脑子。
回家去看望两个可怜的小女儿，这是确定无疑的。如果那位青下巴连长不准假，我也会扬长而去，只是这样做的后果有点儿不好收拾。
只要走进连部，就要有请下假来的把握，否则，稍安勿躁。连长刚愎自用，俨然金口玉牙，一次被他驳回，便再也难有回转的余地了。
我神思恍惚，一心谋算着怎样对付连长，在食堂排队打晚饭时，竟然两次掉队，直到后面催促，我才醒悟过来。
老天不负苦心人。我忽然想起，前不久《人民日报》为纪念“六一”儿童节，曾登了一篇文章，题目似乎是“要把孩子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之类。我灵机一动，惊呼一声，端了窝头和棒糁粥跑回宿舍。
我在旧报纸堆里搜寻着，还好，那张报纸还在，没被哪位仁兄派别的用场。我一目十行地浏览一遍，果然，像每个节日的应景文章一样，老生又常谈了一回。
我如获至宝，抄起报纸，直奔连部。
那时的《人民日报》非同凡响，其所表达的观点与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可等量齐观。它与《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合称“两报一刊”，专门发布当时权威部门的种种命令和指示，炙手可热。
向连长请假当然要准备碰一鼻子灰。我要镇静，把《人民日报》上的观点用我的语言表达出来，他一定会脸红脖子粗地批判我，那时我再把报纸放在他的面前，让他知道，他批判的是《人民日报》—那准是出好戏。我有把握—这类人肯定是不读书不看报的。
毕竟我太善良了，到连部门口，又改了主意。我不是来斗气的，是来请假的，何况出他的洋相，何必节外生枝？
简陋的连部办公室里，连长披着棉军大衣，嘴上叼着一支又长又粗的“大炮”，端坐着，漫不经心地瞟我一眼，理也不理。
我也不理他。
在他的办公桌对面，坐着我们连上任不久的指导员。这是位黑胖胖的老同志，“文革”前是区委的部长级干部，前些天刚刚结束对他长达几年的“审查”，除担任我们连的指导员外，还被区革委会任命为干校五人领导小组成员。
我把《人民日报》摞到他面前：
“不知您看过这篇文章没有？”
他让我坐，我不坐。在一场不知激烈到如何程度的辩论开始之前，我认为站着比坐着好。
他的眼睛又细又小，不知是睿智还是狡黠。他对我笑笑，还露出一颗在新中国里少见的金牙：“这篇文章好长，以后再看吧。有什么事，你直说。”
“至少您看看这个标题。”
“我看了。”
“我两个女儿都病了，”我说，“我要请假进城。”
无需扭头，我知道连长一定在他的椅子上蠢蠢欲动了，不能让他先插一杠子。我接着说：“我们一为孩子的事情请假，连里就让我们‘斗私批修’，就是说，连里认为孩子是我们的私有财产；可是《人民日报》上说，要把孩子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是说，《人民日报》认为孩子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这是两种观点，现在请你们任选其一，不能两个理儿都占。如果你们让我‘斗私批修’，我的女儿死了我都不管—现在不管，永远不管；如果你们说孩子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就要回家。”
我听到连长的桌子上“咚”地响了一声。话已至此，还有什么顾忌的？我估计，再借给他点儿胆子，他也不敢跳出来跟《人民日报》唱对台戏！
指导员笑眯眯地看着我：
“母先生，不就是请几天假吗，何必剑拔弩张的？我当是造反派又来批判我哪！”
听说他小时候只在乡村读过两年私塾，他戏称我为“先生”当然是对知识分子善意的调侃。
“多少女同志，哭哭啼啼来请假，你们都不准，我不认真行吗？”
我瞥了一眼连长—岂止下巴是青的，脸儿也变青了。那双瞪得溜溜儿圆的眼睛，喷着怒火，像要把我火化。我知道，像他这样每每有机会晋升的干部，“组织性”一定极强，在干校五人领导小组成员面前，绝不敢自作主张。
请假获准了。指导员异常慷慨，没有让我限期返校，而是说“孩子好了再回来”。
天已经黑了。为了安全，我应当明天清晨启程，可是想到两个小女儿正在病痛中挣扎，我火急火燎。她们需要我。
我取出自行车，在沙滩上推了三里路，又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乡间土路上颠颠撞撞地骑了二十多里，终于骑上了有零星灯火闪烁的柏油公路。
我心里踏实了。前面虽然还有一百多里地的路程，那算不了什么，我就要抚摸到我的小女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