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孔子居陈①，去，过蒲②，会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谓之曰：“苟无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冯评】
大信不信。
【注释】
①陈：春秋时诸侯国。姬姓国。临近楚国，曾为楚所灭。
②蒲：春秋时诸侯国。
【译文】
孔子离开陈国后，带着子贡等人前往卫国。经过蒲地时，正碰上公叔氏叛乱，蒲人将孔子等一行人团团围住，对孔子说：“只要你不去卫国，我们就让你平安离去。”迫于眼前情势，孔子只好与蒲人订下不往卫国的盟约。孔子等人出了东门后，却立即转往卫国。子贡问孔子：“订下的盟约，可以不遵守吗？”孔子回答说：“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所订的盟约，神明是听不见、看不到、不承认的。”
【冯评译文】
宣扬“王道”主张是大信，对蒲人的承诺是小信，大信不受小信约束。
【心读】
孔子曾说：君子无信不立。孔子又说：大信不信。难道说圣人也有自相矛盾的时候？或许是孔子他老人家一时的疏忽，忘记了先前曾说过的话，这才出现了前后的不一致？
答案很简单，非也。
孔夫子讲的君子无信而不立，是从个人修养上谈问题。正直的人应该讲求信用，说到做到，这样才能与人建立起信任，才能不断完善自身修养，达到儒家界定的道德规范。只有建立起守信的自我形象，才能获得周围个体对你的认同，这可以划归到儒家的“修身”范畴中去。
而孔夫子讲的大信不信，是从治世角度来切入问题的。儒家追求的是个人的功业和对国家的贡献，也就是说儒家是积极参与社会的，有别于道家的出世。儒家常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王道，有时就必须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比如说可以为了“大信”而不受小信的约束，这是一种战术思想。孔子被迫与蒲人订立盟约，可以说是立了小信，那么为了赶到卫国，为了王道，孔子只好不遵守自己的诺言，背叛了盟约，这就是为了王道、为了大信而放弃小信。实际上，这是一种政治策略。
那么，从儒家思想自身特点出发，考察一下大信不信的由来，能使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儒学的理解。
儒家经常会把自己的一些观点主张或是道德规范，人为地分出层次。我们知道，儒学实质上是一个以伦理为本位的思想体系。在它的体系中，存在着层次的划分。我们知道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稀声”“大象无形”，都是层次划分的表现。实际上，“大信不信”中的“大信”也是“信”的高层次境界。这与前面提到的“大智若愚”等是一而贯之的，都是在谈事物的至高境界，越是高深的境界就越平常。在“忠孝”这一儒家核心伦理思想上，自然也有高低层次的区分。“大孝”是对国家、民族、是对君王的忠诚孝顺，而一般意义上的“孝”则是对父母的孝顺。儒家意识中，“大孝”超越“小孝”，经常会有人为了对君王的“孝”，而牺牲了对父母的“孝”。有句古话：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君王的地位高于父亲，自然要优先考虑对君王的“大孝”。当然，有时候“忠孝不能两全”，指的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国家献身，只能暂时舍弃对父母的“孝”。儒家思想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建功立业自然是摆在首要位置，但也并不是鼓励舍小就大，“忠孝不能两全”本身就是一种无奈，是两难选择。选择国家，则舍弃小家；选择小家，又只能放弃国家。在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古人早就给我们指明了如何作出自己的选择，只不过这种高尚的情操是脱胎于封建思想罢了！
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高的层次呢？既然儒家把这些道德规范分出了层次，也就意味着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登临高的层次。可以这样讲，根据境界的高低，人为地假定了两种不同素质的人群——普通人和“非常之人”。正所谓“非常之人”常有非常之举，在一套伦理标准中，划分出两种层次，而高层次的标准，只有那些“指挥超群、修养极高”的人才能做到。
“大信不信”不是指任何人的不守信用，更不能成为不守信用的理论根据。“大信不信”指的是为了王道而不受小信的约束，它是相对于不讲信用来说的，是指为了高尚的事可以暂时不理会原有的承诺。对于任何人来讲，只要你为了高尚的事，就可以说是“大信不信”，但若是高尚的人为了龌龊的事而不讲信用，我们是不会认同的。
古人推崇讲“信义”之人。儒家尤其推崇“信”，《论语》、《孟子》中都多次提到“信”。儒家信奉的五种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就包含了“信”。“信”经过儒家的推崇，渐渐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豪侠重“诺”，正所谓“一诺千金”。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有一家自觉地把“大信不信”应用到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中去，这就是纵横家。纵观史书，见于史籍的纵横家们的言行，无不映射着“大信不信”的智慧光芒。
纵横家中提出“合纵”的张仪，在楚怀王时代曾任秦国的丞相。为了拆散齐国和楚国的结盟，孤立楚国，削弱六国的力量，他派人向楚怀王许诺：如果楚国背弃与齐国的盟约，并与之断绝交往，秦国就归还以前夺取的楚国汉中之地六百里。愚蠢的楚怀王见利忘义，竟然按照张仪的要求，与齐国断绝了往来，背弃了两国的盟约。但是当楚怀王派使者去接收汉中之地时，张仪却只承认曾经许诺归还楚国汉中之地六里，狠狠地骗了楚怀王一场。恼羞成怒的楚怀王出动倾国之兵进攻秦国，结果却被秦军打败，怀王本人也被秦军俘虏，成了阶下囚，楚军更是死伤无数。楚国国力越发衰落，从此一蹶不振。就在楚军出动之时，张仪派使者通知齐国，约定共同对付楚国，由齐国进攻楚国的边境，使得楚军腹背受敌，以至于大败。楚怀王为自己的不守信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张仪却于“不信”中获利巨大：不仅不费一兵一卒就拆散了齐楚联盟，为秦国扫除了隐患，更是在其后的战事中俘获了楚怀王，有了要挟楚国的人质，为秦国的东进、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
如果单从信义角度出发，张仪不折不扣是个背信之人，他欺骗了楚怀王，没有遵守自己的诺言。但从历史进步的角度来讲，秦国统一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也有利于结束常年的争战，使得百姓脱离战火，这是有利于历史进步的，是符合当时的形势需要的。
春秋战国时的纵横家们，利用自己的智谋，在各国之间奔走，或主张“连横”，联合六国共同抵抗秦国的进攻；或者是提议“合纵”，让秦国与六国中的一国或几国结盟，瓦解、拆散六国集团，进而各个击破，其间阴谋、阳谋迭出，在历史舞台上演绎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精彩纷呈的动人故事。其间，“守信”与“不信”交织，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运用，让人目不暇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