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旗
陈红旗，嘉应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
都市体验、革命叙事与老舍的文化选择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左翼文学研究”（编号：10CZW058）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左翼文学的发难与演进（1927—1937）”（编号：09YJC751035）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摘要：老舍的创作灵感和精神之源，绝大多数来自于其在空间转移和时间推进过程中所生成的都市体验、民族意识和抗战诉求。强烈的民族国家关怀情结使老舍形成了讽刺、批判和颂扬这样三条并行不悖的创作理路，对应于这三种理路，他都进行了某种层面的革命叙事。老舍小说中革命叙事的变化，实际上折射了老舍在不同时期的革命观、政治观及其文化选择的流变性。
关键词：老舍；都市体验；革命叙事；文化选择；流变性
作者：陈红旗，嘉应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
老舍的一生中有数次极为重要的空间转移：从1924年到英国伦敦东方学院教书开始，他就辗转于“北平——伦敦——巴黎——新加坡——济南——青岛——武汉——重庆——东京——纽约”等城市之间。随着空间转移和时间推进，老舍接触到了“西学”这个新天地，也生成了丰富的都市体验，这种体验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老舍所生活过的国内都市中，居住时间比较长、生命体验比较深刻的是故都北平、第二故乡山东省的济南与青岛，以及大武汉和重庆。在笔者看来，老舍在“北平—北京时期”、“济南—青岛时期”与“武汉—重庆时期”的创作构成了其文学世界的主体，他的创作灵感和精神之源大多来自于他在空间转移过程中生成的都市体验、民族意识和抗战诉求，而时空的交织促成了其小说中革命叙事的发生以及对抗战等问题的思索，进而折射了其文化选择的流变性。
一、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与老舍都市体验的迹化
审视老舍的创作经历，读者很容易就会发现“北平/北京—济南/青岛—武汉/重庆”这几大空间对于老舍的生命观、文学观、市民价值观、国家至上主义观得以生成的重要性，这些空间甚至在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也具有特殊地位。
北平是中国历史上的多朝古都，从山顶洞文化到皇城根文化再到五四新文化，北平呈现出了多重的文化面孔。而老舍的创作与北平的关系极为密切，北平是老舍“真正的文学之根、创作之魂”李辉：《老舍：消失了的太平湖》，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42页。，因为“不论是从作品数目，还是从字数上看，可以说，老舍的作品大部分是写北京的”舒乙：《谈老舍的著作与北京城》，《文史哲》1982年第4期。。问题在于，作为传统底蕴极其浑厚的故都，北平可以接纳诸多外来文化，却很难被这些外来文化所同化，这就形象地折射了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的艰难性。为此，要想成功实现北平乃至中国的现代转型，似乎只有借助五四运动乃至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并轮番进行冲击才能得以完成。按照老舍自己的说法，五四运动时他是个“旁观者”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我怎样写小说》，文汇出版社，2009年，第8页。，但这场运动对他影响极大：不仅促使他从学古文学转为学白话文学，更重要的是，“五四运动到底是反帝反封建的。不管一个青年怎样的发疯，要去摘天边的小月，他也不会完全忘记了国家大事。再加上那时节所能听到的见到的俄国大革命的消息，与马克思学说，他就不单忘不了国家大事，而且也忘不了世界革命。这个伟大的理想与启示否定了月亮是蓝的。况且，拿我自己来说，自幼儿过惯了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向是守着‘命该如此’的看法，现在也听到阶级斗争这一名词，怎能不动心呢？”老舍：《〈老舍选集〉自序》，《老舍选集》，开明书店，1952年，第10页。此外，五四运动为老舍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使他懂得了什么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使他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使他体会到了人的尊严的可贵，也使他收获了“献身文艺写作的灵感”和一个“新的心灵”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文集》第14卷，第345—346页。。由此看来，正是由于北平作为一个转型中的都市所吸纳的外来思想，特别是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现代启蒙和革命精神造就了作家老舍。
与北平相比，济南和青岛是典型的后发式新兴都市，他们充溢着现代都市的魅力，并因遭受过日本和德国的侵略而令老舍不断勃发爱国意识。老舍去济南教书不久，就开始调查日本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的经过，为创作长篇小说《大明湖》积累素材和酝酿情感。在济南期间，老舍还创作了《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以及《赶集》中的绝大多数短篇小说，如《大悲寺外》、《马裤先生》、《微神》、《开市大吉》、《歪毛儿》、《柳家大院》、《抱孙》、《黑白李》、《眼镜》、《铁牛与病鸭》、《也是三角》等。张桂兴编撰：《老舍年谱》（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85页。济南的铁公祠和铁铉宁死不降明成祖朱棣的故事，让老舍对古代英雄的气节万分钦佩；济南的千佛山、大明湖、趵突泉、护城河和四季变更不但给老舍以淡雅的美感，也让他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因此他说：“我决不愿济南被别人管领。”老舍：《更大一些的想象》，《老舍幽默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76页。同时，这种爱国情怀使他对政府的不作为和民众爱国意识的缺失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批判，他说：“在中国，政府没主张便是四万万人没主意；指望着民意怎么怎么，上哪里去找民意？可有多少人民知道满洲在东南，还是在东北？和他们要主意，等于要求鸭子唱昆腔。”老舍：《估衣》，《老舍幽默诗文集》，第100页。1934年9月，老舍全家移居青岛，住在山东大学后面的一所洋式平房里，学校的校舍则是昔年的德国兵营。与济南有所不同，青岛固然是风暴为潮的北国中的一颗绿珠，但它的“洋味”太重。或者说，青岛具有明显的殖民色彩，这对老舍的刺激就更强烈些，他曾愤慨地说：“至于沿海上停着的各国军舰，我们看见的最多，此地的经济权在谁何之手，我们知道的最清楚；这些——还有许多别的呢——时时刻刻刺激着我们，警告着我们，我们的外表朴素，我们的生活单纯，我们却有颗红热的心。我们眼前的青山碧海时时对我们说：国破山河在！”老舍：《青岛与山大》，《老舍文集》第14卷，第61页。1934年10月22日，老舍在山东大学大礼堂为“第五次总理纪念周”做了题为“中国民族之力量”的学术讲演，高扬了中国人开发南洋的伟大功绩，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也批判了洋人骑在中国人头上的嚣张气焰。1935年夏天，老舍与王余杞、王统照、王亚平、杜宇、李同愈、吴伯萧、孟超、洪深、赵少侯、臧克家、刘西蒙等12位相识的友人，聚集在青岛，假《青岛民报》合办副刊“避暑录话”；同年7月，老舍与王鲁彦、艾思奇、吴组缃、汪静之、周建人、柳亚子、郁达夫、徐懋庸、曹禺、郑振铎、郑伯奇等147名文艺家和17个社团联名签署了《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提倡自救运动和多吸收外来文化，反对复古运动，认为复古运动将是“一副毒药”，对于民族的前途“绝对没有起死回生的功效”！文学社等：《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文学》，1935年7月1日，第5卷1号。1936年3月，山东大学发生的学生爱国运动令老舍对中国的教育问题有了更深刻的思考。从上述老舍所接触的人和事可以看出，老舍与进步文艺界尤其是左翼文艺界人士的接触越来越多，这无疑是其革命观发生改变和小说中革命叙事得以生成的重要推手。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救亡诉求促使老舍积极参与济南等地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其生命中有了“抗战的八年”：他先后流徙于济南、徐州、武汉、成都、重庆等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攀升，是时他依然坚持市民文学创作，但也开始热心投入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生活——抗日救国活动之中，正如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抗战是老舍心态关键的转折期。国耻、族恨、家难的历史记忆与面临亡国灭种的现实之间高度的相像甚至重叠的景象，促使老舍这个深沉的爱国者毅然决然投身抗战……他为全民族抗战，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抗战宣传中竭尽全力。投身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也使他认识了政治。”吴小美、古世仓：《老舍与中国革命》，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而在武汉和重庆组织“文协”活动时，老舍发现了很多民族斗士反抗外敌侵略的大无畏精神。后来，他在自己的小说中自觉地融入革命叙事，以彰显中华民族的反抗精神，祁瑞全（《四世同堂》）和孟良（《鼓书艺人》）这类富有革命精神的爱国者形象的塑造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些民族英雄形象也构成了老舍小说中都市民间衬景下最靓丽的剪影。
抗战以后的老舍，在积极推进思想文艺界建设抗战文化的同时，还开始主动反思甚至批评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认知误区，这种自我批评在20世纪50年代当他成为“新时代的歌手”时达到了顶峰。最后，通过建立新中国这一过程的时间之维，老舍回到了熟稔的新北平——北京和京味文化语境之中，也完成了自己突围后回归生命原点的空间迁移。可惜的是，这并不是一次完美的空间转移，作为政治意识形态中心的北京正力争构建新的北京文化。最后，北京的政治文化和“文革”的爆发终结了老舍的都市体验及其北平情结继续延展的可能性，也定格了他作为“京味”作家的生命轨迹。
二、老舍的创作理路与革命叙事的弱化
老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强烈的民族国家关怀情结使他构建了“讽刺、批判和颂扬”这样三条并行不悖的创作理路陈红旗：《老舍与左翼文学（1926～1937）》，《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对应于这三种理路，他都进行了某种层面的革命叙事。老舍成名后经常穿梭于国内外的都市之间，尤其是长期生活在北平，所以他对市民的劣根性和生存境遇非常清楚。有意思的是，老舍对都市民间生活的书写和对市民价值观的坚守与代言，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描写都市革命者的另类作家。老舍笔下的“革命人物”中正面形象不多。据说《大明湖》中正面描写了一位共产党员，即月牙儿的继父，但已付排的《大明湖》书稿在上海“一·二八”事件中被毁，读者无缘看到这部小说，自然也就无法评价这位共产党员的形象。更值得注意的是，老舍笔下的反面人物多是革命投机者或不务正业的青年学生，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其小说中革命叙事的弱化现象。当然，如是说并不等于我们有权力和资格去指责老舍小说中革命叙事的消极性，而是强调他之所以如此进行叙事与其在自身都市体验下形成的创作理路和市民文化观直接相关。这里，我们不妨从其刻画人物形象的角度来加以探视。
老舍喜欢嘲弄、讽刺那些生活在现代却幸福在别处的新老市民。老市民如老张（《老张的哲学》）、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牛老太太（《牛天赐传》）、钱掌柜（《老字号》）等，他们善于忍让、敷衍、妥协、固守陈规，但在时代变迁和现代视域的关照下，显得既麻木糊涂又死板守旧。新市民与老市民有所不同，他们喜欢赶时髦，表面上现代、激进得很，但其中那些所谓革命青年的言行实在令人难以认可。比如《离婚》中的张天真，连他的父亲张大哥也无法对他进行准确定位：“说他是共产党，屈心；不是，他又一点没规矩，没准稿子。说他硬，他只买冰鞋而不敢去滑冰，怕摔了后脑海。说他软，他敢向爸爸立楞眼睛。”张天真说到底不过是一个受过一点革命思潮影响的新派市民，他讲不讲革命完全是从是否有利于满足自己私欲的角度出发的：“父亲不给钱，他希望‘共产’。父亲给钱，他希望别共了父亲的产，好留着给他一个人花。”老舍：《离婚》，《老舍小说全集》第3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47—248页。这就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满嘴“共产”而实际上只想追求享乐的病态青年形象。在老舍看来，很多新派市民并不理解现代性尤其是革命的真正内涵，他们自然难逃被嘲讽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