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语音交替理论初探(1)

——心理语音学之一章节

前言

在克拉科夫科学院出版的《语言文学系论文集》第20卷本，1894年，第219—364页，我刊登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语音交替理论初探》，还出版了单行本。除此之外，根据相关程序，我还应当把《指示灯》编辑部用德语或者法语撰写的简短概要转交给科学院。但我觉得有必要让我那些不懂波兰语的同事们了解一下论述的细节和我的论证过程，尤其我编写的公式，于是我不得不增加这篇概要的篇幅，写出详细的德语版本代替简短的报告。尽管如此，我的手稿在1894年7月初时就被《指示灯》编辑部无条件接受。根据编辑部的建议，在副博士罗施涅茨基的参与下，我完成并认真审查了手稿内容。文章中几乎一半的内容都是由编辑部进行编排，并加上了标题。而我的德语版本已经改编完毕并且接近杂志《指示灯》的版本。突然在10月末时通知我，这么大篇幅的文章不可能在《指示灯》上刊登（每一期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过4个印张，总共40个十字币）。确实，对于需要很大工作量的论文来说，《指示灯》杂志实在不是合适的地方。所以，我决定出版单行本。虽然这项工作很辛苦，占去我很多时间，从介绍性的语体转为科学语体，以第一人称代替第三人称，用“我”代替“作者”本身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还要将整个文章分解为独立章节等。我应当做的这一切却是针对已经完成的文章。

这篇文章诞生的历史已经解释清楚，为什么我所举的例子都是波兰语的，而且经常是没有任何翻译。如果我用德语的例子，完全不考虑波兰语的话，如果没有被迫将为《指示灯》杂志撰写的简介改写为一本独立的书的话，我会选择更多语言中的例子。但我认为，我所举的波兰语例子已经足够了，每一个人都能用任何其他的语言验证我著作中的一般观点。

标题《心理语音学之一章节》的补充内容听起来有些标新立异，但我想以此说明，我承认自己是语言学一个流派的拥护者。在语言的所有现象中，这个流派首先考虑的是心理因素。我建议新读者或者不习惯类似解释的读者不要从头到尾不间断地阅读这本书，最好按照下列顺序阅读：读完“一些专门术语的解释和定义”和“符号和缩写的解释”后，立刻认真阅读第一章，然后放过第二章，直接读第三章，之后连读四个章节四至七章。读完第七章后再回到导论部分，然后阅读第二章，最后阅读第八章。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

克拉科夫，1895年1月

导论

我暂时只提供著作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应包括：1）分析语音交替产生的条件。2）在语音交替产生时刻的语音交替分类。3）在继续存在状态下的语音交替分类，也就是当语音交替的存在只能借助于传统和社会语言交际途径得以保存时。4）指出用于心理学目的、使用语音交替的不同类型。5）确定语音交替不同方向的运动能够达到的界限或者极限。6）分析语音交替的不同层次。7）阐述语音交替的对应关系，即描述不同语言中相互对应的语音交替。除此之外，我试图特别地分析：1）古印度语的语音交替。2）雅利安语（印欧日耳曼语）中的语音交替。这些语言都源于共同雅利安语。3）对于所有斯拉夫语言共同的语音交替。

还是在很久之前，大约从开始认真研究语法问题，尤其是语音学问题时，就已经发现了语言中的音素在词源上的亲属关系。

印度语法学家走得最远。他们发展了非常精确的学说：一方面，关于变调i的规律；另一方面，关于元音和元音渐变性问题。但印度语法学家缺乏历史感觉，所以他们既不能理解发展的渐进性，也不能理解历史的连续性以及年代学。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得到的结果都是在一个时间平面上：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同时产生的，既没有过去、现在，也没有未来。由此他们的语法规则具有纯机械性：我们找到构成一切可能的语法形式最成功的指南，但是却没有必要去寻找科学解释这些形式产生的方法。

元音和元音渐变性两个概念进入欧洲语法后的名称为Ablaut、Lautsteigerung等。关于语音变化的学说如今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虽然，欧洲语言学者非常崇尚印度语法学家的观点，但他们超越了后者。第一，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引入了年代学的概念，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巧妙地使用这一概念。第二，他们的结论是建立在更宽泛的比较基础、许多历史上的亲属语言和非亲属语言的材料基础之上的。

在关于音素的最新学说中，两个在词源上具有亲属关系的不同音素之间的关系与以前所认为的完全相反：以前被认为是原始的，其实却是派生的，反之亦然。尤其观点变化的典型例证，就是从科学的概念中剔出了所谓的“元音的上扬”，以更强势的语音构成减弱和它的某一部分消失的关系代替了“元音上扬”（索绪尔、博鲁格曼、奥斯特洛夫、许波士曼及其他）。

甚至在最新语言学著作中，这样的语音交替也只是被间接地提到。因为首要任务还是确定语音变化和历史上语言相关音素的原始性或者派生性。语音交替概念或者共同性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认为，《奥古斯特·雷斯琴论在立陶宛语的根音节的音素变化》（Leipzig，1884）是最接近该研究中发展的语音交替概念的著作之一，因为这本著作首先确认了语音交替事实本身。

况且，我所指意义上的“语音交替”用语，有时出现在现代语言学著作中。比如，索绪尔在《印欧语言原始元音系统回忆录》（Leipsick，1879，12页）中说道：“意大利诸语言使动词结尾都变得一样，目的在于在这些语言中发现弱形式和强形式的语音交替。”

在本文中常见的语音交替概念是我在18年前提出的。也就是在那时，我开始在喀山大学和当地的神学院讲授比较语法的若干章节和普通语言学课程。

那时的语言学著作中常见的关于语音差异的解释，即不断地发现语言中的一个音素向另一个音素的过渡，首先确定语音规律等。我对这样的解释非常不满意。因为一方面，我发现这个解释没有将年代学或者历史层次概念考虑在内；另一方面，事实表述不够准确。首先，语音不同但在词源上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音素相容性就是这样的事实。只是应当在确认事实之后尽量发现它的原因。

我说出了当时在这个领域所持的观点或者只是简短地顺便在《1876—1877学年度详细讲课大纲》、《1877—1878学年度详细讲课大纲》、《拉丁语音学教程》中提到过。甚至在更早期的论著中，在《波兰语中的s（，s＇）∥ch）的交替》中我已经将s∥ch交替称为“用于区分意义的辅音强化”，我逐渐清楚和准确地理解了这个概念。在俄语课上，我使用了俄语词“交替”表示一种语言语音不同但在词源上具有亲属关系的音素。我在喀山时期的学生之一，尼古拉·克鲁舍夫斯基在自己的著作《观察若干与重音有联系的语音现象》（喀山，1879）中挑选了《吠陀经》拥有的材料。这些材料适用于解释由重音影响引起的语音交替。克鲁舍夫斯基对类似的语音现象有清晰和独到的见解，并且在其硕士论文《元音规则问题：对古斯拉夫语元音系统的研究》的导论部分概括性地介绍了这一观点（来自于《俄语语文学报》单行本，华沙，1881年），还有在之后的《论音素交替》（喀山，1881这个前言的德语版本试比较博鲁格曼的评论（Literar.Centralblatt，1881，12，стр141），其中提到的观点无疑是不公正的，好像作者理解的“语音交替”就是通常被称为“语音过渡”或者“语音变化”的现象。）中也是如此。

克鲁舍夫斯基从哲学角度发展了“语音交替”理论，比我所做的更富有内容，更加准确，主要是因为他严格使用了分析方法。但不能否认，克鲁舍夫斯基只是对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赋予了异样且更加完善的形式（这一点连克鲁舍夫斯基自己也承认）。

在克鲁舍夫斯基提议的阐述语音交替理论的方法中可以找到若干不足之处。尽管克鲁舍夫斯基思维严谨并使用了分析方法，但还是没有关注到一些内容。他在确定语音交替个别分类的界限时不够准确。他提出了自认为是各个分类的典型特征，其实根本不能如此认为。相反，他没有发现其他特征，而这些特征应当作为更典型的特征首先被提及。而且克鲁舍夫斯基有时犯一些逻辑性错误。但是由于研究的对象是新生事物且非常复杂，尤其如果考虑到克鲁舍夫斯基的一般性结论首先是建立在语音变化的有限区域内这一事实基础上，而这些语音变化正是俄语中辅音的颚化或者软化引起的，那么上面所说的一切也就不值得惊奇了。

克鲁舍夫斯基的术语不能够令人满意，也不可能保留到现在。而在其他方面，上面提到的克鲁舍夫斯基的两部著作，即《元音规则问题：对古斯拉夫语元音系统的研究》和《论音素交替》属于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内，在喀山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们中间有一种名称性的疾病（номенклатурнаяболезнь）在疯狂肆虐，那就是发明完全新的、不同寻常的术语。克鲁舍夫斯基在自己论著中在这方面还能够保持一定的分寸。在我撰写的《斯拉夫语言比较语法的若干章节》（华沙，1881年）中这种疾病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其中有这样的专业术语，比如相干（когеренты），同源（гомогены），异源（гетерогены），单源（моногены），多源（полигены），无形态性（аморфность），词素的派生异源性（вторичнаягетерогенностьморфем），无形态的对应关系（аморфныекоррелятивы），音位变异（дивергенция），人类语音学的相干关系（антропофоническаякогеренция），可变的对应关系（подвижнаякорреляция），形态的关联（морфологическаякоинциденция），关联的对应关系（коинцидентныекоррелятивы），存在的对应关系（коэкзистетныекоррелятивы）等。

尽管其中包含了可怕数量的重新创造的专业术语，但在这篇论文中还是能够找到有价值的内容。比如指出区分一种语言中固有的语音交替和转借语音交替的必要性就是最重要的新发现之一（对于我而言，这一发现不是新内容，因为我在自己的课上提出这个观点已经很多年了）。还有其他方面也有一定的方法论价值。第一，区分音素和音位况且，我当时对音位的理解与现在不同，即我当时理解的音位是语音性质的集合。这个集合在一种语言或者若干亲属语言中进行比较时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克鲁舍夫斯基建议使用“音位”以区分“音素”。。第二，用一个词素的概念表达词根、词缀、前缀、结尾等的组合。第三，从人类语音学或者生理—音响角度、从形态语义角度确定人类言语联系划分之间的差异。第四，区分语音交替的主要成员和派生成员。

几乎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时，我的另一篇论文《1880—1881学年度在帝国喀山大学讲授的俄语语音学和形态学课程片断》也发表在《语言学札记》单行本中（1882，沃罗涅日）。

著名的东方学家拉德洛夫博士（如今是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院士）在研究克鲁舍夫斯基理论在突厥语中的使用的一篇论文《音素抑扬交替范例及其对语言发展的意义，突厥语中的实例证明》（柏林第五届东方语言学国际会议，1881年9月）（柏林，1882）中，用“音素的语音交替”（звуковаяальтернация）（lautabternation）代替了“音素交替”（звуковоечередование）（lautabwechslung）。与我一样，他将第一范畴的语音交替称为语音变异交替，第二类范畴的语音交替称为音素补偿或补偿性的音素（звуковаякомпесация，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йзвук），而我现在采用的术语是传统语音交替。最后，第三类范畴是“相关交替”，这与我所做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