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很集中，声音轻轻地慢慢地讲述，看得出这时他头脑里正进行着巨大的思想劳动。他那双灰色的、目光锐利的小眼睛似乎能看透听者。这双眼睛一向流露着他心地的善良，但是当他接触到使他深为激动的问题时，他的眼睛偶尔也会闪射出一种内敛的、凶狠的光芒。不过这只有一刹那工夫，这双眼睛重又辉耀着善良而又安详的光。但是无论他谈论什么，言语之间总有一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味道，似乎他想要坦率地谈谈什么，转瞬间又把思想埋藏在心底里。有时候他故意谈些离奇古怪、使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再现一些惊人的景象，使听的人事后久久难以忘记。亚·巴·伊万诺夫的一个女儿，已经是个大姑娘，出色的音乐家，但是胆子很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了解这情况，但故意在就寝前给她讲些离奇可怕的故事，吓得可怜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好久都不能入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却因此而乐不可支。
关于他在西伯利亚服苦役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对我们提起。他向来不喜欢谈到此事。大家知道他的脾气，自然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接触这一话题。只有一回，我坐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旁边喝早茶时才听到他三言两语地说起那本他放在小书桌上的小开本的《福音书》。这本《福音书》的古色古香的皮封面的边上被割开过，这情况引起我的注意。我问封面为什么割开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解释说，在他要到西伯利亚去流放的时候，亲人们用这本书为他祝福，替他送行，封面里藏了钱。回忆录作者所说不准确：《福音书》是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送给每个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的，1850年1月他们去服苦役，到达托博尔斯克时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3年的《作家日记》中谈到此事（但没有提到在封面里藏钱）。（《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10）犯人是不许私自带钱的，因而他的亲人们的这种未雨绸缪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转移到西伯利亚监牢初期的严峻又艰苦的处境。
“是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忧郁地说，“钱是清清楚楚的自由”
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这本《福音书》，后来一辈子没有丢开过，始终放在写字台上。这本《福音书》保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家里。恩·恩·库兹明在《每月文库》1901年一月号上曾发表过一则短文。——《历史通报》编者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喜爱青年，工作之余，所有的空闲时间他几乎完全交给青年人，带领他们做各种消遣游玩。由于机缘巧合，本文所述的那年夏天，柳泊林诺来了好几家人家，不久彼此之间就互相熟悉了。青年人很多，有几位是十分俊俏的大姑娘，夜间散步时我们和成年人聚在一起多达二十人。这一群人始终快快活活，无忧无虑，始终充满了融洽无间的气氛，我们之间从来不曾有过一丝怀疑或不悦的阴影。这伙人的灵魂始终是亚·巴·伊万诺夫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说什么，所有的人，大人和年轻人就做什么。我们年轻人自然每人都有自己的崇拜对象，不过这一切都带有那种程度的纯朴的、理想化的性质，大人们只是嘲笑我们，开玩笑地对待我们的叹息和幻想，从来没有对我们产生实质性的某种恶意的怀疑。因而我们所有的人之间也充满了友谊和团结一致的精神。是啊，这真是幸福的时光啊！
散步通常以在公园里做各种游戏作为结束，若不是天下雨把大家早些撵回家的话，这样的游戏往往要延续到半夜。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积极地参加这种游戏，而且在这方面很会出点子，翻新花样。他有一次甚至想出个主意：造一个类似露天剧场的戏台，让我们作即兴演出。用上百年的枝叶繁茂的老菩提树的树干拼成圆桌形的木头平台当作舞台。那时我们年轻人正热衷于看莎士比亚的作品，于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把《哈姆雷特》搬上舞台。按他的指点，舞台上应再现如下的情景：我和亚·巴·伊万诺夫的大儿子扮哨兵，在闲谈，回忆不久前已故丹麦国王的幽灵的出现。在他们闲谈时国王的幽灵突然出现了，幽灵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扮演，拿被单裹着头。他从舞台上走过，消失了；我们呢，惊恐万状，跌倒在地。然后，哈姆雷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外甥，青年医生卡[列宾］）缓步上场，看见我们倒在地上，他停住脚步，以威严的目光扫视观众，庄严地说道：“人都是猪！”这句台词引起观众的响亮的掌声，这场戏到此就结束了。其他的戏也这样演出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亲自参加演出。总而言之，他像孩子一样和我们一起游戏，也可能他在创作他的伟大作品（《罪与罚》）的繁重的思想和精神劳动之后，在游戏中得到休息与安慰吧。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喜欢音乐，他几乎老是在哼着什么，这最好不过地表明他心绪良好。在这方面，亚·巴·伊万诺夫的次女，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女学生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以其出色的演奏给他带来巨大的快乐。他们只在一点上有分歧：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是肖邦的热烈崇拜者（所有的女人都是这样）；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并不特别欣赏波兰作曲家的音乐，称它是“生痨病的”音乐。他最推崇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俄国作曲家中，他最喜欢格林卡和谢罗夫的作品，尤其是后者的歌剧《罗格涅达》。对《阿斯科尔多夫之墓》《阿斯科尔多夫之墓》是俄国作曲家亚·尼·维尔斯托夫斯基（1799—1862）的歌剧。我们分成两派：亚·巴·伊万诺夫和我肯定这部歌剧，对它的每个曲调都极为赞赏；所有其他的人是反对派，对歌剧态度冷淡，甚至嘲笑，称维尔斯托夫斯基的音乐是普通的抒情歌曲集锦，如此而已。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发表过确切的意见，他很愿意支持亚·巴·伊万诺夫，以便给这个好人一点愉快。确实，只要对《阿斯科尔多夫之墓》持否定的看法，就会使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不能控制自己。他非常熟悉这部歌剧，能凭记忆演奏。莫斯科舞台上演这部歌剧时，亚·巴·伊万诺夫一场不落地去看。他说《阿斯科尔多夫之墓》上演的头一年演出六十场。当时托罗普卡一角由著名歌唱家本蒂肖夫扮演，他始终以他那罕有的歌喉把大批莫斯科人，主要是商人吸引到剧场里来。
既然提到音乐，我就在这里顺便谈谈一个小小的细节。有一次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场，我在钢琴上弹了（也是凭记忆演奏）德国抒情歌曲，歌词是海涅的著名诗篇：Du hast Diamanten und Perlen，Hast alles，was Menschenbegehr，Und hast die schnsten Augen，—
Mein Liebchen，was willst du mehr？…你拥有钻石、珍珠，你有着你想要的一切，你有美丽的眼睛，——
亲爱的，你还想要什么？
选自文集《重返故乡》。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喜欢这支抒情歌曲，他好奇地打听，我是在哪里听到的。我回答说，我在莫斯科时几次听见流浪乐师演奏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初次听到这支抒情歌曲，他也开始常常唱这支歌。我不敢肯定，但他也许是因此而产生了一个想法：在他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第二部第五章里，把这支抒情歌曲的歌词放在垂死的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马尔美拉多娃的嘴里，让她在呓语时说了出来。《罪与罚》的第五部第五章写了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之死。（见本书页311注①）必须记住，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也是背着手摇风琴，带着孩子走街串巷，逼着孩子们在围观的人面前边唱边跳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小说的第二部恰恰是1866年夏天在柳泊林诺写的。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每星期都上莫斯科，到刊登他的长篇小说的《俄国导报》编辑部去，又总是郁郁不乐地回家来。因为书报检查方面的种种限制，他几乎老是不得不修改作品，或者甚至直接把作品中某些地方删去。这当然使他很不痛快，不过他没有公开讲明，所以我们当中谁也不知道小说中哪些地方对于读者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痛苦的是按《俄国导报》的要求改写了《罪与罚》的第二部第九章（拉斯柯尔尼科夫初次拜访索尼娅，他们的争吵，索尼娅读福音书中关于拉撒路复活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里面一点也没有违反德行的地方，甚至正好相反”（《书信集》，第1卷，页444），不过他被迫改写了正文。
有一次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步行去莫斯科，请我作伴和他同去。一路上他讲了最近的政治形势，当时人们对政治形势的全部兴趣都集中在奥普战争上。我对政治当然是不甚了了的，但每天看报，对普鲁士的战胜还是颇为关心的。因而我自然怀着十分贪婪的心情去倾听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观点、看法和分析说明，他能以渊博的知识真正吸引每个听者。我从他那里知道俾斯麦、拿破仑三世、法兰西士约瑟夫以及其他操纵欧洲命运的人物。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很耐心，很注意听，充分摆情况，千方百计把我由于年轻而不懂的地方统统解释清楚。我们这样闲聊着一直走到罗果日城关。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请我在那里留下，他要到编辑部去一趟。我坐在一家中等酒馆旁边的小店铺里，因为闲着没事干，就去数有多少死人从我面前的公路上送到罗果日墓地去。应当指出，本文所述的那年夏天，莫斯科霍乱流行，虽不特别猖獗，每天毕竟还是夺走了不少患者的生命。在我等候的三个钟头里，我计算了一下，将近有十个死人从我面前运过，几乎清一色是平民。一匹瘦马，拉着大车，车上是草草钉成的普通白皮棺材，两三个送殡的人，有的甚至连一个送殡的人也没有。多么凄惨的景象！这时一辆四轮轻便马车迅速出现，车上有熟悉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身影，他正用眼睛在寻找我。等他乘车来到我身边，他首先告诉我，他饿坏了，他建议就在这家酒馆进餐。这一建议我十分满意，因为我自己也感到饿了。这样我们走进酒馆，占了一张单独的小桌子，桌上铺着白色的台布，停满了成群的苍蝇。因为时值夏天，酒馆里空荡荡的。穿白衣服的伙计们，腋下夹着餐巾，没精打采地在店堂里走来走去，我们的光临显然使他们吃惊，因为在城郊公路上，我们毕竟是不常光临的稀客。
堂倌给我们上了冷盆（顺便说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几乎什么也不喝），这是个十分轻浮然而又很殷勤的人，他不由得使我想起那个在某城旅馆里给乞乞科夫送饭的酒店小厮。我向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指出这一点，使他心情极为愉快。随便抓个什么理由提一下果戈理，就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兴高采烈，——他对这位伟大作家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回想起果戈理作品中各种不同的地方，他多次说过，无论在俄国文学中还是外国文学中，在刻画人物的现实性和无法摹仿的幽默方面，他不知道还有什么人比果戈理更高明的。比如，有一回他说，没有一个作家能像果戈理那样想出更加富有性格特征、更加机智的写法，当罗士特莱夫硬逼着乞乞科夫打牌而没有成功时，他勃然大怒，突然向自己的仆人发命令：“波尔菲利，去告诉马夫，不要拿燕麦喂他的马，给它们光吃干草。”这在罗士特莱夫的性格描绘中真是才气横溢的一笔，一下子把他的面目突现出来，极其有力地点出了这个粗鲁蛮横的人的全部内涵。
遗憾的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没有为我们朗读过作品，所以我说不出他的朗读对听众会产生什么印象。
根据他说话、讲故事来看，应当认为，他的朗读也是很出色的。不过大家对他十分客气，谁也不愿意拿什么事情去麻烦他，没有他本人的愿望和冲动，谁也不肯提出要他朗读。
题解：
冯·福赫特过去是康斯坦丁诺夫土地测量学院的学生，他的回忆录写到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在柳泊林诺度过的夏天，正如现在所看到的，写得真实而富有诚挚的感情。
安娜·格里戈利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指出，冯·福赫特是少数的“回忆录作者”之一，他们没有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成“上流社会里的一位阴郁的怪人，总是跟所有的人争吵”，如此等等，落入旧套；却“发现有可能得出和说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完全不同、然而又是符合实际的印象”。（《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页292—293）
本文根据《历史通报》1901年第12期页1023—1033刊印，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