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城的人自然只谈论大学生。允许和被关押的人见面，所以每天有许多人到要塞去探监。《当代》编辑部也派人去给他们送慰问品。在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处烤了一大块牛肉，再添上一瓶白兰地和一瓶红葡萄酒，送到要塞去。当局认为最有罪的大学生们终于被押送出去流放，亲属朋友们给他们送行，直到城外很远。告别时人很多，喧闹嘈杂，去流放的人大部分看上去像英雄。
这一事件后来完全照此继续下去。关闭大学，彻底进行改组。这时教授们便请求准许他们上公开课，这一请求毫无困难就得到批准。议会让出大厅供讲课之用，于是大学的课程竟在大学之外几乎以原班人马开办起来。学生们自己设法安排上课，维持秩序，对这所新型的自由的大学十分满意，也很以此自豪。
表面看来，他们为学业而奔忙，然而他们的心思不在学业上，他们感兴趣的是别的东西，这就把事情搞糟了。1862年3月2日在鲁阿兹大厅举办了一次著名的“文学音乐晚会”成了对办在议会厅里的大学进行破坏的理由。举办这个晚会的目的似乎是要展示所有先进的、进步的文学力量。从这方面来说，文学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听众也是经过仔细选择的。甚至在文学朗诵中间穿插演出的小曲子也是由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的妻子和女儿们来担任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朗诵者之一，他的侄女是演出者之一。在这个晚会上朗诵的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念他的回忆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普·弗·巴甫洛夫（为了这次朗诵遭到流放），还有库罗奇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念了《死屋手记》中的一段，据目睹者潘捷列耶夫证述，听众“对他也发出最令人感动的欢呼声”，因为人们“尊敬不久以前受过苦难的人”。（尤·费·潘捷列耶夫，《回忆录》，国家文学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58年，页225）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十七岁侄女，著名的钢琴家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和他一起参加这个晚会。问题不在于朗诵什么和演出什么，而在于热烈的欢呼声，那成了先进思想的代表。
欢呼声和喧闹声响彻大厅，后来我老是觉得，这个晚会是我们社会自由主义运动所达到的最高点，也是我们的非常轻松的革命的顶点。
八论战——虚无主义
1861年，1862年，那时的思想状况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高度激荡的，乡土派的作家们自然同样具有这种激荡的情绪。似乎一切旧的生活方式都行将变化，消失，新的生活可能开始，人民的思想情绪可能在新的自由的创作中流露出来。
与虚无主义思潮作斗争的序幕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自己在《——波夫君与艺术问题》一文（《当代》，1861年，二月号）中揭开的，他在文中批驳了企图将艺术作为纯粹的服务工具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波夫君与艺术问题》一文，根本不是与“虚无主义”（用斯特拉霍夫的术语来说），即与《现代人》的进步的政治信仰作斗争的开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责备杜勃罗留波夫对待文学的功利主义态度的同时，也看出他是个天才的、聪明的评论家，肯定“他的见解的主要本质是正确的”。（《1926—1930年版全集》，第8卷，页73）整个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当代》上与《俄国导报》的反动的保守立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为进步青年作辩护。他在《答〈俄国导报〉》一文中写道：“就算他们有时不对，走得太远，轻率，不知分寸，但他们的思想却是好的。”（同上，第8卷，页203）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卡特科夫说：“谁会想到要去嘲笑这样的人呢”，他们“正在寻找公式”，“不满足于仅仅从因循守旧中去找出那现有的和应有的公式来自慰，他们要自己去找出公式来”。（同上，第8卷，页230—231）他以相当温和的反驳开始；他主要是反对破坏艺术规律，反对那种认为没有鲜明的倾向性的艺术作品是无用的看法。可是我没有耐心，想快些对虚无主义的理论采取直率而果断的态度。可以说，我对虚无主义常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从1855年起，当虚无主义开始引人注目地出来发表意见的时候，我便十分愤怒地看着它在文学中表现出来。1859年与1860年，我就试图反驳如此明显而又放肆地发表的荒谬言论；可是我去找两个刊物的编辑，都是老朋友，他们断然拒绝刊登我的文章，说是往后也甭想刊登。这时我明白了，这一派别的机关刊物有着多么高的威信，我很担心我在《当代》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当我的《再论彼得堡的文学》一文在《当代》1861年六月号上刊登出来时（自然是多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于我是一件极大的快事；那时我开始几乎在每期刊物上都写这一类的文章。我详细讲这些情况是为了评述当时的文学界。我本人真诚地认为，这些小文章与其说是正经事，不如说是消遣，因而它的出炉就比较愉快。不过开始时编辑部方面有过—些小小的抵制。编辑常常在我的文章所攻击的作者的名字前面添上称赞的修饰语，例如天才的，有才华的，或者加上括号：（然而是值得尊敬的）之类。还有增添的文句，如《且说论战》一文中就增添了下列文句：“伏尔泰一辈子吹口哨，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是没有影响的。（要知道，正是为了吹口哨，人家对他是多么恼火！）”
这种一般地称赞吹口哨，特别地称赞伏尔泰吹口哨，破坏了文章的基调，所表达的根本不是我的喜好。可是编辑部不能不维护按当时的风气所拥有的权力，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充分的权利。文句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加上去的，我对他的相当激烈的坚决要求让了步。不过，所有这一类的增饰很快就停止了。见本书页230注①。
这些文章都是用笔名科西扎写的，——我斗胆以费奥费拉克特·科西奇金为榜样，尽最大努力在对待我所攻击的对象上做到与人为善和准确。我一点不吹口哨，但是，我的文章越有影响，文章所阐明的问题越引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兴趣。
我详细谈到这些是因为这件事情有很重大的影响：导致《当代》与《现代人》的彻底决裂，后来造成几乎彼得堡的所有搞刊物的人一致对《当代》抱有敌意。斯特拉霍夫显然夸大了《当代》“几乎”与彼得堡“所有”办刊物的人之间的敌意。
一般地说，对于我们的文学，我们的社会意识，主要是由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明确提出的我国出现的否定一切的问题，虚无主义者一词第一次也就是出现在这部小说里，从这部小说开始谈论新人，总而言之，一切情况都已明确了，大家都知道了。《父与子》自然是屠格涅夫的最出色的作品，不是在艺术性方面，而是在富有政论色彩的态度上。屠格涅夫时常观察我们这里大多数人的情绪变化，注意考察当代英雄的理想，那是在先进的文学小组里形成的理想；这一回他作了重大的发现，刻画了一个典型，先前几乎谁也不曾留意过，这下子大家豁然开朗，发现自己周围就有这样的典型。大家大为惊讶，引起一片混乱，因为被描写的人不知所措，起先他们不愿在小说中认出自己，尽管作者根本没有以绝对恶感的态度去对待他们。
1862年四月号《当代》上刊登了我的文章，文中对屠格涅夫评价甚高，称他是纯客观的艺术家，论证了他所描写的典型的真实性。斯特拉霍夫的《〈父与子〉和屠格涅夫》一文不具名刊登在杂志上。斯特拉霍夫以皮萨列夫与安东诺维奇的意见为出发点，肯定屠格涅夫“有胆量、有意图去创作一部反映各种思潮的长篇小说；他崇拜永恒的真，永恒的美，抱着一个足以自豪的目的——从暂时的现象中指出永恒的东西，写出了一部既非进步又非保守，而是所谓‘永恒的’小说。总之一句话，屠格涅夫拥护人类生活中的永恒的基本原则。巴扎罗夫毕竟失败了；不是被个人和生活中的偶然事件所击败，而是被这种生活的思想本身所击败。”（《当代》，1862年，第4期，页78、81）文章发表后不久屠格涅夫即到彼得堡来了，通常他是准备到俄国来过夏天的。他拜访了《当代》编辑部，遇到我们正好都在编辑部，他请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与我到他下榻的克列雅旅馆（如今的欧洲旅馆）去午餐。已经掀起一股反对他的风潮显然使他颇为不安。席间他的谈话极其热烈，生动迷人，主要话题是外国人对待侨居国外的俄国人的态度问题。他详细描述外国人如何使用卑鄙、狡猾的手段，欺骗俄国人，诈取钱财，搞到遗嘱，捞到好处等等，讲得绘形绘声，极为生动。后来我多次想起这一番话，他长期居住在国外，类似这样的细致的观察必定是不少的，我惋惜的是他始终没有形诸文字。
虚无主义问题后来闹成什么样子大家都知道了。责难和谩骂纷纷落在屠格涅夫身上，持续达数年之久。他本人也长期感到困惑，有五年工夫（直到1867年写《烟》为止），他一点也没有写过类似从前的富有政论色彩的长篇小说，而且一般说来写得很少。这期间，1866年《罪与罚》问世，以惊人的力量描绘了虚无主义的某些富有特征的、极端的表现。
九第一次出国旅行
这一年，1862年的夏天，6月7日或8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踏上旅途，第一次赴国外。我将尽我所能回忆起这次出国之行的情况；他自己在《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一书中记述了这次旅行的印象《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发表在1863年第2、3期的《当代》上…他去巴黎，后往伦敦，会见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赫尔岑在国外的初次见面是在1862年7月16日（俄历4日），地点在伦敦。1862年7月17日赫尔岑在给奥加辽夫的信中写道：“昨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来，他是个纯朴的、不很开朗、然而十分可爱的人。他满怀热情地相信俄国人民。”（《赫尔岑》，第27卷，页247），如同他自己在《公民》的《日记》上所提到的那样。见《1926—1930年版全集》，第11卷，页6。他那时待赫尔岑很客气，他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一书受到这位作家的某些影响；但后来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流露出对他的不满，因为他没有能力了解俄国人民，不珍惜俄国人民的生活特点。以有文化修养自傲，对朴实善良的人抱着厌恶轻蔑的态度——赫尔岑的这些性格特点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很愤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的发展变化上，赫尔岑对他的影响不见得比别林斯基对他的影响小。“乡土派”的思想最初是在《当代》上形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个创作时期（直到他在普希金纪念会上发表演说为止）的整个创作都渗透了这种思想，它和赫尔岑的观点有着密切的、然而又是独特的联系。（详见多利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赫尔岑》，《素材及研究1》，页275—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