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左右，我们通常在编辑部与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碰头，他喝过早茶，我呢，上午工作完毕。我们在那里浏览报纸，翻阅杂志，打听各种新闻，然后我们常常一起散步，直到用餐。六点多钟，黄昏时分，他往往顺道到我处来喝茶，在夜色降临那段时间里，总是有几个人来我处喝茶的。一般说来，他上我处来的时候比我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多，因为我是单身汉，拜访我不必担心打扰了什么人。如果我有已经写好的文章，或者甚至只写了一部分，他总是坚持要我念给他听。直到现在我还听见他那亲切而迫不及待的声音在喧闹的闲谈声中响起：“念一念，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念念吧！”不过，当时我并不完全懂得这种迫切之中包含着那么多的对我的赞美。他从来没有与我发生过矛盾；我记得总共只有一次争论，是因为我的文章可能是指《论战琐记》一文。（《当代》，1861年，第8期）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吹口哨，尤其是吹得太多，对于吹口哨的人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在某种程度上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是相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有时候吹吹口哨也有好处，真的！”（见《〈口哨〉与〈俄国导报〉》一文，《1926—1930年版全集》，第13卷，页196）后面，斯特拉霍夫自己说，编辑，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坚持要在他的文章里加上这样一句话的：“伏尔泰一辈子吹口哨，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是没有影响的。（要知道，正是为了吹口哨，人家对他是多么恼火！）”（《当代》，1861年，第8期，页135）而引起的。不过他也从来没有夸奖过我，从来没有表示过特别的赞许。
我们当时的友谊尽管主要是建立在思想上的，但十分亲密。人与人之间的接近一般说来决定于他们的性格，在最顺利的条件下不超越一定的限度。我们每个人仿佛都在自己周围划上一条界线，不允许任何人越界，或者，毋宁说是决不会允许任何人越界的。我们的接近在我们的精神气质的特性方面也遇到阻碍，我丝毫不想为这一阻碍承担些微的责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常有疑心病发作的时候。这时他就怀疑地说：“没人跟斯特拉霍夫说话，所以他才缠住我。”这种一时的怀疑只表明我们一向是非常坚信我们相互之间的好感的。最初几年，这是一种感情，后来变成了柔情。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癫痫发作，苏醒过来以后，首先是心情沉重极其难受。一切都惹他生气，使他害怕，连得最亲近的人在场他也感到厌烦。这时候他的兄弟或妻子便派人来找我——和我在一起他觉得好受些，稍稍得到恢复。回忆这些事情，我重又想起我的某些最美好的感情，我想，那时的我自然要比现在的我好。
我们的谈话没完没了，这是我一生中所能参与的最精彩的谈话。他用朴实、生动、毫不自以为是的语言说话，这种语言是俄国人谈话中最迷人的地方。同时他常常开玩笑，特别在当时；不过我不太欣赏他的机智，那往往是一种表面的机智，法国式的，多半是在词藻上和形式上玩花样，而不是在意义上，读者可以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评论文章与论战文章例如《关于俄国文学的几篇文章。序言》。（《1926—1930年版全集》，第8卷，页36—40）中找到这一类机智的例子。可是他身上使我着迷，甚至使我震惊的最主要的地方是他的非凡的智慧，敏捷的才思，他能凭一句话、一个暗示迅速抓住任何意思。谈话的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敏悟，思想可以随意地从容表达，不需要坚持和解释，问题立即得到答复，不同意时可以针对中心思想直接反驳，你对他有所求时他会当场表示同意，没有任何犹豫不决，含糊其词。因此我想象当时那些没完没了的谈话对我是一件天大的乐事，是一种骄傲。谈话的主要题目自然是关于刊物的事务，不过除此以外也还有各式各样的话题，很多时候常常是极抽象的问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喜欢谈谈事物的本质、认识的极限等这些问题。我记得，每当我把他的议论归纳到我们从哲学史上知道的各种哲学观点上去的时候，他可乐了。本来嘛，提出新的见解，哪会这么容易！所以他就开玩笑说，他的看法与这一或那一伟大思想家的见解不谋而合，以此来自嘲。
六作为小说家和报人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不谈他对周围的事物和现象的观点和感情。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他心灵中的最美好部分。为了某些没有经验的读者，我只说，这是最真诚的作家之一，他所写的一切都是他体验过、感受过的，甚至是怀着巨大的热情和兴致体验过、感受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主观的小说家之一，几乎总是照着自己的面貌和类似自己的面貌来创造人物。他很少做到充分的客观。对于熟识他的我来说，他的描述中的主观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作品的印象往往有一半要化为乌有，而这些作品，作为纯粹客观的形象，使其他读者大为惊奇。
看到他描写自己的某些阴郁的病态心情，我常常感到诧异，为他担心。比如，在《白痴》中这样描写癫痫症发作，医生嘱咐羊痫风患者不要去回忆病情，那可能引起病的发作，就好比别人的发病情景会引起他旧病复发。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顾一切，无论他描写什么，他自己总是坚信他在化腐朽为神奇，使描写的对象具有充分的客观性。我屡次听见他说，他认为自己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构成他的小说的常见情节的犯罪、自杀以及种种精神错乱、精神反常，这些原是现实中长期存在的常见现象，只是我们忽略过去了而已。抱着这样的看法，他大胆地着手描绘阴暗的图景；在刻画人的形形色色的灵魂堕落方面，谁也没有他走得那么远。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他终于使自己的创作具有那样强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使读者为之惊讶，为之着迷。他所描绘的场面具有那么丰富的真实性，心理刻画的深度和准确性，这些场面，连对小说情节完全陌生的人都是明白易懂的。
我常常想到，如果他自己清楚地看到他描写的场面渲染着多么强的主观色彩，那可能会妨碍他写作；如果他发现自己创作中的缺点，他就可能无法进行创作了。可见，正如任何作家一样，一定程度的自欺自慰还是必要的。
然而，众所周知，每个人不仅优点之中包含着缺点，有时候缺点之中也包含着优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这样勇敢地把可怜又可怕的人物、各种精神上的溃疡描绘在场面中，是因为他能够，或者他认为自己能够对他们进行最高审判。他在最堕落的、最乖戾的人身上看到神的火花；他注视着这种火花的最微弱的闪露，从我们惯常以轻蔑、嘲笑或厌恶对待的现象中窥察到心灵美的特点。在丑陋、畸形的外表之下，他发现心灵的美，为着这种美的闪耀，他宽恕人们，热爱他们。可能是他的缪斯唤起他的崇高而又温柔的人道主义精神，是缪斯给了他衡量善恶的尺度，他带着这一尺度下到最可怕的灵魂的深渊。他坚定地相信自己，相信人，这就是为什么他那样真诚、那样容易把自己的主观性当作十分客观的现实主义。
我因为了解他本人的思想和感情，我无论如何可以作证，他以自己心灵中最纯洁的血液在哺育读者。负有使命感的真正的作家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对读者的强大影响就在于此，虽然公众往往以为作家不过是虚构得好，编得巧妙而已，而评论有时候硬要把自己的某个目的强加给读者，而不是读者自己的心灵向他们指出的那个目的。
我从纯粹个人的性格特点说起。在他身上从来没有发现任何由于他受过苦难而产生的哀伤或冷酷，从来没有丝毫想要扮演一个受难者的愿望。他对当局绝对没有任何恶感。他竭力要维护和扩大的，仅仅是文学上的威望；从来没有表现过受过苦难的人的威望，除非是为了他必须要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除非证明谁也没有理由认为他对政府的看法是姑息或奉承讨好。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保持这样的态度，好像他过去毫无特殊的经历，既不让人家觉得他是个灰心失望的人，也不让人家看出他是心灵受过创伤的人，恰恰相反，当健康状况允许的时候，他还显得快乐而且精神饱满的样子。我记得，有一位女士初次参加在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处（好像是每逢星期日）举行的编辑部的晚会，她聚精会神地打量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临了说道：“看着您，我似乎从您的脸上看到您受过的苦难”这话显然使他很不痛快。“哪有什么苦难！”他高声说了一句，然后又开玩笑扯到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上去了。我还记得，有一次要他为当时很风行的文学朗诵会准备一段朗诵，挑选作品时，他为难了。他对我说：“需要新的、有趣的东西。”我提出：“从《死屋手记》中选一段怎么样？”他说：“我经常朗诵的，不想再念了。念的时候我老是觉得我好像是在公众面前抱怨诉苦，老是抱怨诉苦这可不好。”
总之，他不喜欢回顾过去，似乎要把过去彻底抛弃，即使回顾，也停留在愉快的事情上，好像以过去的快乐自夸。从他的谈话中很难了解他从前的生活情况，其原因就在这里。
对待当局的态度，他始终坚持那种对于所有真正的俄国人来说都是坚定而明确的观点。他使自己的见解极其严谨明确，但是摒弃任何不服从的想法。他既无意不负责任地随口乱说，也不想恶意诽谤，尽管他有时也极为痛苦而又愤慨地说起有些人物和有些事情的处理。他对自己的事不仅毫不抗争地忍受令人不快的现存秩序，而且常常十分心平气和，仿佛这件事情是普遍的情况造成的，与他本人无关，而普遍情况的性质又是不取决于这种个别情况的。比如，我就不记得他什么时候曾经对书报检查制度表示过深恶痛绝。对这种情况，有理由不太相信斯特拉霍夫的证词。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书报检查机关对《地下室手记》作了修改而写信给他的哥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说：“倒数第二章与其像现在这样胡乱删节文句，弄得自相矛盾地发表，还不如不发表的好。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书信集》，第1卷，页353）
七自由主义——大学生风潮
一般说来，《当代》圈子里的人绝无丝毫革命情绪的迹象，也就是说，不仅没有什么计谋，而且不与图谋不轨的人往来，也不去纵容和鼓励图谋不轨的人。我们，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首的所有的人，在混乱透顶的时候，我们所想的、所希望的还是仅仅限于文学上的角色，也就是为了使社会的道德和思想朝着我们认为是最好的方面转化而劳动。实质上我们是些只会务虚的报人，我们只谈论一般的问题和观点，在实际方面，我们停留在纯粹的自由主义上，也就是停留在绝难同意暴力改革思想的那种学说上，即使主张对现存秩序进行某些改革，也要单靠信仰和启发开导来实现。至于自由主义者，按事情的实质来看，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保守主义者，而不是进步人士，更无论如何不是革命者，这一点，许多人未必知道，未必清楚地懂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保持这样真正的自由主义直到生命的终了，正像一切受过教育的人那样，保持这种观点而不会盲从。
在这里我详细说一说那时候的一件重大事件，所谓大学生风潮1861年10月底，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因警察扣留了他们派去与局长谈判的一群学生，他们撕毁学业成绩簿，在校院里举行集会以表示抗议。警察试图驱散他们，未成。于是在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团的一个连队的协助下，逮捕了约两百名学生，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发生在1861年底，再好不过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这一事件大概有各种内部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我且不去说它，我只讲讲事件的表面的、公开的概况，对于大多数人、当事人及旁观者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大学生们由于自由主义泛滥，越来越生气勃勃，然而可惜的是这股热心的劲头把他们的功课给断送了。学生们举行集会，设立互助贷款，办图书馆，出版集子，审判自己的同学等等；可是这些活动如此吸引他们，刺激他们，大多数人停止学习，连得许多最聪明、最能干的学生都是如此。也发生不少骚乱，就是越出一切特许范围之外的行动，上级最后决定采取措施以制止事态扩大。为了预先取得无可争辩的威信，上司呈请最高当局下令禁止集会、设立互助金、推派代表之类的活动。命令是夏天下达的，秋季学生返校就应该执行。学生们打算反抗，但是决定作自由主义的校方所能允许的唯一的抵抗，也就是纯粹消极的抵抗。他们果然这样做了；他们牢牢抓住各种借口，以便尽可能多给当局制造些事端，把所有的事情都公开出去。他们非常巧妙地打听最大的丑闻，只要能够打听得到。当局不得不大白天在街上两次或三次大批地逮捕他们。使大学生们更高兴的是当局把他们关在彼得保罗要塞。他们毫不抗辩地接受这次逮捕，后来服从法庭的审判，最后服从判处流放，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沉重难熬的、时间很长的流放。做到这一步之后，他们想，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已经做了，就是说，他们大声宣称他们的权利遭到侵犯，他们自己并没有越出法律的范围，好像仅仅为了一些坚决的要求而遭到沉重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