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拉舍夫斯基第一次戴着脚镣走路，脚还不习惯，举步艰难。他走到斯佩什涅夫跟前，和他说了几句话，拥抱了他，然后走到毛姆贝利身边，也跟他告别，吻了吻，说了些什么。他按我们站立的次序，依次走到我们身边，和我们每个人默默吻别，或是说点儿什么告别的话。走到我身边时，他一边拥抱我，一边说：“永别了，阿赫沙鲁莫夫，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我流着眼泪回答他说：“我们也许还会再见面的！”只是在行刑台上，我才第一次爱他！
和所有的人告别过以后，他再向我们大家鞠了一躬，挪动还戴不惯镣铐的双脚，在宪兵与士兵的搀扶下，顺着小梯子艰难地走下行刑台，坐上马车。传令兵坐在他的身边；腰佩军刀、挎着手枪的宪兵坐在车夫的并排；三匹强壮的马掉过头去，随即缓步走出拥挤围观的人群和人群后面的停着的马车，拐向通莫斯科的大道，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了。
他的话应验了——我们没有再见面；我还活着，而他的命运却比我坏得多，他已不在人世了！
1868年12月7日，在叶尼塞省的密努辛斯克，他因心脏病突然死去，葬于1869年1月4日。彼得拉舍夫斯基不是死于1868年，是1866年的12月7日，也不在密努辛斯克，而是在别尔斯克村，葬于1867年1月4日。这些资料在阿赫沙鲁莫夫所提到的《俄国旧事》的简讯上都是有的，不过他显然是凭记忆引用日期，所以造成错误。
1882年，在别尔斯克和他一起生活过的尼基塔·符谢沃洛日斯基君在他的坟墓上临时安了个木头十字架。关于他的死亡以及最后一年在密努辛斯克地区艰苦的流放生活，1889年5月的《俄国旧事》上刊登过一则简讯，署名为姆·马克斯，结尾是这样几句话：“Gravis fuit vita，laevis sit ei terra！”（“他的一生苦难深重，让大地减轻他的苦难吧！”）
眼前发生的情景使我们大家十分惊讶，彼得拉舍夫斯基乘车离去时，我们大家都裹紧了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的皮袄，还在原地站着。事情结束了。两三个在现场指挥的人登上行刑台，分明怀着同情的口气向我们宣布，说是我们不会直接从广场出发，动身之前先回要塞的原处去，大概允许我们同亲人告别。这时我们走动起来，开始互相谈话举行死刑仪式，其后又宣布改判各种流刑，这几个钟头对我们大家所产生的印象是如此的不同，正如我们的性格各不相同。
迪布老大垂头丧气地站着，跟谁也不说活；伊波里特·迪布在我走到他跟前时，他说：“还是枪毙了我们的好！”
至于我，那么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我提出请求宽恕而没有受到重视（这个请求后来使我很苦恼），又因为我终于从单独监禁中放出来了。我觉得遗憾的只是我被派到不知什么地方的犯人连，而不是被发配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可是我对遣往西伯利亚的极其新奇有趣的长途旅程颇感兴趣。后来，痛苦的现实证明我的遗憾是有理由的：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国事犯中去，也就是到人们已经跟他们打惯交道的地方去，要比落到愚昧粗野的犯人连队中去，也就是沦落到盗贼与杀人犯中间去要好得多，何况后者还面对着人人望而生畏的长官。
但我毕竟还是幸运的，因为监狱生活已经结束，我被派去干活，再也不会一个人单独生活，而是和人们待在一起，这群人不管是什么样的，总是不幸的人，被活儿折磨得精疲力竭，按我的心境跟这些人倒是合适的。
在行刑台上的其他同志也流露了自己的想法，不过没有一个人是眼泪汪汪的，只除了一个人，按罪行排在最后面，免去了一切处分的，我说的是巴尔姆，他站在梯子边上，望着我们大家，眼里流下大滴大滴的眼泪。同志们从行刑台下去，经过他的身边，他就说：“上帝保佑你们！”
马车纷纷驶过来，我们被眼前发生的事情弄得呆若木鸡，没有互相告别就登上马车，各自离去。这时，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站在行刑台下来的梯子口等待马车，喊了起来：“放一辆车过来！”我等到自己的马车过来，便上了车。玻璃窗是紧闭的，骑马的宪兵举着出鞘的军刀，还是那样地包围着我们迅速返回去的马车行列，只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一辆马车不在其中了！
题解：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阿赫沙鲁莫夫（1823—1910），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卡什金小组成员，傅立叶学说的拥护者。1848年春开始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1849年4月7日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纪念傅立叶的宴会上发表有力的演说，主要论点是：“由于已经建立的制度是跟人类生活的主要使命相抵触的，因而它迟早必定会寿终正寝，将会有新而又新、新而又新的制度取而代之。这座古老的、衰朽的大厦终究将完全倒塌，大厦坍毁时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会被压死，然而生活将会复苏，人们将生活得富足、自由、快活！”（《案件》，第3卷，页110）
逮捕阿赫沙鲁莫夫时，从他的住所抄出1848年版的《死屋手记》一本，第一页上作着笔记，大概是必须记下来的论题的细目：“论迄今为止用通常的方法——宗教及宗教所制订之规则，神甫的布道，法庭及法律制度以改善人性之不可能——论变革一切，改革社会一切基础，即改革我们整个的愚蠢、空虚而又无意义的生活之极端必要性。论消灭现今的使自己与他人疏远的家庭生活形式”，“论消灭现今的劳动形式，或互相并吞”，“论私有制”，论“国家与大臣、沙皇以及他们的永远无理、无益的政策之毫不中用”，“法律、战争、军队”，“城市与首都，人们在其中感到苦恼，还会痛苦下去，他们过着同样困苦的生活，患可恶的疾病死去”。（《案件》，第3卷，页89—90）
阿赫沙鲁莫夫的这些观点，一般说来，对于卡什金小组的成员如哈南科夫、伊·马·迪布及其他大学生是颇为典型的。他们受波罗新教授的讲课的影响，开始研究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研读路易·勃朗、傅立叶及蒲鲁东的著作，施泰因的论法国社会主义的书籍。根据审查委员会证实，卡什金小组“比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严整得多，思想一致得多”。成员中的某些人以无私的热情“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的科学意义；某些人想把它应用于俄国生活，另外一些人则已经在考虑尽快实现这些空想的可能性”，他们在会上发表的讲话，远远超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聚会上的发言和谈话。（《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肖高列夫主编的材料汇编，第3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8年，页9、282）
1849年4月23日阿赫沙鲁莫夫被捕，和其他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一起被判处死刑，后又改判为流放和服苦役。流放回来，他念完外科医学院，当了医生，在乌克兰从事医疗和科研活动。
这里根据德·德·阿赫沙鲁莫夫的《我的回忆（1849—1851）》，圣彼得堡共同利益出版社，1905年，第十七章，页100—113刊印。
《世纪的转折时期》一书节选彼·库·马尔季扬诺夫鄂木斯克城当时是西西伯利亚的军事与民政的管理中心，地处额尔齐斯河的河湾，靠近奥马河与额尔齐斯河的汇流处，有古老的城堡。城堡三面是郊野，额尔齐斯河从第四面，即城堡的正面流过，河对岸当时是草原。城堡是一座相当大的斜方形建筑，占地约有数俄亩，四周有土城墙及护城壕环绕。有四座大门：一，额尔齐斯门——朝额尔齐斯河；二，鄂木斯克门——正对奥玛河口；三，塔尔斯克门——面向城里的花园及市政机关；四，托博尔斯克门——朝额尔齐斯河的河湾。每个大门都设警卫哨所，有军人站岗放哨。一般说来，城堡作为抵御敌人的工事，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尽管也配备了数量相当多的铁炮，锈迹斑斑，叫人想起戈罗赫沙皇时代的遗物；一堆堆摞成金字塔形的圆炮弹，缝隙里躲着毒蜘蛛、避日避日也是毒蜘蛛。及蝎子。城堡中央是个大广场；广场上，距塔尔斯克门不远处，耸立着一座规模宏大的东正教教堂，附带教堂职员的住房，这是城堡里的教堂；沿广场四周是一溜溜普通的古代营房式建筑物，这是各种公家机关用房，列成方方正正的阵式，式样整齐，气象肃穆。其中有总督的官邸，警备司令部，工兵部，军团部，宿舍——里面居住着上述各部门的长官，带家眷的职员。后面是第四、第五、第六常备军营的营房以及著名的鄂木斯克苦役监牢。所有这些房屋，除了军团部及常备军营的营房是两层楼之外，其余都是单层建筑物，偶尔来到这里的彼得堡人觉得它寒伧，小得可怜，不由得要想到从前闯入欧洲的野蛮民族的近乎荒唐的建筑。哈尔科夫大学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克洛布茨基教授1840年在讲课时曾经讲到这些民族：“鬼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鬼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鬼知道他们溜到哪里去了。”城堡里大多数是军人：军官，士兵，哥萨克，勤务兵，职员，辎重兵及苦役犯。到处只听见兵器的铿锵声，持枪的哨兵的吆喝声，行军礼的吆喝声，装载粮秣的大车的吱吱咯咯声，炮车的辘辘声以及囚犯身上的脚镣手铐的啷声。
当时对青年人来说，最苦的勤务是站岗，尤其是代替军官到要塞的监牢里去值班。这个监狱就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中描写过的那座臭名昭彰的监狱。当时里面关着两名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及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杜罗夫。不知道彼得堡的青年们以前是否认识他们，但当他们关在监牢里的时候，青年人对他们的遭遇寄予热烈的同情，替他们做了一切能够做的事情。马尔季扬诺夫所说的“青年”是指七个海军少尉候补生，后来称他们为“海员”，这些人是彼得堡海军学校的学生，因微小的过失而被降为列兵，1850年1月被放逐到鄂木斯克。他们降职的事情详细记述在回忆录第一部《海军少尉候补生》中。
这些从前出色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那时是一副极其凄惨的景象。身穿普通的囚服——半灰半黑的短上衣，背上有黄色棱形方块，夏天戴同样半灰半黑的无檐软帽，冬天穿短皮袄，戴耳朵套及手套，还戴着脚镣手铐，每走一步啷作响，从外表看，他们和其他囚犯毫无区别。只有一点，那就是无论怎样也永远消除不掉的受过教育和有教养的痕迹，使他们与许多囚犯有了差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表像个结实、健壮、矮墩墩的工人，受过良好的军纪训练。陀思妥耶夫斯基外表像个“结实的工人，受过军纪训练”，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外表特征，其他的回忆录作者没有人这样写到当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可是意识到自己艰难的命运，毫无出路，似乎使他变得呆愣愣的了。他沉默寡言，笨手笨脚，动作迟缓。他脸色灰白，面颊枯瘦，布满了深红色的斑点，从来不曾露过一丝笑容，嘴巴只是在回答案情或苦役事务时才张开，简短地、断断续续地答复一声。帽子扣在额角上，一直压到眉梢，眼神忧郁、愁闷而专注，低着头，垂下眼睛望着地面。苦役犯们不喜欢他斯·恩·白拉依洛夫斯基也写到这一点，见《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苦役监牢及波兰人中间。托卡尔日夫斯基的回忆录〈服苦役七年〉选》。（《历史通报》，1908年，第4期，页189—193），可是承认他的精神上的威望，不愉快地、不无憎恨地对待他的精神上的优越地位，看着他，一声不吭地让在一边。看到这一层，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自动避开大家，只是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当他心情沉重，烦闷得受不了的时候，他才和几个犯人讲讲话。谢·费·杜罗夫则相反，即使身穿背上有个棱形方块的双色囚衣，他还是一副贵族子弟的派头。他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相貌英俊，头昂得高高的，乌黑的暴眼睛，尽管近视，眼神却很亲切，嘴巴似乎向所有的人微笑，帽子歪扣在后脑勺上，即使在最倒霉的时刻也是一副快活人的样子。他对待每个犯人都很亲切，因而犯人都喜欢他。对杜罗夫的这一番性格描写，基本上符合他的朋友——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巴尔姆对他的描写：“自己遭到不幸时，对友人的不幸异常敏感，异常亲切地同情，这种严格的坚韧不拔的精神，是高尚的、诗人气质的杜罗夫的主要性格特征。”（见《彼得拉舍夫斯基派分子》，页118）可是他被病折磨得体力衰竭，常常勉强支撑着走路。他的腿嗦嗦发抖，几乎撑不住他那消瘦衰弱的身体。尽管如此，他精神不垮，竭力表现出愉快的样子，以机智的玩笑和爽朗的笑声把身上的病痛压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