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原来是另有意图的。即使从上面摘录的演讲词中，读者也可以看出有些地方完全是一种兔子式的行动。这里面好像无意中插入了“也许”这个词儿，好像也是偶然地并列使用了“经常地”和“长久地”，这里面插入了“不切实际的”这个词和“干”这个词，也就是臆想，虽然立即被性质截然相反的、使人确信的话所淹没，这话就是必然性，必然性使人不可能作贱价处理等等。这样兔子式的跳跃使作者有可能逐渐地把所有“不切实际的干”变为鼓吹死亡的最起码的说教。轻轻地、微微地从一个草墩跳到一个草墩，一蹦又一蹦，整个兔子逐渐跳进难以通行的密密丛林里，连兔子尾巴也看不见了。这时，不知为什么，读者也没有发觉，阿乐哥，大家知道是十足的民间典型，竟会被人民撵出来，恰恰因为他是非民间的。奥涅金，同样是浪子的民间典型，也因为他是非民间的而遭到达吉雅娜的拒绝。结果，不知怎么，这些浪子的民间特点竟是不良的特点。再一跳，“一个属于全世界的人”变成“风吹来的一根草”，变成没有根基的幻想家“顺从吧！”威严的声音呼喊道：“幸福不在大海彼岸！”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只属于全世界的大雁留下什么呢？留下的是达吉雅娜，她是解开整个儿这“不切实际的干”之谜的谜底。达吉雅娜原来就是预言，风波就是因这预言而掀起的。她是预言，因为她把属于全世界的人从自己身边赶走了（因为他没有根基，虽然他也无法花更小的代价得到根基），让年老的将军任意支配她（因为不能把个人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不幸上），虽然她同时又爱着浪子。好啊，她牺牲自己。但是，呜呼！原来这牺牲不是自觉自愿的：“我已经嫁给了别人！”受雇于人便委身于人。原来是母亲强迫她嫁给老头子，那娶年轻女子的老头子呢，在这篇演讲中被称为“正直的人”！然而她不想嫁给他，这一点老头儿不可能不知道。不知道那位母亲是何等角色？大概也是世界性的什么吧。就这样，大量的兔式思想使演讲者去鼓吹某种愚蠢的、粗暴的、强制性的祭祀。少女们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君奉上花冠，她们之所以给他奉上花冠，不是为了感谢他劝她们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硬要做她们丈夫的糟老头子，也不是为了向母亲们表示感激，她们强迫女儿出嫁，以便女儿们将来用自己的痛苦去帮助雅利安人部落消愁解忧，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很显然，这里总是有人错了。然而演说之所以被解释得不正确，有错的不是别人，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本人，他没有以比较朴素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题解：
1880年6月5日至8日，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文学界的社会性的大事件——在莫斯科举行的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作家在广大听众面前作了最后一次辉煌的演说。6月8日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的会议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了演说，同时代人一致证实，这次演说对听众产生了震撼心灵的印象。第三厅收到不具名的情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受到大众的欢迎，建议采取措施以防止其扩大影响。（恩·弗·别利奇科夫，《在第三厅密探的报告中的1880年莫斯科纪念普希金的活动》，《十月》，1937年，第1期）
然而，演讲词在《莫斯科新闻》（1880年6月13日，第162号）及其他报刊上发表，同时也在《作家日记》（1880年出了唯一的一期，八月号）上发表（附有作者给阿·德·格拉诺夫斯基的说明及答复）后，却引起无数性质互相矛盾的批评和反响。格·乌斯宾斯基（1843—1902）的特写略微说明了革命民主主义派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的态度。在1880年普希金纪念活动中，格·乌斯宾斯基是《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代表。他在《普希金的纪念活动》一文中表达了他的感想（1891年在《格·乌斯宾斯基文集》第3卷中题目叫《普希金的纪念日》）。这篇文章写了几次，分几次送给杂志；文中回忆的因素和政论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刚见到、刚听到的观感补充了后来对这些观感的评价。文章的开头叙述纪念活动本身。乌斯宾斯基正确评论了大部分发言人的自由主义的漂亮空话，同时他特别强调这是文学纪念活动，强调聚集在普希金纪念像周围的无数群众的狂热的程度。
文章的主要部分是记述伊·谢·屠格涅夫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乌斯宾斯基把他们的演说分开记述。乌斯宾斯基受到初步观感的影响，着重注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演说中与他相近的思想：知识分子对人民的责任，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公开表达了对渴望全人类幸福的浪子典型的爱戴。陀思妥耶夫斯基阐述了普希金的人民性，预言俄国有伟大的未来，这也给乌斯宾斯基以深刻的印象。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演说中的反动方面，乌斯宾斯基起先只是顺便提到，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才集中注意力于这一方面。在《祖国纪事》上，文章的结尾部分是用一条线隔开的，在圣彼得堡1891年版他的作品集第3卷上，则是用副标题《次日》预先作了表示。在这一部分乌斯宾斯基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图谋”揭露浪子所选择的斗争道路，号召作为“无根据的幻想家”的浪子实行和解，乌斯宾斯基也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达吉雅娜的形象解释为“人民的”顺从的天职的理想表现。
乌斯宾斯基重新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已经是在《莫斯科新闻》上登载了演说词之后的事，一部分显然是受到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影响。谢德林对寄去的报道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见1880年7月14日格·伊·乌斯宾斯基给姆·伊·彼特鲁凯维奇的信，《乌斯宾斯基》，第8卷，页228）。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考虑到政治形势（一方面，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阶层中革命情绪高涨，另一方面，政治尝试把这种情绪引上自由主义的轨道，这种尝试的表现就是准许洛利斯梅里科夫在纪念普希金的活动中充当临时独裁者），按照思想观点，竭力要抵消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的成功，拿来同《祖国纪事》一个撰稿人的比较尖锐的发言相对照。他不满意乌斯宾斯基的文章，向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要求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的演说，在《祖国纪事》的《七月小书》中论述了这两篇演说（见1880年6月27日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给米哈伊洛夫斯基的信）。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他的《文学札记》（《祖国纪事》，1880年，第7号）上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然而谢德林在和屠格涅夫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论战时，对纪念普希金的演说的评价，基本上是同意乌斯宾斯基的。
在作品集第3卷上，乌斯宾斯基保存了受到直接的观感的影响所写的那部分笔记，以及看了杂志上刊登的演说词后所写的那篇笔记，仿佛是留给读者和下一代去评断。
第二篇文章也发表在1880年的《祖国纪事》上，标题为《在祖国的田地上》，在1891年版的集子上题目叫作《秘密》，乌斯宾斯基在文中尖锐批评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见解的矛盾性。这篇文章是简讯《次日》的续篇，然而不是回忆录性质的：这已经不是直接观感的反映，而是一篇尖刻的讽刺文章，以演讲者和听众的各种代表之间，直至和普希金的达吉雅娜之间的对话形式写成的。文章的结尾部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论战，乌斯宾斯基拿“真正的”即革命的事业来和道德完善的说教相对抗。
稍后，因为反动政论家康·尼·列昂季耶夫对演说的攻击，乌斯宾斯基又重新来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纪念普希金的演说。列昂季耶夫在《论全世界的爱。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的纪念会上的演说》一文中（《华沙日记》，1880年7月29日、8月7日及12日，第162、169、173期；《文学遗产》，1934年，第15期，页144—147）把——用他的话来说——轰动一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说和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比较不著名的”、“高贵而温和的”（列昂季耶夫语）演讲作了对比。波别多诺斯采夫的这篇发言是“几乎同时”在雅罗斯拉夫教区为教堂职员的女儿们办的学校的毕业典礼上所作的演讲。1882年，在《我们的新基督教徒》这本小册子中，列昂季耶夫一面找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伦理上和宗教观点上的相似之处，一面因他们把基督教的教义当作对他人、对“各民族共同的兄弟情谊”和全世界“和谐”的博爱宣传来加以利用而指责他们是在胡说八道。
在1883年的特写《期待着更好的》一文中，格·乌斯宾斯基出来反对康·列昂季耶夫，保卫陀思妥耶夫斯基。乌斯宾斯基不是托尔斯泰学说的信徒，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像对待“严格的禁欲主义道德的疯狂而热情的鼓吹者”（弗·姆·米哈耶夫，《论格列勃·伊万诺维奇·乌斯宾斯基》——《人民的幸福》，1902年，第11、12期），认识到把基督教的博爱当作医治社会灾难的灵丹妙药的思想是一种空想，因此他一方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理想和托尔斯泰的道德理想之间，另一方面又在其与列昂季耶夫式的反动分子的虚伪保守观点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
普希金的纪念日（1880年）尼·尼·斯特拉霍夫在普希金的纪念日活动中，胜利降临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头上，他在这一和平竞赛中获得了“第一棕榈”奖，我作为这一胜利的目击者，将努力把这件事连同我所注意到的全部细节详细加以叙述。我参加了普希金纪念像的庆祝典礼，可是一点也不积极，只做了一个普通观众，不过这一庆祝活动使我深感兴趣，因此我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在这个纪念活动中演出了一场内部戏，这场戏的主角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
6月6日，我们全体从上午十点钟起聚集在斯特拉斯特诺依修道院参加弥撒和亡魂追荐仪式。教堂里挤满了文学家和知识界的全体优秀人士，他们在愉快的歌声中拘谨地谈着话。大主教马卡理在主持祈祷仪式，祈祷完了，他布道，题目很简单，应当感谢上帝给我们派来了普希金，应当祈求上帝，望他为一切其他行业赐予我们同样强大的人物。我觉得布道似乎有点儿冷清，没有发觉它产生了特殊的影响。我觉得，当我们走出教堂来到广场上，当雕像上的遮布揭去，我们在音乐声中到纪念像的基座上去献花圈的时候，头一阵欢乐的时刻来临了。纪念像前举行的仪式是十足世俗性的，献花圈，宣读证书，纪念像修建委员会用证书把它移交给莫斯科城，归该城市所有。费·彼·科尔尼洛夫费·彼·科尔尼洛夫（1809—1895），国会成员。在高高的讲台上朗读证书。
从这简短的仪式开始，大家充满了过节般的快乐心情，整整三天没有中断，也没有为任何哀伤的或懊恼的事情所打断。那种所谓丑事，本来是很容易发生的：首先，文学家之间一向存在的文人相轻，很容易暴露出来；其次，有人可能受眼前情况的诱惑，对非文学界的人和事说些尖刻的话。确实，文学界的不和在这个纪念活动中终究还是暴露出来了。在莫斯科当地的某些人身上就流露出对《莫斯科新闻》的敌对情绪，而且表现得这样强烈，使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决定不参加纪念活动。因此这家报纸仅限于米·尼·卡特科夫在议会举行的宴会上作了一次发言，在他发言之后，正如大家说的，有一个参加宴会的人也企图以沉默来表示自己对发言者的敌意。这种关系的后果是彼得堡的报纸刊登了许多关于纪念活动的种种情况的函电，而《莫斯科新闻》则不仅未予记叙、未予评述纪念活动，甚至压根儿不登任何消息。根据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普希金纪念委员会在社会舆论压力下作出的决议，没有邀请《莫斯科新闻》编辑部的人参加纪念活动，然而给《俄国导报》的代表保留了一个席位，《俄国导报》也是米·尼·卡特科夫出版的。协会主席谢·安·尤里耶夫搞错了，仍旧给《莫斯科新闻》发了请柬，后来发现搞错了，便寄给编辑部一份通知，称邀请与“委员会的决定”不符。卡特科夫的回答是在《莫斯科新闻》（1880年第152期）上，在独特的“给编辑部的信”中公开声明送给《俄国导报》编辑部的请柬“没有用处”，予以退回。不过卡特科夫以莫斯科市议会的身份出席了纪念会。斯特拉霍夫所说的一个出席宴会的人企图以沉默向卡特科夫“表示敌意”，是指1880年6月在议会宴会上卡特科夫和屠格涅夫之间发生的事情。关于纪念普希金的活动，《莫斯科新闻》也登了消息的。（见1880年6月6日《莫斯科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