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3日
李博士、同学们，你们好！我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正式在贵校上课，这是我向往已久的了。我昨天刚到北京，所以今天有点累。本来我打算问你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平时谁能和我一起踢足球？但是我发现同学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女生，所以今天问你们这个问题不合适。李博士给我看了你们的操场，很不错。我想，在那里，我会找到我的球友的。
看得出来，这个学期我的任务是给你们介绍汉学有什么新书，有什么新的思想，有什么新的研究视野。汉学这个题目我讲得比较多，但是我有一个毛病，就是不喜欢重复我自己，所以我过去发表的、过去说过的，我都不会再介绍。这学期我会给你们介绍我以前没有思考过、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和没有看过的书。今天，我想给你们介绍我第一位古代汉语老师，他叫Hans Stumpfeldt，中文名字叫司徒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是1967年在明斯特大学（Universitt Münster）认识他的。当时，我在这所大学学习神学，但在学了快两年时，发现自己太年轻，不太了解当时那里具有代表意义的现代性神学。那时我已经读到过译成德文、英文的唐代诗人李白（701—762）的诗歌，觉得也应该学一点点古代汉语。于是，1967年10月，我开始上司徒汉的古代汉语课。除了我之外，当时还有二十多人也上他的这门课。为什么那时有那么多人去上古代汉语课呢？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赞成“文革”的，觉得“文革”实现了他们的理想，所以他们应该学习汉语，可以直接读毛主席语录。但上了课以后，他们发现在课堂上并不能学到现代汉语，只能学一些古代汉语知识。所以，一个星期后，只有我和另外两个学生坚持了下来，跟司徒汉学了近两年的古代汉语。
附录2.1
Hans Stumpfeldt (1940—)
中文名：司徒汉。中文译名：汉斯·施图姆菲尔德。
德国汉学家。曾在弗莱堡大学学习汉学、历史学，1969年以《古代中国的国家宪法和疆域》（Staatsverfassung und Territorium im antiken China， 1970）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汉堡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化系主任。汉堡大学的汉学系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09年就由著名汉学家福兰阁建立了德国第一个东亚语言与历史研究所，并于1914年更名为中国语言和文化系。此后颜复礼、傅吾康等汉学家先后担任该系主任。自傅吾康退休以后，司徒汉教授即接掌了这一欧洲汉学研究重镇。司徒汉教授发表过孔子、孟子研究以及汉代诗歌研究等数十种论文和著作。他对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竹简《王兵》的研究及其与《管子》的《七法》、《幼官》、《幼官图》、《兵法》、《地图》、《参患》等相似篇章关系研究的论文，在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产生和形成的方法上作出过重大的贡献。荣休后，司徒汉出版了包括《八十一首汉朝诗歌》在内的多种论、译著。
司徒汉是个非常好的老师，同时也特别严格。他非常认真，无论我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如果有一天你们发现我办公室的门开着，无论是在波恩还是在北京的办公室，那是我跟他学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把他办公室的门关上过，都是敞开着的。所以无论你有什么问题，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路过他的办公室看看他在不在。如果他在的话，你可以随时进去跟他聊聊天。如果不是当时他非常耐心地回答了我所有问题的话，有可能那个时候（1967—1968）我根本不会从神学转到汉学，很可能会转到哲学或日耳曼学方向去。
我离开明斯特大学以后，司徒汉跟我的关系就不太好了。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他总是批评我，无论我出版什么书，他都觉得没意思。特别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空山》Wolfgang Kubin， Der durchsichtige Berg. Die Entwicklung der Naturanschauung i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85 (= 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39). 中文译本有马树德译：《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中国文化史丛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那是我的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他却说：“你的博士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Wolfgang Kubin， Das Lyrische Werk des Tu Mu (803852). Versuch einer Deutung.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76. 此书的部分译文有沈勇译：《杜牧的历史观及其与艺术之关系》，收入《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4—395页。写得不错，但你那本《空山》没什么意思。我不同意你把汉朝和唐朝放在一起，也不同意你分析唐诗的方式。我觉得你没有办法理解汉唐的诗歌，思路也不正确，所做的阐释同样是没有道理的。”我根本不同意他这么看我，那个时候他肯定有自己的观点。那他现在对我还是这个态度吗？不是！他现在性格完全变了，他经常给我写很长的信，感谢我使他走上了汉学之路。他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我也不太清楚，但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原因。司徒汉今年七十岁了，他邀请我参加他的生日庆祝活动，所以10月22日我会回德国汉堡去。他请我在生日会上朗诵我写的诗，以及我翻译成德文的一些西方和中国当代诗人的诗歌。人老了以后会宽容，从而也会快乐，就像他现在一样。他现在接受我，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以前我也总是批评他，因为他除了博士论文以外，几乎没有出版过什么书，也没写过什么关于孔子(前551—前479)、孟子（前372—前289）的文章。最近他退休以后才开始写书并出版。他刚出版了《说苑》的德文译本，马上准备出版《孟子》的书。我今天要给你们介绍他的一本书，书名是《八十一首汉朝诗歌》。Hans Stumpfeldt， Einundachzig HanGedichte. Gossenberg： Ostasien Verlag， 2009.也许他现在每年都能出版一两本书，心里没有什么其他的负担，可能他觉得自己解放了。也许他跟德国其他汉学家一样，如果心里有什么问题、灵魂有什么问题的话，便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可能他到了七十岁前后就克服了这个困难。
司徒汉还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他只研究汉朝。在德国，这不仅是他一个人，还有不少人也只研究汉朝，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现任明斯特大学汉学系的主任教授艾默力也只研究汉朝，他的教授论文是关于汉朝的贾谊（前200—前168）。艾默力有同样的问题，除了博士论文以外，他基本上没有写过第二部著作，尽管他的研究是一流的。他告诉过我，他所写的关于贾谊的教授论文一辈子都不会出版的。
附录2.2
Reinhard Emmerich (1954—)
中文名：艾默力。中文译名：莱茵哈德·艾默理希。德国汉学家。生于1954年，曾在海德堡、汉堡和北京学习汉学、历史和哲学。1984年在汉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5年在日本科学促进会、洪堡基金会和德国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在东京和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做访问学者。1992年获教授资格。1997年至今任明斯特大学汉学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先秦文学。他的博士论文是有关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李翱的《李翱——一位中国士人的一生》（Li Ao (ca. 772ca. 841)， ein chinesisches Gelehrtenleben. 1987），曾主编《中国文学史》［Reinhard Emmerich (Herausgeber)， Chines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Metzler； Auflage： 1(11. November 2004)］。
司徒汉代表着德国的第二批汉学家。从德国来看，我们学术汉学的历史才一百年，而实际上，欧洲的汉学，也包括德国汉学在内，有四百年的历史。这说明什么呢？一个汉学家应该掌握汉语，无论是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另外，他应该有一定的方法来做汉学研究。所以，一百年之前才出现了第一位真正的汉学家福兰阁，他代表了第一代汉学家。第二代汉学家大多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司徒汉就是1941年出生的。那么德国第二代汉学家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基本上不会说现代汉语，也不一定学过现代汉语，但他们对古代汉语掌握得特别好。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德国大学里基本上没有现代汉语课，只有波恩等一两个地方开设了这样的课程。当时我在明斯特大学就只能学习古代汉语。那时的人们不仅看不起现代汉语，他们同时看不起所有的现代语言，因此我学了九年的拉丁文，六年的古代希腊文，却只学了五年的英语。当时我们的老师都说英语不重要，可以不学英语，但是应该学拉丁文、希伯来文、古代希腊文。那时我们都相信我们的老师，可以不学现代法语、现代英语，等等。
附录2.3
Otto Franke (1863—1946)
中文名：福兰阁、傅兰克。中译名：奥托·弗兰克。
德国汉学家。1863年出生于德国中北部。1886年获得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印度学）。1888年来华，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德国公使馆服务达十三年（至1901年）之久。1901年回到德国之后，他主要给《科隆报》（Klnische Zeitung）等报刊撰写中国当代
政治、经济、文化的报道和评论文章。1907年底他在柏林大学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汉学研究的任务和方法》（Aufgaben und Methoden der Sinologie），之前他也完成了一系列与传统汉学研究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1909年他被任命为汉堡殖民学院新成立的汉学系的主任教授，后来福兰阁将汉学系命名为“中国语言与文化系”（Seminar für 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
福兰阁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汉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1911年出版的论文集《东亚的重组：论远东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进程》（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Beitrge zum Verstndnis der politischen und kulturellen Entwicklungsvorgnge im Fernen Osten），对1902—1909年之间的中国政治和文化发展进行了评述。5卷本的《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19321952）则从儒家哲学和历史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思想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1954年，在福兰克去世九年后，他的回忆录《两个世界的回忆：有关我生活的边注》（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 Randglossen zur eigenen Lebensgeschichte. 1954）在柏林出版，对他几十年所从事的汉学事业进行了回顾。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的汉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司徒汉是位真正的语言学家，或者说是训诂学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除了训诂学以外，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方法。他能够翻译，能告诉你在文本里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有哪些汉字有些奇怪，有哪些汉字用错了，或是印错了，等等。司徒汉已经退休了，但他还是每天去办公室，为学生提供指导。德国的大学跟中国大学情况不同，我们可以当一辈子的教授。我退休了之后也能招收博士生，我们自己能决定如何上课、考试等事情，是否招收博士生也取决于一个教授本身。
一般来说，教授退休以后，特别是在汉学界，他会继续上课、培养学生。如果说司徒汉代表第二代汉学家，没有什么方法，但这不代表第三代汉学家也没有方法，我是其中之一。我们都是二战之后出生的，但却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呢？这不太好说。我觉得什么方法都可以用，这些可能来自于日耳曼学、哲学或神学，而且不一定只用一个固定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附录2.4
Wolfgang Franke (1912—2007)
中文名：傅吾康。中文译名：沃尔夫冈·弗兰克。
德国汉学家和战后汉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傅吾康是著名汉学家福兰阁的小儿子，于1912年生于汉堡。曾任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主任教授多年。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中国近代史和近代东南亚华人碑刻史籍，著作丰富。20世纪70年代他在马来亚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多年，退休后多年生活在马来西亚。2007年在柏林逝世。
1930—1935年傅吾康就学于德国柏林及汉堡大学，专攻汉学、日语及中国近代史。1935年获汉堡大学哲学博士
学位。1937年来华，任北平中德学会秘书、干事、总编辑等职。傅吾康在20世纪50—70年代还先后担任了美国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和檀香山夏威夷大学的客座教授，德国东亚协会主席等职。德中建交，任外交部访华团顾问。著名的德国东亚学术杂志《远东学报》（Oriens Extremus）也是他倡导创办的。他晚年潜心收集和研究东南亚华文碑铭史料，出版有多种东南亚华文碑铭的拓片集。
2013年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出版了傅吾康的回忆录《为中国着迷》（Im Banne Chinas）的中译本。
德国的汉学没有什么主流，基本上都是汉学家的性格和兴趣决定了他去做哪些方面的汉学研究。在这个方面，我们跟美国完全不一样。美国汉学有主流，如果你不属于主流，在美国大学就不会有什么希望，比如，给我很深印象的、让人可怕的主流之一——后殖民主义，几乎完全破坏了美国汉学。我在这个方面写过一些文章，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比较集中的观点可以参考顾彬教授的文章：《略谈波恩（汉学）学派》，收入魏思齐编：《位格和个人概念在中国与西方：Rolf Trauzettel教授周围的波恩汉学学派》，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01—407页。
附录2.5
Ulrich Unger(1930—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