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定点清除的道路 有若天授—社会枝节推求与根本解决—霹雳手段与菩萨心肠—定点清除 浩气磅礴—轰向清廷的第一爆—史坚如：最年轻的狙击烈士—专制政体与千年破屋—“民主政治是天下公理”—《新民丛报》，《民报》之对立—青年的心理取向
王充针对汉代社会的集体虚妄，以他的名著《论衡》来下一帖严格的批评，那是因为社会有病。王充所谓“皆起人间有非”。《论衡》这部大书里，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批评的文章。会党对社会的批评，除了昂勃激烈的辨证文章指斥时事、抒写哀怀之外，耳闻目睹的，人之死去活来者，无一不是人间十八重地狱，令千古英雄为之气阻，故不惜奋翔冲霄，携剑一击；盖以中国时局，已万不能仅在枝节上推求，而须根本上之解决。温生才烈士牺牲后，同盟会之大文人雷铁厓称其“为四百兆同胞吐气，虏官震掠”。（《雷铁厓集》，“辛亥人物文集丛书”本，260页），即如彗星一抹划过夜空之闪光，使国人听捷音而起舞，企望人间有以转化趋良之可能，则自身之成败利钝，初不十分计较也。
德国军事学泰斗克劳塞维茨以为，战争（战斗）时刻精神因素至为重要，相持的双方，一边以力量悬殊而显弱势，则此弱方越应在危险的压力下提高精神的紧张和防备程度，否则视死而惶悚，临阵而折勇，那么任何军事艺术都会无济于事。
古有王者之怒、诸侯之怒、布衣之怒，数种区分。布衣之士，平常百姓也，其坎坷、蹭蹬、奔波忙碌，皆隐忍之，其所以不能忍者，所处之时，较之桀纣之世实又过之，天下良善多失意之士，大率为真风告退，大伪斯兴，暴政横施，而疮痍满目，加以中国内忧外患，杀伐频仍，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人权毫无保障，种种惨绝人寰的场面触目皆是。虽然“人生实难，死如之何”（陶潜），然布衣不怒则已，布衣一怒，则敢以颈血溅诸侯，尤以布衣中的智识者最见激愤，此所谓“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矣。柳亚子先生回顾当时情势，尝谓“现在帝国主义的头脑，和他们手下的鹰犬，够得上暗杀资格的，当然很多”（《磨剑室文录》，871页）。这也正是革命健儿誓死奋斗的背景所在。
晚清国策“祖宗之法不可变”，主张“富国强兵”和“船坚炮利”，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外交上，晚清有“外须和戎”，故签《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口号背后的政策实质是维护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这个朝廷怎么会承认自己有错，又怎么会改良？况且，所谓政改，就是下放权力，即开放言论自由，开放党禁，开放选举，实行司法独立。不管落实哪一条，朝廷都会面临被清算的命运—他们坏事干得太多了。他们已至想改都不敢改的地步。祖宗之法不可变者，其实就是耍流氓。
行政系统都要服从于慈禧的祖宗之法。专制的必然，也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如果遇到清廷迫害或清除异己时，它的一句“祖宗之法不可变”就把所有罪恶全部掩盖起来了。祖传法定，它可以把一切实情遮掩，并进而用维护国体的幌子来标榜，同时又运用国家机器相威胁。
他们越是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他们的腐败就变得更凶猛，形成一个真正的恶性循环，直至最后崩溃。
这就决定了维新派的穷途末路。
立宪派与社会实际脱节，十分尴尬，茫然无措，急着表态“告别革命”，更有甚者，竟然公开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要与专制者合作制止革命。谁能想到，“于无声处听惊雷”，就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发生了。
这是怎么回事？扮演社会大变革的缺席者，甚至可以说是反对者角色的某些精英们，这时才大梦初醒：他们的保守思想与劳苦大众的激进求变心态已经形成巨大的鸿沟。
由于缺少政治体制的改革，缺少监督制衡的机制，社会财富的分配极不公正。劳动大众渴望正义、要求清算特权阶层的心理越来越强。没有机会时，他们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政治冷漠；然而，一旦机会来临，清算的心态总体爆发，犹如洪水决堤，一泻千里。
戊戌变法失败后，立宪派掀起了立宪运动，希望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而以中山先生为首的会党革命者则主张推翻清廷。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致力于运动会党、新军起义。显然，立宪派的知识分子们，永远是历史的配角。普通知识分子手中无权怎么实施改革？顶多可以做改良的呼吁者而已；反之，革命却是老百姓可以做的，确切一点说，是公民的一种天赋人权。当执政者阻断改革时，剩下唯一推动社会前进的途径，就是人民的革命。
《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加紧操纵中国的政、经命脉，清廷完全拜倒在洋人脚下。庚子之变的次年（1901），陆续推行新政，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新政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练兵，这是清廷苟延残喘的一剂强心针，说不上多大历史意义。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的抗租、抗粮、抗捐税、抢米、反洋教等斗争也急剧高涨。
到了宣统三年（1911年），清廷组成了皇族内阁，大权集于皇亲贵戚之手，明摆着昭示立宪派的努力化为泡影，立宪派内部随之分化，一部分人开始向革命派靠拢。此后，为抗议清廷借“铁路干线国有”之名向列强出卖铁路权益，西南又掀起了保路运动。各省闻风而动，清廷从湖北调兵前往四川弹压，湖北方面趁机发动了武昌起义。皇族内阁和强制推行铁路国有化，这两项行动，均发生于1911年5月，姑且不论这两项行动之动机善恶与否，其客观效果则显然一无是处，深化了满汉矛盾，扩大了央地分歧，激发了官民冲突，纯属作茧自缚、引火烧身，可谓一竿子打翻了满船人。
武昌，爆发了一场比广州起义发动得更仓促、领导得更薄弱、组织得更混乱的军事起义，可就是这样一场小规模的新军起义，却瞬间撬动帝国全局，立时各省骚动，群起效尤，局势变得不可收拾。泱泱大清国摇摇欲坠，终至全面瘫痪、土崩瓦解。离它轻易挫败黄花岗起义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国内攻守之势已幡然大变，各省官情民情竟判若云泥。
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政治生态，梁启超尝痛切言之：“请诸君别要忘记：我们这十年内社会的进步，乃是从极黑暗、极混乱的政治状态底下，勉强挣扎得来。人家的政治，是用来发育社会；我们的政治，是用来摧残社会。老实说一句，十年来中华民国的人民，只算是国家的孤臣孽子。他们在这种境遇之下，还挣得上今日的田地，倘使政治稍为清明几分，他的进步还可限量吗？”（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1921年10月10日 讲于天津）他把周朝的革命，即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来比配辛亥革命。
对于异族统治的名义，也断断不能接受。这并不是争什么面子问题，因为在这种名义底下，国民自立的精神总不免萎缩几分。晚明遗老像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张苍水这一班人，把一种极深的观念传给了后辈，未尝断绝。
辛亥革命，就是要打击专制政治，要追求“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这是国人两千年来的公共信条。事实上能达到什么程度，虽然各时代各有不同，至于这种信条，在国民心目中却是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梁先生对辛亥革命的定位是： 当光绪、宣统年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不算革命党。但主义虽算不同，手段却又小有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洲人撵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洲人不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像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
武昌起义在多处引爆，波澜迭起，但整个广义的辛亥革命时期，最绚亮的莫过于定点清除者奋起抗暴。从他们身上，我们清晰地看到未来的自由中国的一线曙光。
历时十余年的定点清除，它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核心部分。武昌起义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在定点清除的基础上的推导和推倒。定点清除的效果，较之武昌起义的拖泥带水，民众死伤，不可同日而语。
定点清除，就是牺牲一己的政治暗杀，谭嗣同说“中国未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为变法不惜挺身犯难，甘冒杀身灭族之祸，他是近代变法流血的第一人。
而党人的定点清除，葆有无惧无畏的磅礴浩气。他们以先知般的良知，和社会磨砺中养成的胸襟气魄，对生命与国脉的抢救产生巨大的策动力。
晚清的革命青年，选择定点清除的道路，有若天授。还在吴樾先生轰击五大臣之前，就有多次的发动。跟吴樾行动一样伟岸的，是在20世纪的开端—1900年10月，跟吴樾英挺面目相仿佛、一样文质彬彬的青年学者史坚如，启动了轰向清廷的第一爆。
这一年的10月28日清晨，广州城内巡抚衙署里，因为李鸿章的受命北上，广东巡抚德寿得以署理两广总督。此时他还在睡梦中，寓所地下蓦然发生爆炸，他从床上震落，光着身子滚出数尺之外，魂飞魄散。
这可以说是最早的督署爆炸声，是最年轻的狙击烈士—史坚如先生，发向清廷的第一爆。
变法改良是当时社会一个时髦的词，不费一枪一炮、一兵一卒就可完成政治形态的轻松过渡，当然这是变革者以及国民皆大欢喜的路径，而清末的现实似乎并不支持这种路径的选择。
史坚如的这一通地道炸弹，不仅掀翻了统治阶层的执政窝点，也终于惊醒了在执政窝点一贯浑浑噩噩穷凶极恶的统治者的神经末梢。
史坚如，字文纬，生于1879年。原籍江苏溧阳，生长于广东番禺。他是史可法之后裔。及长，见国事日非，东渡日本，入兴中会，日夕得孙中山先生教导点拨。雷铁崖先生说他相貌类似妇人好女，则其与太史公笔下博浪投椎之张子房有以暗合？后潜回国，欲谋取广州作革命根据地。
当时中山先生本来正要郑士良运动会党，在惠州发难。同时派遣坚如于广州召集干部，以期响应惠州。坚如到了广州，找到邓荫南先生，邓公系广东籍贯的华侨富商，富于经验的老革命家。他们把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卖了，准备用做军饷。这时郑士良已在惠州发动起义，为了策应起见，急于谋刺清朝大吏。原来督粤的李鸿章因事北去，德寿得以代理两广总督。坚如认为，如将此獠打掉，将大有利于起义军的从容进展。遂请朋友帮忙，租赁督署后面的楼房为居所，还把家眷迁来，以使他人不疑。炸药200磅，则是邓荫南先生从香港购来，中间转手三四次，最后用乘坐的轿子运来，放在坚如的租屋里。
其后，坚如便和同志彻夜赶掘地道，使之通入总督署。
1900年，惠州起义业已发动，而广州方面以军火未到，只得再行延期，而惠州声势危紧，亟待响应，故临时改变宗旨，谋炸两广总督府，期达刺杀当时总督德寿的目的。遂就近购民房一座，在督署花园后。而德寿卧室，即在花园东侧。方法是以一暗杀小组挖掘地道，为期十余日，乃成。地道直通花园左侧，炸药约200磅，塞铁桶内，引线外露，梢端接一盘香，点燃后从容出走，在一条河心小船上静候，未见爆炸，史坚如烈士乃折回检查，果然发现盘香断灭。重新检视后天已渐明，不得出，乃于地道中静俟一天。次日晚，又点燃盘香，不久，一声巨响，花园围墙大片轰塌，史烈士出走不及被逮，德寿从床上震动滚落下地，却未致命，仅受惊吓而已。一击不中，遗恨千古！烈士入狱后，以狱卒汪老叟是他妹妹奶妈的丈夫，得以将三封遗书（《致小妹》）辗转带出，给后人一个理解这桩事件历史意义的绝好机会。
这三封详述他自己经历及政见的遗书，在他思想出发点映照下，已透露出对现实痼疾最直接的治本办法。其文章在感情上更是悲壮伤悼，催人泪下。事情过去已整整一个世纪，以绝难一见，不妨就其关键处稍作引述，以见其万古不变，气贯虹霓的心志—“憬然，我的妹妹：快要和你分别了，你不要灰心，革命党的字典中，找不出灰心两字。七岁那年，父亲死了，那时你只三岁。我幼年时，体格不强，时时生病，母亲抚育我们三个孤儿，辛苦万分，你该安慰她老人家……方先生是一位举人，教我攻读历史和兵法，方孝廉要我学作八股文，我又不想做官，我何必学八股文呢？……我十六岁那年，已看了许多新思想的书籍，我对于政治的见解，反对专制。我以为民主政治是天下公理，专制政体，一定不能治国，要治也不能治好。中国的专制政体，譬如几千年一所破屋，屋内屋外，都已败坏得不可收拾，要住新屋，非把破屋拆去重建不可，要想用一些水泥石灰，把旧屋修理，一辈子也修不好！……”
“前年戊戌政变，当时我和你说过，那拉后这老妇该杀！已决定推翻清廷，想和江湖豪客接近，一则没有钱，二则觉得他们的行为靠不住，后来广州设立格致书院，我便进去试读，开始物色同志。同学中觉悟青年也不少，课余我们谈孙文先生的革命主张……孙先生慈祥如慈母，威严似严师，他诚恳不倦地把中国的现势和国际间的情形，详细地分析给我听……我又认识了许多前进的同志，他们很看重我。其实我有自知之明，我什么都不及他们……狗官裴景福想骗我口供，每次审讯，他都一团和气，我只一口咬定我是主谋。‘好！你这贱东西，不上大刑谅你不招，来！上刑！’狗官一声吩咐，立刻走过八个衙役，把我上衣扯去。一个揿住我的颈项，另外三人从炭炉中钳出几个烧红的铜钱，一个一个放在我的背上，皮肉嗞嗞地响，青烟直冒……‘我招了，我只有一个同志’我说。‘那一位？说！’‘裴景福’，我苦笑一声，说。‘混蛋，来，再上大刑。’事已如此，一死而已。杀身成仁，我难道还怕死吗？不怕……又要提审了。这次大约不能再活了。妹妹，我们永别了！你要记住二哥的话，只要我们努力，革命总会成功，妹妹！和你来生再见吧，你不许哭呀！”（原载《中华民国名人传》，第一卷，1937年北平文化学社版）。
读到此，谁能不肝肠寸断，椎心泣血，至五内俱焚呢！前清秀才吴佩孚兵败入川，尝自作挽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犟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其联文辞高妙，所述也是事实，却略有一种矫情与灰调，隐约不去，而烈士的遗书，恰以其年轻，更见其浑朴未凿，无上纯真的心地。史烈士真正实践了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这一绝高的认识。同时也是烈士留给后人的上好文史作品，吴佩孚在老政客中算是坦白之人，犹见不堪，那些无人格的北洋官僚就不用说了，他们泰半擅经能文，但俞平伯先生却就窥破了其中的破绽，他以为，集部里头的官宦诗文，多是一些令人昏昏欲睡的垃圾（详见《俞平伯序跋集》）。
从史坚如到吴樾的答辞文章理念中，不难看出20世纪的一般知识青年的心理取向，同时就此亦可解释《新民丛报》为何在与《民报》的论战中败下阵来。梁启超以其大学者大作家的姿态在《新民丛报》著有一系列雄文，而《民报》方面，主笔为陈天华、汪兆铭、胡汉民、章太炎。梁启超的笔端“常带感情”，《民报》方面更是天壳海盖，八方纵横，笔端感情充沛，对于西方新旧哲学义理的译述解说，亦有大致同等的护符。更有一点，梁启超要掉中国书袋的时候，章太炎往往就在此时出马，章的中国书袋，比他还要充实而有光辉。《新民丛报》诸君子虽倡开明政治论，但以清政府事实上的政治坏象，虚假立宪，敷衍改革，这些方面，梁启超也不能为之回护，甚至在笔下无意识地多次承认同盟会“迷信革命之人，固国有多血多泪之男子、先国家之忧乐而后其身之人。斯亦国家之元气，而国之所以立于天地也。”（《政府与革命党》）。论战双方的读者，主要是国内及亡命海外的青年知识分子，其心理多趋向突破现状，反对守旧势力。革命思想，早已在其意识中流转潜伏。雷铁崖先生1910年冬作《不亦苦哉》四十则，刊于南洋《光华日报》，其中一则尝谓“梁启超《新民丛报》被汪兆铭驳得落花流水，行销不得，遂至倒闭，不亦苦哉”（《雷铁崖集》，137页）。所以《民报》的思想势力，终在《新民丛报》之上。其文章发于情，肆于心，运笔极慷慨，精神极流动，使人读之，如茅坤之读《史记》“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一）发愤著文，意旨激荡，有由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