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4月2日）
职工思想道德建设问题已经提到了中央的议事日程。这是一件大事，也是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一个新课题。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社会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这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企业。对这些变化和问题，多数职工能够正确理解，但有些职工思想上也有不少困惑，主要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解放以来已经消灭了的社会丑恶现象的沉渣泛起。二是腐败，尤其是少数领导干部的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屡禁不止。三是由于改革不配套、法制不健全等引起的社会分配不公。四是社会治安状况不好，人们缺乏安全感，等等。这些都使职工不理解、不满意，在极少数职工中还出现了道德信仰问题，这就给我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一个新任务：如何做好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在新旧思想冲突中，在整个经济体制处于转型期的阵痛中出现新旧道德观的碰撞是必然的，但不可由此而松懈了我们的工作，任其自流。十几年来，经济大大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为什么会有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呢？说明我们的职工心理上不平衡，思想上有疙瘩。这就涉及我们的新课题，如何做好职工队伍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强调要“两手抓”。他说，改革开放、窗户打开以后，一方面会进来新鲜空气，另一方面要进来苍蝇、蚊子和灰尘。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抓改革开放，另一方面要抓打击犯罪分子，抵制丑恶现象的出现，即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培育“四有”新人。江泽民同志也反复强调要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其中包括思想道德素质。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那段极为深刻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在叙述了中国革命冲破帝国主义东方战线，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指出，夺取了政权，作为执政党的我们要十分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他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他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如50年代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就证明毛主席预见之伟大。刘、张二人有战功，人又能干，当时有人出面向毛主席求情，说给他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毛主席回答说，今天不枪毙这两个人，再过三年五载可能要枪毙二百人。紧接着开展的“三反”、“五反”中揭发出的问题对大家的触动更深。毛主席的这段讲话，确实给人们打了“预防针”，提高了免疫力，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是一次有关共产主义道德观的教育，人们受益匪浅。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实遇到了许多新问题，例如怎么样才能在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的同时，避免和抵制西方腐朽、颓废的伦理道德；怎么样才能在改革开放的同时，筑起坚强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上的“钢铁长城”，这是我们党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领导工作面临的重要任务和历史责任。现在，有许多有益于我们身心健康的传统观念和伦理原则被一些人忘却了。大家知道，事物有变的部分，也有不变的部分，不能一说要变革就以为所有的东西都变掉了。俗话说，不能给孩子洗完澡把孩子连同脏水一块泼出去。脏水要倒掉，孩子要留下。去掉的和留下的，改革的和继承的，要变的和不变的都是辩证的。但辩证法又总是在遇到实际问题时被人们忘却、被丢掉。
在新形势下如何解决新问题，这是需要研究、探索的。比如，有人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只要法制健全了，问题就解决了，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靠法治，更要靠德治，即提倡什么样的思想道德。有些西方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对市场经济运行的立法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但法律再多，也不可能是天衣无缝，总有空子可钻，所以社会经济活动要讲法治，还要讲德治。发展经济要讲道德，旧社会许多商人在店门前还挂着“言不二价”、“童叟无欺”的牌子，讲的是个信誉问题。他们懂得靠信誉发财的道理。信用与名誉也是道德问题。历史的发展证明，只有当社会道德真正深入人心之后，才能真正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社会道德既是自律，也是社会公正的监督。不同的社会制度，有不同的道德观。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在社会道德方面就必须有所牺牲。就是说要以社会道德沦丧为代价！两个文明一起发展，这是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来的一个大问题。假如说以社会道德沦丧为代价，那我们的经济发展起来又有什么意思？何况即便发展起来，将来也会衰败下去。“代价论”是资产阶级的观念，他们在处理发展与道德的关系时，就是以牺牲道德为代价的，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问题。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是损人利己、金钱万能。这就是他们的道德观。如果我们也把金钱作为唯一的手段，靠发“红包”调动积极性，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上，必然导致信仰危机。由此而引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个人第一、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极端个人主义。以这种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在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必然强调个人利益第一。换句话说就是在公与私的关系上不惜损公肥私，必然把奉献与索取的关系倒置。抱着这样的价值观，什么坏事情都会做得出来。由此而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局部利益至上。有的人为了局部利益、小团体利益不惜损害全局利益。把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颠倒了，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必然泛滥。由此而引发的第三个问题是权钱交易。把掌握的权力与应负的责任搞乱了，把权力商品化，以权谋私。这种“交易”不知害了多少人，毁了多少干部。武汉长江动力的于志安、蚌埠卷烟厂的李邦福都是这么毁掉的。在他们身上，社会道德已丧失殆尽。去年在“企业家活动日”时，我讲了企业家修养十条，那是一个企业家最起码的标准要求。经验告诉我们，人的思想道德修养不能一劳永逸。周恩来总理讲，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对职工，尤其对企业领导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我们就是要常抓不懈，否则坏的东西就会死灰复燃。
我们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还要从理论上弄清思想道德的内涵。有位学者讲，思想包括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等，道德可分四个方面，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每一个阶级，乃至每一个行业，都有各自的道德。人们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规范就是职业道德。所以，对于企业来说，主要是职业道德，也就是要规范人们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总之，我们要研究处理好责与权、公与私、全局与局部、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道德与法治的关系。五个关系归根结底是中国传统道德中提出的义与利的关系。要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将二者统一起来，如何使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地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十分重视思想道德建设，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抓紧抓好，抓出成效来。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从我做起，特别是从领导做起。江泽民同志提出高级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我看我们也应这样要求自己。领导干部凡事从自己做起，以身作则，不仅管好自己，而且管好自己的家属子女，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在企业把职工思想道德建设搞好，最重要的也是这一点。有了领导带头，发动群众办好企业，就能事半功倍，否则，就会事倍功半，或劳而无功。许多事例证明，搞好一个企业不能光靠一个人，而搞垮一个企业，有一个品质不好的厂长就足够了。因此，加强职工思想道德建设，关键的关键是要首先抓好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