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7日）
1999年3月2日凌晨，接到王颖同志的电话，惊闻鹤寿同志逝世。我立即起床，赶到医院时，遗体已移出病房，我坚持到太平间瞻仰了遗容。走出来伫立院中，往事如潮，汹涌心头，缅怀严师诤友，思绪万千。
1940年底，我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次年3月调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工作，科长就是王鹤寿同志，后来他还担任陈云部长的政治秘书，他虽然很忙，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还关怀备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和鹤寿同志先后离开延安到东北工作，我在西满，他在北满，战争环境，无缘谋面。一直到1949年春才在沈阳见面，他抚着染霜的鬓发说：年过四十了！不久，他到东北工业部任部长，由于他的推荐，我调到部计划处工作，后来还兼任部秘书长。
1952年我们一起随周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到苏联谈判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援助项目，鹤寿同志任代表团顾问，我是随员。后来，他随周总理回国，我跟李富春同志等留下来继续谈判。
1953年我从苏联回来时，东北工业部已撤销，鹤寿同志调任中央重工业部部长，我被安排到钢铁局和基本建设局工作。1955年重工业部撤销，他任冶金部部长，我也到部里工作。
1960年我调国家经委前，一直在鹤寿同志领导下工作。在1960年以后的岁月里，我们虽然不在一起，但除了“文革”中的一段时间，我们还经常有来往，逢年过节，我总要去看看他，谈谈心，他也很关心我，见面时都问问工作和生活。他年龄比我大，参加革命也比我早得多，在和他相处的日子里，我一直把他看作兄长、师长。相识相知，六十春秋，身教言教，终生难忘。
他到延安前多年被国民党反动派关在监牢里，受尽酷刑，坚贞不屈，顽强斗争。
他清正廉明，严于自律，反对铺张浪费。抗美援朝前夕，我随他到安东调研，当地领导设宴招待，他知道后，不顾情面，拂袖而去。
他办事认真，敢于负责。匡亚明同志经历复杂，经鹤寿同志审查做出结论，调康生处工作，整风审干时，康生把他抛出来，在中组部经过反复查证，最后，还是肯定了原来的结论。
他作风求实，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东北工业部期间，由于是新工作，业务生疏，困难重重，他带领我们到工厂矿山第一线，了解实际情况，向专家、工人学习。
他坚持原则，秉公执法。在纪检工作中，对违纪犯法事件，他深恶痛绝，严加惩处，不姑息，不妥协，也不顾一些持不同意见同志的不满。
他对工作善于抓重点，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关键环节，而不是面面俱到，抓了芝麻丢了西瓜。重工业部有名的“三件事与三百件事”就是这种工作方法。
他关心、爱护干部，大胆使用年轻干部，放手让干部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中央组织部、东北工业部、重工业部和冶金工业部都有一批这样的干部涌现出来。
他逝世后，我写过一首悼诗：
革命生死本寻常，
惊闻噩耗亦神伤。
早岁几度斗囹圄，
暮年益重辨莠良。
工经纪检口碑在，
诤友严师情谊长。
毁誉无改匡时志，
耿介之士自流芳。
今年5月4日我到八宝山为亡妻扫墓，在墓园北端西侧看到一块长方形黑色大理石平铺在草地上，上面镌刻着三个大字“王鹤寿”，在这处碑碣林立的墓地里，越发显得简朴——简洁朴素，朴实无华，这正是他的风格。我站在墓前，低首沉思，鹤寿同志，匆匆一世，历历如昨。回来反复思索，援笔为文，以寄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