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次革命斗争的挫折之后，杨笃生认识到，在东南沿海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不如袭击清廷心脏北京收效迅速。于是，杨笃声决定从日本返回北京，图谋打入清廷政界，搞所谓“中央革命”。
在管学大臣张百熙的帮助下，杨笃生出任清政府译学馆教员。
杨笃生以这种公开身份为掩护，在直隶保定设立两江公学，作为秘密革命机关。接着，他与革命党人赵声商议，决定在保定成立北方暗杀团，谋划刺杀清廷要员。
如何推进北方反清革命形势？
杨笃生作了冷静分析。他认为，当时北方还不具备武装起义的条件，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实施政治暗杀。
杨笃生的意见，得到了正在安徽组织岳王会的陈独秀的赞同。陈独秀与革命志士赵声经过商议，向杨笃生推荐了正在保定高等学堂读书并有志于暗杀活动的革命志士吴樾，从而上演了一场吴樾血溅五大臣的刺杀壮举。
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并推荐吴樾给杨笃生的赵声，就是后来领导黄花岗起义的同盟会要员，著名的反清革命志士。
赵声（1881—1911），原名疏声，字伯先，号百先，江苏丹徒人，先辈世居丹徒大港镇。他幼年从父读书，聪敏过人，年稍长后体格魁梧，自练武艺，其性格豪爽，疾恶如仇。1901年秋，他目睹国势危急，感慨地说：“有文事必有武备，吾当为班定远，岂能于墨汁中求生活？”于是，他投笔从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1903年2月，赵声东渡日本考察军政。他在船上对友人说：“生平最佩服孙文。”到达日本后，他先后见到了黄兴、何香凝等革命志士，多年忧愤于国家危难的沉闷心胸豁然开朗，积极准备回国从事革命活动。同年秋，他应南京两江师范学堂之聘，担任教官，内结同校教员、学生，外结社会上的进步同志，积极宣传革命，并秘密编写了唱本《保国歌》。
赵声编撰的《保国歌》，共134句，用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七字唱词形式写成，语言激昂慷慨，读来悲壮感人：
“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个保国歌；中国汉人之中国，民族由来最众多……仔细听我保国歌，天和地和人又和，取彼民贼驱异类，光复皇汉笑呵呵！”
赵声的《保国歌》和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以及邹容的《革命军》一样，对于唤起广大民众起而参加反清革命运动，起到了巨大的宣传推动作用。
1904年6月，赵声闻听袁世凯要扩练北洋新军，便北上直隶保定，得见袁世凯，想通过投军进行革命活动。老奸巨猾的袁世凯闻知赵声具有革命思想，便名义上委任赵声办理文书，实则形同软禁。
赵声知道自己中计，设法逃离了保定，前往北京，并趁机出山海关观察东北形势。
正在此时，赵声结识了在保定高等学堂学习的安徽革命志士吴樾。
吴樾（1878－1905），字梦霞，后改孟侠，安徽桐城县人。吴氏家族是桐城世家大族，他的父亲吴尔康，是一位桐城塾师，后由官入商，结交的多是官僚幕客。吴樾7岁丧母，家有弟兄五人，父亲长期在外经商，靠二哥扶养长大。他的思想经历，在当时颇有代表性。
吴樾性格早熟，自幼好古文，诸子百家之说均有涉猎。他喜好古诗文，但极恶八股之术，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从12岁起，年年参加童子试，均名落孙山。19岁时，他受维新思想的影响而废弃八股文，爱读古文辞，特别喜好历史，放弃了科举晋身之路，萌生了民族主义思想。20岁时，他到浙江、上海等地闯荡，目睹江南“开化之风”，打算进上海广方言馆学习，但他因不喜欢该馆偏重外语的做法，便离开上海到直隶保定。1902年，吴樾由自己的堂叔吴汝纶推荐，进入保定高等学堂读书。
他的这位堂叔吴汝纶，可不是等闲之辈，而是晚清著名的通儒，后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挚父，安徽桐城人。他博览诸子百家之书，笃好文学，对同乡先辈方苞、姚鼐等桐城派文章尤其景崇。1863年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次年中举人，后入京会试，于1865年考中进士，授内阁中书。中兴名将曾国藩慕其才学，留佐幕府，切磋学问，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号称“曾门四弟子”。他与李鸿章关系密切，先后在曾、李幕府任事，曾、李奏议，多出自他的手笔。吴汝纶性情淡泊，不愿长期做官，而热心教育事业。1889年，他辞去冀州知州，担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等人慕名向他求学，在晚清士林地位甚高。1902年，清廷诏办京师大学堂，经管学大臣张百熙推荐，加吴汝纶五品衔，任其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吴汝纶上任伊始，就清醒地看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迅速强盛，是由于其教育的成功，要办好中国的京师大学堂，必须借鉴日本的教育经验。1902年5月，吴汝纶亲自率领学生李光炯等人东渡日本，考察新式教育，回国后编成《东游丛录》一书。
有吴汝纶这样一位在晚清士林中享有盛誉的硕儒推荐，吴樾非常顺利地进入保定高等学堂。
吴樾开始入学时，寡言论，乏交游，专心读书，期望能“得出身，派教习”，且信奉康有为等人的君主立宪主张，“日日言立宪，日日望立宪”。
吴汝纶是桐城派后期的名家，在当时学界威信很高，对吴樾的成长影响很大。吴樾在积极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按照吴汝纶的教诲，参与创办了保定两江公学。
两江公学开学后，吴樾和几位同学分别担任了国文、数学、地理、历史等教学任务。他和其中一位同乡金慰农（1882－1955），共同主办了一份白话报《直隶白话报》，传播反清革命思想，扩大革命影响。
在两江公学宿舍里，每天深夜，一灯如豆，吴樾埋头书案，用心阅读鼓吹反清革命的图书报刊。当他读了《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了解到清军入侵中原时在嘉定和扬州两地所施行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后，不禁拍案而起，发誓要推翻建筑在千百万人尸骨基础上的清朝专制政府。
吴樾还阅读了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深受启发，更使其革命激情汹涌澎湃。他深深叹服邹容和陈天华的革命胆略与绝顶才华，决心以邹容、陈天华为榜样，必要时以身殉国来唤醒民众。其他像《警钟报》、《自由血》、《黄帝魂》等革命刊物上刊载的革命文字，都对吴樾思想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作用。
正是通过这些宣传革命的文字，吴樾很快放弃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转向赞同孙中山的革命救国主张。
本来倾向于君主立宪的青年学生，一变而成为坚定不移的光复志士。
转向反清革命的吴樾，在全国各地广结革命志士。
1903年暑假，他与同学马鸿亮、金慰农、金燕生一道从保定出发，南下安徽省亲，并借机转道上海，到西牢中访问章太炎、邹容。此后，他结识了赵声、张榕、陈天华、杨笃生、陈独秀、蔡元培、秋瑾等革命党人。
吴樾性格豪爽，颇有侠客之风，喜结各地豪杰。但为了安全起见，他开始时交友非常慎重，非知以心，往往终日相对无语。但自从与陈独秀、赵声、陈天华等人结为知交之后，其豪爽仗义的本性便充分展现出来。
吴樾每每与陈独秀等人相遇，则必深谈五更夜而不寐，几乎无话不谈。正是在这种交谈中，他确立了以暗杀和个人杀身成仁以实现革命理想的坚定信念。
吴樾离开安徽北上从事暗杀活动时，与赵声、陈独秀在安徽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密议。赵声与吴樾互争北上刺杀清廷大吏的任务。
吴樾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
赵声回答：“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
吴樾果断地说：“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
就这样，吴樾决定自己北上，肩负起刺杀清廷重臣之任。
赵声、陈独秀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赵声为吴樾的牺牲精神所感染，后来曾口占四绝诗寄赠吴樾，诗风苍凉悲壮，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古意。诗云：
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为我言；
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
吴樾收到赵声的赠诗后，立即复函：“每诵君诗，不觉辛酸泪落，岂某之伤怀后事，而出以儿女之情乎？抑诗意之感人深也！”
赵声留在南京进行反清活动，陈独秀则在芜湖领导成立岳王会，秘密进行革命组织工作。
吴樾到了保定之后，仍然与陈独秀交往密切，并得到陈独秀、潘赞化等人的指导。吴樾回安徽桐城省亲时，还特意到芜湖拜访陈独秀等人，亲聆教诲，交谈甚欢。可以肯定地说，陈独秀的指导，对吴樾反清意志的坚强和革命知识的丰富起了很大的作用。吴樾排满思想之澎湃蓬勃，与陈独秀、赵声等人的激励密不可分。
赵声虽在南京，但仍然时刻关注着北上暗杀的吴樾的情况，并有意将北方革命志士介绍给吴樾相识。他知道吴樾只会使用手枪，而不会使用炸弹，觉得手枪的暗杀威力太小，不如炸弹的威力巨大，便有意介绍善于制造炸弹的杨笃生前去助阵。
这样，赵声就从南京秘密绕道北京，将革命党人吴樾的情况向炸弹专家杨笃生作了介绍，也听取了杨笃生对北方革命形势的分析。
赵声听了杨笃生对北方革命形势的分析后，赞同先以暗杀的方式推动革命，同意成立北方暗杀团。他希望杨笃生尽快到保定与吴樾会面，联络可靠同志创建北方暗杀组织。
此时的杨笃生，正拟聚集革命志士进行暗杀活动，听了赵声对吴樾的情况介绍之后，立即遵照赵声的嘱托，专程从北京秘密赶到直隶保定，找到了吴樾，商议成立北方暗杀团。
杨笃生与吴樾商定，暗杀团的组织要严格保密，并且人员务必精干。第一批参加暗杀团的骨干成员，只有吴樾、金慰农、杨醒余、马鸿亮、金燕生、张啸岑六人。
1904年秋，北方暗杀团在保定两江公学翠竹轩内举行了庄严的歃血入盟仪式。
杨笃生对大家说：“今天我应赵伯先、吴梦霞两位的邀请前来保定，为大家主盟，成立北方暗杀团。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机，建立民主政治的国家。参加组织的成员都要忠贞不渝地为我们的宗旨努力奋斗，不泄密、不叛变，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最后，杨笃生问大家：“能做到吗？”
众人齐声回答：“能！”
声音虽然很轻，但语调沉着而坚定，反映了革命者为反清革命英勇献身的决心。
在举行入盟仪式的次日，杨笃生秘密地回到了北京。
吴樾经常与北方暗杀团的同志研究如何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分析：慈禧太后深处内宫，庆亲王奕劻深居简出，暗杀不易得手，唯有兵部侍郎铁良掌握兵权，又经常外出，防范也较松，所以决定把铁良作为主要暗杀对象。
吴樾组织暗杀团后，购买了一支日本产的小型手枪，又购买了一张铁良的画像，挂在翠竹轩里，早晚把他当做靶子练习瞄准。杨笃生对吴樾的暗杀主张极为赏识，在方法上也给予了具体指导。
当吴樾等人正在积极准备进行暗杀活动的时候，杨笃生再次从北京来到保定。杨笃生问：“你们打算刺杀铁良，用什么武器来进行呢？”吴樾出示自己从日本购买的小手枪。
杨笃生看后微笑地说：“这是东洋货，用它来打狗，尚且打不死，何况是要刺杀警卫森严的铁良？我有更厉害的家伙，比这强百倍，我已带来。”
说着，杨笃生令随从将室内门窗关好，从提袋中取出一个大纸包，对大家说：“我带来了一件利器，比手枪厉害万倍。”
他打开报纸，露出一个铜制圆罐，长约5寸，直径3寸，四周密封，犹如罐头食品形状。
吴樾等人均不知道这是什么物件。杨笃生压低声音严肃地说：“这是我自制的炸弹，明天到郊外试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威力。”
第二天，杨笃生、吴樾和北方暗杀团的成员来到保定城外数里的一个山谷中，这里树密草深，乱石嶙峋。他们安排两个人坐在高处山石上望哨，其他人在一块巨石下面刨了一个洞，把土制炸弹埋在洞里，将炸弹引线牵出来，又找来一些易燃的枯枝，摆成几米长的一条导火线，并同炸弹引线相连接，而后让大家在安全的地方隐蔽好。
杨笃生和吴樾点燃枯枝后迅速跳到附近的一个土坑里。枯枝在燃烧，眼看就要烧到引线了，但奇怪的是炸弹并未引爆。又等了一会，还是无声无息。吴樾、杨笃生忍不住奋身跃出坑外，跑到埋炸弹的地方察看。
原来枯枝在中途熄灭了，没有引爆炸弹。
杨笃生赶快将枯枝重新点燃，迅速转身跃进土坑。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土石飞扬，浓烟弥漫，炸弹周围的石头被炸成碎片，飞向四边，弹坑旁边的树枝也被弹片削去了很多。
炸弹成功地爆炸了。
土制炸弹的引爆成功，给暗杀团成员以很大鼓舞。吴樾、张榕等人跟随杨笃生认真钻研炸弹爆破技术。
1904年冬，万福华在上海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被捕。吴樾闻讯，摇头说：“吾人对付卖国贼，自当用暗杀手段，但制造卖国贼者，清朝政府也。擒贼当擒王。王之春乃一小卒，值不得冒险行刺，当歼厥渠魁。”
1905年，科学补习所成员王汉在河南彰德谋刺清户部侍郎铁良未中殉节。消息传来，吴樾非常悲痛，慨然说道：“其志可嘉，其风可慕，然予不能不为之抱憾者。”他自言自语地说：“万福华、王汉二子事迹非勉他人，乃勉我尔！”
吴樾向杨笃生及北方暗杀团表示，要“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他分析道：“满酋虽众，杀那拉（慈禧太后）、铁良、载湉、奕劻诸人，亦足以儆其余，满奴虽多，而杀张之洞、岑春煊诸人，亦足以惧其后。杀一儆百、杀十儆千。”
他认为，在革命党暗杀名单上排名最靠前的应该是慈禧太后与军机大臣铁良。慈禧太后是“奴汉族者”，铁良是“亡汉族者”，杀慈禧太后“其利在今日”，杀铁良“其利在将来”。
在吴樾看来，铁良是满洲少壮派的领袖，搜刮东南各省的财富，提取上海海关的几十万两银子，又电告日本方面只许满洲留学生学警察，不许汉族学生学军事，又编练京师八旗兵来防备汉人，是革命党人的劲敌，必须予以铲除，因而是暗杀的首选目标。
他在论及杀铁良的后果时说：“逆贼铁良一杀，而载振、良弼辈必起而大行压制之手段，将不尽灭我汉族而不甘心焉！噫！此其幸事乎？抑其不幸事乎？吾敢断言曰：‘幸事，幸事。’”
吴樾的意思很明白，就是想杀掉铁良后，清政府越镇压，越杀戮，就越能唤起广大民众奋起反抗之心。
这时候，吴樾在保定高等师范学堂学业已满，但他毅然放弃了接受显示“出身”的毕业文凭的机会。他与辽东大侠张榕一起，先前往清朝发迹地辽东等地游历，观察革命形势，并沿途密议，然后再准备寻机入京行刺。
辽东大侠张榕（1884—1912），字荫华，祖籍山东济南，生长于辽宁抚顺，原汉军旗人。祖上世代为努尔哈赤守陵，家资巨富。善骑射，精剑术，曾战胜日本黑龙会二刀流的高手，轰动东京。1903年，他进入北京译学馆学习俄文。次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张榕返回辽东，组织东三省保卫公所，思谋独立。在革命思想鼓动下，张榕翻然觉醒，毅然弃旗归汉，力求杀敌以赎祖先之罪。他的家境富裕，但以运动革命之故，倾家资大半。他在北京策反清廷官吏，没有多大效果，转而在学术界求志士，与比他大6岁的吴樾结成生死至交，时刻准备暴动反清。
吴樾与张榕两人从东北考察后来到北京，寄居在安徽会馆。他们经常怀揣着自制炸弹，寻找刺杀铁良的机会。然而，曾经被王汉刺杀而未死的铁良，此时防范甚严，以致吴樾等人无隙可乘。吴樾只好滞留京城，张榕则在天津大丰巷设秘密机关，静观时局，等待时机。
就是在这样的等待中，杨笃生、吴樾领导的北方暗杀团，策划了一次彪炳史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