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清末革命党人暗杀活动最活跃之地。
早在1900年，就发生史坚如刺杀德寿事件，是为清末革命党人政治暗杀之滥觞。1907年，有革命党“暗杀之父”美誉的刘思复，秘密潜入广州，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以声援在潮州、惠州的起义行动，可惜因制造炸弹爆炸而失败。
广州黄花岗起义前夕，同盟会员温生才在广州继续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误杀了广州将军孚琦。两广总督张鸣岐和广州水师提督李准加紧广州的警戒，严密盘查，使正在酝酿的黄花岗起义仓促发动。
1911年4月27日，黄兴、赵声领导的黄花岗起义爆发。黄兴率领林觉民、方声洞等敢死队一百余人攻占总督衙门，与数倍于己的清军展开殊死搏斗，黄兴右手二指被击断，许多革命党人英勇牺牲。后收殓殉难者，得尸体七十二具，合葬在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广州黄花岗起义，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推上了高潮。
孙中山指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成。”
广州黄花岗起义，是辛亥革命最壮烈的一页，也是武昌起义最辉煌的一次预演。这次起义，重新唤起了广大民众的觉醒，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但同盟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此次起义的死难者，多为同盟会的骨干干部，诚如孙中山所言：“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其损失可谓大矣。”
在革命成功旌旗在望之际，此辈青年牺牲在胜利的黎明之前，直接削弱了同盟会的干部力量。
广州黄花岗起义，加深了革命党人与清政府势不两立的决心。两广总督张鸣岐和广州水师提督李准加紧在广州镇压革命党人，制造了严重的白色恐怖。革命党人则悲愤万分，遂以更加猛烈的暗杀手段对付清政府的倒行逆施。
早在广州起义前，黄兴在新加坡筹款不利时，就打算步汪精卫的后尘，一个人去实施暗杀；广州起义失败后，他给冯自由写信，又表示：“自念唯有躬自狙击此次最为害之虏贼，以酬死事诸人。”
他致函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同人说：“自三月事败，弟愤同事诸人之畏缩，以致徒伤英锐之同志，故愿专事暗杀一方面。”
黄兴还对胡汉民道：“此时党人唯有行个人暗杀之事，否则无以对诸烈士。”
胡汉民赞同黄兴的暗杀活动，并鼓励道：“此不止为复仇计，亦以寒敌之胆，张壮吾军之威！”
黄兴发誓要以暗杀方式对付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并得到了胡汉民等人的支持。但孙中山对暗杀是不赞成的，尤其是反对作为同盟会军事最高领导者的黄兴亲自去冒险行刺。他闻悉之后，立即致电劝黄兴等人缓行，并对革命党人的暗杀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
孙中山说：“暗杀须顾当时革命之情形，与敌我两者损害孰甚。若以暗杀而阻我他种运动之进行，则虽歼敌之渠，亦为不值。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博之，其代价实不相当；唯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至摇动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耳。”
这段谈话，可以视为同盟会进行暗杀活动的总纲，表达了革命党人对生命权利的尊重，对人类正义感的维护，同时考虑到革命党人政治理念的决定性。
在孙中山看来，暗杀是革命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只有到了不得不用时方可采用，并且采用这种方式，绝不能妨碍革命运动。只有当暗杀活动与革命活动，实际上是指武装暴动相辅相成时，才能采用。只有当暗杀有助于武装起义而不动摇革命大计时，才能采用。故孙中山并不是暗杀的坚定支持者，他是在考虑革命大局的前提下赞同进行有限的暗杀活动的。
可见，孙中山支持暗杀，显然是由于形势的急需，是将暗杀作为武装起义的辅助手段而加以运用的。史坚如刺杀德寿，是为了配合惠州起义，故当时孙中山同意并给予支持。现在黄兴要亲自躬行刺杀之事，孙中山是坚决反对的。
对于革命党人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后的愤激情绪，孙中山是知道并有同感的。正因如此，他虽然反对黄兴亲自行暗杀之事，但并不反对黄兴组织暗杀团对李准等人进行刺杀活动。他甚至亲自为黄兴的暗杀行动募集资金。
尽管黄兴在孙中山等人的尽力阻拦下没有亲自去实行暗杀活动，但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后确实比较普遍地产生了暗杀的念头。
黄兴这样的领袖亲自赴广州暗杀李准，确实太冒险了。
但对清政府的愤恨和对革命同志的牺牲，必须要通过暗杀手段来体现。这样，刘思复领导的支那暗杀团，便担当起刺杀李准等清吏的重任；反清志士林冠慈、陈敬岳，成为这轮暗杀风潮的革命先锋。
林冠慈（1883—1911），原名林冠戎，广东省归善（今惠阳）县上梅湖村人。他出身农家，自小失怙，由长兄扶养成人。他因生得白净，被村人称作“亚牛仔”，但为人勇毅，身备长刀，好打抱不平，颇有正义感。一次，他在田间目睹了催租官吏欺压乡民，异常气愤，拿起一把长刀便欲杀之。在乡民的阻拦下未能成功。
林冠慈在兄长支持下，读过几年私塾，后随二兄林冠志先后到香港、广州等地谋生。他在广州基督教会福音船上学习驾驶。时孙中山积极宣传反满革命思想，他受其影响，结识一些革命志士，以光复中华为志向，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林冠慈加入同盟会后，听人谈起俄国虚无党人用炸弹暗杀官僚贵族的事迹，非常羡慕。受到虚无党人暗杀主义的影响，他的脑海中充满“以暴易暴”的反抗意识。在他看来，只要一支手枪在手，就可以替天行道，从事反满革命。但他实在买不起手枪，便通过各种关系搞到了一支旧枪。他爱不释手，日夜把玩。其实这只老式手枪已经严重失准，不能使用，但他仍然以它为伴，不忍丢掉。后来，他受洗成为基督徒，在广州美国瑞丹会福音堂任职，跟从美国传教士学到了一些化学知识，开始尝试制造化学炸药，但始终没有成功。
1910年，林冠慈在香港参加由刘思复、高剑父等人组织的支那暗杀团，谋刺清吏。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等人报仇心切，意图实行个人暗杀。革命党人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北上行刺尚在策划中，而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是镇压广东革命党人的刽子手，红顶子染满了革命党人的鲜血，理应首先刺杀这两人，然后再北上京城。此议确定后，便寻觅合适的刺杀执行者。
这时，刘思复、李熙斌、朱述堂等支那暗杀团骨干已预定北上刺杀摄政王载沣，而刺杀张鸣岐、李准的任务，必须另择壮士。林冠慈作为支那暗杀团的新团员，按照组织规定是不能与闻刺杀机密的。但他反复向暗杀团慷慨请缨，终于得到刘思复的信任和批准，乃与陈敬岳、潘赋西、赵灼文、刘镜源等人一起，组成行刺李准的行动小组。
清末革命党人痛恨李准，事出有因。
李准是清政府的一员骁将，曾成功地镇压过1902年广州洪全福起义，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广西钦廉起义，1910年广州倪映典领导的新军起义和广州黄花岗起义。尤其是在黄花岗起义中，两广总督张鸣岐本已逃窜，李准却异常镇定，率军前来弹压，致使广州起义失败。故此，革命党人对李准痛恨至极，列为第一号刺杀对象。
实际上，作为清政府职掌广东水师的军事将领，李准并非一无是处。
1909年，他任南澳总兵时，率“伏波”“琛航”二舰查勘西沙群岛，探明了15座岛屿，逐一命名勒石，并升旗鸣炮宣告这些岛屿属于大清帝国的主权。同年，他率领清水师舰队将日本人逐出东沙岛，捍卫了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之后，他还主持举办了南海诸岛展览会，撰写了《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力主开发西沙群岛。清政府在他的奏请下，决定招徕华商承办西沙群岛岛务，以巩固国家主权。由此可见，李准确实为中国海防建设甚至国土完整作出了积极贡献。
但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作为清政府的水师将领，他专与革命党人为敌，严厉镇压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遂于革命党人结下了仇恨。这种仇恨，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而是革命党人与腐朽专制的清政府之间仇怨的体现。因此，尽管李准其人并非无可取之处，但他所维护的清政府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他本人自然也成为革命的最大阻碍。
正因如此，革命党人为了推动两广地区的革命运动，便将李准确定为刺杀的头号对象。
广州黄花岗起义遭李准残酷镇压而失败，暗杀团会议决定立即刺杀李准。林冠慈与陈敬岳、潘赋西、赵灼文四人被批准为执行员，携带炸弹进行爆炸暗杀。此次暗杀行动的总指挥高剑父，先期抵达广州。
支那暗杀团决定，由林冠慈为具体的执行者，李熙斌、朱述堂、高剑父、陈敬岳为辅助者；在广州韬美医院设立临时总机关，由李熙斌驻节此间；由陈敬岳、周演明、张纶等人负责运送炸弹至广州。
为了防止运送的炸弹不能准时到达，另由张佐基、何报鸿等人在广州城内负责仿制炸弹以备用。果然，周演明和张纶在从香港向广州运送炸弹时被人发觉，只得脱身返回香港。随后，香港海关检查得更加严格，运送炸弹非常困难。最后，林冠慈和朱述堂把炸弹藏在风琴内，从香港携入广州，暗杀所用的炸弹问题才得到解决。
在赴广州行刺李准的饯行宴上，林冠慈慷慨陈词：“我以身许国，早视死如归。此无所系念，老母在家，不及一面为憾耳！”
他遂将原名林冠戎，改名为林冠慈，以纪念母育之恩。
广州黄花岗起义后，战场清扫不彻底，广东督练公所参议吴锡永不慎被残弹炸伤，送入长堤韬美医院治疗。因他是高级官吏，水师提督李准也曾前往探视。吴锡永的病室与李熙斌所租之房仅隔数间。革命党人施正父此时正在该医院实习，遂将李准的行踪告诉了邹鲁。邹鲁将消息报告给暗杀团成员。
大家研究后认为，这是刺杀李准的好机会，立即进行秘密布置，派第二组执行员李熙斌待机狙击。
但等暗杀团部署周备之后，李准却一直没有再在韬美医院露面，而吴锡永不久便痊愈出院了。这样，他们只好改换计划，由李熙斌、朱述堂、梁倚神三人分头轮流在广东水师会所、广东水师行台和两广总督衙门前侦察，以掌握李准的动向。
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深知革命党人对自己恨入骨髓，早就把他列为暗杀的重点对象，因而时时留意，处处小心。广州将军孚琦在被革命党人击毙后，李准更是深居简出，动用重兵护卫。
这时，革命党人探知李准率军在广东顺德清乡，便派暗杀团成员陈敬岳化装成乞丐，追踪李准，伺机刺杀。
陈敬岳（1870—1911），字楼祥，广东嘉应人。幼年求学，不事章句，尤鄙科举业。1903年，他赴海外经商，遍历南洋各岛，设帐授徒，向学生灌输“汉贼不除，清朝不覆；清朝不覆，中国不强”。嗣后加入了“中和堂”，在马来亚加入同盟会，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他拟谋刺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以扫除革命障碍。旋赴香港，加入了支那暗杀团。此时受支那暗杀团之命，返回广州，与林冠慈等人合力谋炸李准。
陈敬岳化装成乞丐来到顺德，但由于李准戒备森严，没有找到合适的下手机会。李准很快回到广州，陈敬岳也只得追随回到省垣。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革命党人发现李准每日必在广州天平街的水师行台与城外长堤的水师公所之间往来一次，路线固定。只是其警备极严，轿子前后均有特别卫队执枪围护。众人商议之后认为，在李准出行的半途加以狙击，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7月底，林冠慈再次来到广州，并带来相当分量的弹药。几天内，陈敬岳等人也陆续抵穗。至是暗杀行动组人员齐备、弹药充足，只待林冠慈的雷霆一击了。
为了这次暗杀行动，暗杀行动组再次明确分工，确定由林冠慈、陈敬岳、潘赋西、刘镜源四人分四路行动，每日须先按时到韬美医院会合后，再分头出发，炸弹亦每日到韬美医院领取，当日行动完毕后，将炸弹交还。陈敬岳、林冠慈等人抱定了慷慨赴死的决心。陈敬岳在行动之前专门写了绝命诗，静待为革命捐躯时刻到来。
如此数日后，到了8月9日，暗杀行动组侦知两广总督张鸣岐外出，急忙以电话通知林冠慈出发，到仓前街进行狙击。林冠慈出发前，喝了一大碗酒，喊道：“出无所遇，气将郁死，非大碗酒烧之，不能愈也。”
说完，他便携带炸弹出发。但等林冠慈到了仓前街时，张鸣岐的轿子已过去十余丈，而其后有多人护卫。他只好放弃这次刺杀行动，而其余三人都未接到通知，毕竟这次机会来得太过突然。
此后不久，他们得知李准外出，由赵灼文执行暗杀任务，但因李准临时改变行程而未果。接连数次行动失败，令人非常沮丧。林冠慈鼓励说：“机会尽多，所恐者投掷不准确，使民贼漏网耳！”
8月13日晨9时许，照例在广州城外长堤水师公所前侦伺的李熙斌、朱述堂、梁倚神等人，发现李准的车马仪仗均已备好，判断李准可能将要外出，遂马上赶回韬美医院，分头通知大家立即分途出发。四个执行员中，刘镜源因迟到没有参与此次行动，其余三人则迅速赶到了规定地点。
林冠慈乔装成仆役模样，将两颗五号炸弹放在藤条筐内，在大南门至双门底一带徜徉；陈敬岳亦携两枚炸弹，置于吕宋烟盒内，在大南门外等待，因他不熟悉广州地理，特安排李少华做导引；潘赋西则以映相镜藏匿炸弹两枚，埋伏于李准必经路线中的某茶店。
是日午后，李准从城外的水师公所出发入城，陈敬岳本在城外等候，但不料李准一行行进甚快，竟被他掠过。陈敬岳只好乘坐人力车在后面追赶。他到了天宇码头后下车，步行追入大南门，而李准此时已经到达双门底（现改为汉民路）。这里正是林冠慈事先埋伏的刺杀地点。
此时的林冠慈，手提藤条筐，在双门底一带静候。
李准这天特地选繁华热闹的南门通衢大街回城，以为这样便可使革命党人不便下手，减少危险；却不料革命党人偏偏就选在这里动手。午后，一大批手持短枪大刀的清兵里三层外三层地护卫着李准的大轿，快速地沿街而来，大街上的行人早被衙役轰赶一空。
林冠慈看到李准一行，便在一个书摊前假装翻阅书籍，等待李准的车舆走近了，就从藤条筐内抓出两枚炸弹要掷出。此时，他看到身边还有一些围观的群众，担心误伤无辜民众，便将炸弹放下，继续向前追去。等距离围观群众远了，他才将两枚炸弹掷出。
炸弹落在李准轿前一丈之处爆炸，登时将李准所乘的轿子炸毁，李准的威胁与胳臂被炸伤，震出轿外，仆倒于地，在血泊中哀号打滚。他的轿夫与卫队二十余人被炸死炸伤。
跟在轿后的李准卫兵一阵惊慌之后，立即意识到有人行刺，一面赶紧抢护李准逃离，一面向投掷炸弹的林冠慈开枪射击。林冠慈为了避免伤及无辜，没有向围观的人群方向逃跑，当场被李准的卫兵击中，不幸牺牲。革命党人后来将他移葬红花岗时，发现他至少中了两枪，一枪为前额左眼上方，贯穿入脑，为致命伤；另一枪在胫骨旁。
陈敬岳此时正好追到大南门，听到“轰轰”两声爆炸声，知道林冠慈已经动手，便折入一条横街撤退。此时清兵护卫着李准已经匆匆离去，陈敬岳不识路径，在街巷中乱撞一气。因他身穿西装，剪短发，装束与普通民众不同，且手提沉重的吕宋烟箱，遂引起了巡警的怀疑和注意。陈敬岳在巡警盘查后被捕。
而潘赋西在听到爆炸声后，从容走到天宇码头，搭船过河。船中有人见他怀抱映相箱，必欲一看新奇，他推辞不许，又假装失手堕之入水，船家用竹篙打捞没有成功，遂成功脱险离开广州。李熙斌、朱述堂、梁倚神等人在事发后陆续脱险，返回香港。
李熙斌等人回到香港后，将林冠慈和陈敬岳的英勇事迹传布党内，刘思复还为两位革命烈士撰写了传记。对林、陈二烈记载最详的，当推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但前后出入者不少，不够准确。冯自由还记载道：党人因林冠慈事母极孝，所以在最初发表烈士行状时，隐去了林的真实姓名。
陈敬岳被捕后，两广总督张鸣岐亲自审讯。
陈敬岳对刺杀之举直认不讳，说可惜无温生才之幸运，没能成功地完成刺杀李准的任务。
张鸣岐问：“你是何人？”
陈敬岳回答：“嘉应州陈敬岳。”
张鸣岐问：“携带炸弹，有何图谋？”
陈敬岳回答：“此次粤事失败，即有暗杀李准之决心，得友人冯子明百金之助，即回粤进行暗杀。吴锡永因足伤入韬美医院，李准多次去看望，我即入院，饰言养病，以便寻机刺杀李准。没想他后来不去了，我也只好出院。后闻李准赴顺德清乡，以为有机可乘，装成叫花子，寻机杀李，亦未得手。此后又侦知李准每日自水师公所至行署，便决心寻机炸之。”
陈敬岳回答清吏问话时，神态自若，大义凛然，令张鸣岐大为吃惊。他立即将李准被刺情况向清廷作了禀报。他在呈文中说：
十九日未刻，水师提督李准由城外水师公所进城，路经南门内双门底地方，突有匪徒在路角拿炸弹向该提督抛掷，致伤左手腰际，并伤及随从十余人。经该提督即时力疾督率护卫弁勇，上前捕拿，匪徒乃连掷炸弹二枚，并施放手枪向该提督轰击。该提督亲自跃登屋顶，与匪相持，当场枪毙匪徒一名，经巡警拿获陈敬岳一名，正在严讯究办。鸣岐闻讯，立即派遣勇队前往救护，一面邀该提督回至城内水师行署，赶延西医施治，并亲往看视。该提督腰际，受伤甚重，血流如注，衣襦尽赤。经医生检视，伤损及骨，遂在受伤部位，割入数寸，取出炸弹铁皮一块，碎骨少许。据西医云，伤势虽重，亦非要害，医治可望得手。
清政府并没有立即将陈敬岳杀害，而是将他当做诱饵，继续搜捕革命党人藏匿炸弹之所在。
1911年11月7日，即武昌首义三天后，陈敬岳被清参将李世桂押解到猪头山行营杀害，时年28岁。
关于陈敬岳牺牲之经过，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在广东光复后，曾致函广东都督陈炯明解释道：
至陈敬岳一事，准于受伤时，即缄告张鸣岐，免其一死，斯事已登之报章，准已不杀之于前，岂于将反正时，复处之于死地？前后不符，事可明矣……乃民贼张鸣岐密谕李世桂，使其杀之而不告准，推其意，故欲使民军仇准，则准虽反正，亦将无容身之所。故于鄂省起义后，即杀陈敬岳。准在虎门，实未闻其事……呜呼。事若不白，粤人嫉我日甚，准将何以立于世也。陈敬岳事亦请代为表白，使准他日犹可为民国一分子，不致被嫌疑以终身。
陈敬岳就义后，与林冠慈、温生才、钟明光合葬于广州红花岗，并称为“红花岗四烈士”。
广东全省光复后，刘思复按孙中山的指示到广州，在东郊永胜寺为林冠慈烈士开追悼会，并为林冠慈的遗体重新装殓，安葬于广州黄花岗。到会的有支那暗杀团团员、军政府人员及各界人士，备极肃穆、热烈、盛大和隆重。1912年，陈炯明将陈敬岳、温生才的遗体移葬于黄花岗上，并举行了隆重的改葬礼，参加典礼者逾万人。
再说被革命党人炸伤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腿上受伤，还断了两根肋骨，虽然没有被炸死，但却心有余悸。
在此番被刺之后，李准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人们再也见不到他过去那种与革命党人为敌的凶悍劲头。他在病榻上竟然托人到香港去，向革命党人通融说情，表示今后不再与党人为敌。
果然，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李准见清廷大势已去，回天乏术，遂生反正之念。革命党人知道这一动向后及时与之沟通。李准派人赴香港见胡汉民，拟献出虎门要塞，通电反正。胡汉民乃致书晓以大义，略谓：“吾党与子为敌，非敌个人，敌且满洲政府之有势力人耳！”
李准顺应历史潮流，毅然率部反正起义。
不仅如此，李准两度派人劝说两广总督张鸣岐“顺应民心，勿恋虚荣，贻害地方”，共同反正，张鸣岐迟疑未决，不敢与民军对抗，匆匆潜逃到广州沙面租界，随后乘英国军舰逃亡香港。同时，李准又派人说服时任新军第二十五镇统治的龙济光，动以至诚，劝其勿以兵祸殃及生灵，得到龙济光的同情和归心。当时，清军陆军提督秦炳直据守广东惠州城，与陈炯明率领的民军激战正酣，李准又派人说服了秦炳直，使之开城投降，迎接民军。总之，李准的反正起义，促进了广州和广东全省的光复。
广州的光复，兵不血刃，除全国大势所趋的革命高涨形势所致外，与此前革命党人以暗杀手段刺杀清吏所造成的潜在影响，有绝大关系。清政府高官大吏从无所顾忌到有所畏惧，此即暗杀狙击功效之所至。李准态度及行为之转变，实具典型的代表意义。
1911年底，胡汉民辞去广东都督时，专门在《宣布李准反正始末书》中指出：“粤东省城九月反正，以李直绳君（李准字）之功为最。”翌年，李准被袁世凯召入北京任高等军事顾问，洪宪帝制期间一度成为袁氏父子的嫡系部队“模范团”的副官，但他知袁氏不可为，乃借口赴粤调解各方矛盾，成功出走香港。待政局改变后，他北上定居天津，从此优游士林，于1936年病逝于天津。
李准晚年醉心于石门颂体、甲骨钟鼎、大小二篆、两汉碑刻等各体书法，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书法家。国人熟知的《大公报》刊头三字，即他的手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