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说革命党人最初的暗杀活动，是由广东籍的史坚如、安徽籍的万福华、吴樾和湖北籍的王汉等革命志士实施的，但这些暗杀活动的密谋策划，却离不开湖南、江苏和浙江革命志士的贡献。
其中，陶成章、蔡元培、龚宝铨、章太炎、刘师培、秋瑾、徐锡麟等江浙革命党人为主体组建的光复会所进行的秘密暗杀活动，格外引人瞩目。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笔名思汉、巽言，化名有起东、志革、何志善等，自称会稽先生，浙江绍兴人。他自幼聪颖过人，读书过目成诵，酷爱历史，尤对历代先贤遗著诵读不倦。1893年，他在家乡社馆任塾师，曾挺身痛击村中一个欺压乡民的土豪，为乡民百姓所称道。清政府甲午惨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发了陶成章忧国忧民之心，并逐渐阅读了一些新学书籍，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苦苦思考。
百日维新的夭折，给热衷于改良美梦的陶成章当头一棒。他开始从美梦中惊醒了，意识到清廷的腐朽统治已是无可救药，改良之路是行不通的，应该采取一种新的革命方式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他左思右想，权衡利弊，最后选择用暗杀的手段来进行反清斗争。
庚子年间，京津之间义和团起，打着“保清灭洋”的大旗，陶成章却在家乡会稽宣称说：“妖后祸国，我欲趁乱、效骆宾王讨武则天，入京手刃慈禧！”
于是，这位满怀激愤的热血青年，潜行京师，欲寻隙刺杀慈禧，举行中央革命。他还趁机到奉天、内蒙古等地考察，为反清活动做准备。
1902年，陶成章再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但仍然没有找到合适机会。他谋求进入陆军学堂，以便行刺，但依然没有成功。
当刺杀意图被清廷官吏察觉后，陶成章出京疾走，忍饥忍渴步行七昼夜，横穿直隶、山东、安徽数省一千多里路程。等他由北京回到上海时，人已将成饿殍，几已不复人形。但他的反清排满之志却丝毫未减。
这年7月，陶成章在上海结识了绍兴同乡蔡元培，共商革命的进取之法。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又字民友、孑民，浙江绍兴山阴县人。他17岁考取秀才，18岁设馆教书。1890年中进士，1894年授翰林院编修，留心新学，同情维新派。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杀害了他所崇拜的谭嗣同，令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毫无希望，断然离开翰林院南下，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辛丑条约》签订后，蔡元培萌生反清思想，与章太炎等人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亲任会长，并创办爱国学社，提倡民权，宣传反清革命。
陶成章与蔡元培在上海结识后，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蔡元培敬佩陶成章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和艰苦卓绝的牺牲精神，毅然慷慨解囊，资助他赴日留学，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陶成章先入东京清华学校，后转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他很快凭借着优异的学习成绩，赢得了当地留学生的敬重。在这期间，他结识了黄兴、杨笃生等湖南革命志士，并与浙籍留日学生龚宝铨交往密切，结为莫逆之交。
1903年，是中国留日学生从爱国走向革命的关键年份。在拒俄运动中，留日学生出于对俄国不讲信义，强占中国东北的义愤，欲组织拒俄义勇队开赴东北抗击俄国侵略军。但组建军队的行动被日本当局禁止，他们便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该会成立之初，继承了拒俄义勇队或学生军的宗旨、手段，即通过向清廷大员请愿，表示愿赴疆场抗击侵略。后来，由于派回国内请愿的特派员受到冷遇，爱国热情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激进的留学生便将郁积心中多时的排满情绪通过《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表达出来，并将宗旨由原来的“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改为“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
在不赞成激进的学生退出以后，留在军国民教育会的多为比较坚定的激进分子。他们主张以三种手段进行排满革命：鼓吹、起义、暗杀，活动逐渐由公开转入秘密，由海外转入内地，由言论转入实际行动。
对此，横滨暗杀团成员苏鹏后来回忆说：
“清癸卯、甲辰间，予游学于日本，适日、俄交战于我满洲之野，留学同人，组织义勇队，欲效命疆场，冀以敌俄人，而有以钳日人之口。主之者，为黄君瑾午（后更名克强）……无何，为清、日两政府协谋所解散，群情更愤，遂改为秘密结社，效俄虚无党之所为，实行暗杀。名曰‘军国民教育会’。本部设东京，由黄瑾午……与予等主之。设支部于上海，由蔡孑民……等主之，以爱国女校为机关。后吴樾之在天津狙击出洋五大臣（恐其假立宪之名，阻碍种族革命），徐锡麟之在安徽刺杀恩抚，皆军国民教育会实施之政策也。当此之时，孙总理中山先生，组合南部会党，谋革命，与留学界为桴鼓之应。”
黄兴、陈天华、龚宝铨等人组织横滨暗杀团，谋求对清朝君臣实行暗杀之政策。受龚宝铨等人的影响，陶成章赞同革命党人秘密组织暗杀团，欲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声援反满武装起义。
1903年秋，陶成章受命回国参与了柳州起义和王锡彤反教会起义，随后重返日本，参加了浙学会成员在日本召开的两次会议。会议决定要重组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并让陶成章和魏兰做归国活动的实行员，潜入浙江、安徽等地，联络会党，积蓄实力。会后，肩负着反清排满的重任，陶成章与同乡革命党人魏兰悄悄地回到上海，与蔡元培共商大计，决定把重点放在联络各地会党上。
魏兰（1866—1928），字石生，浙江云和人。1884年，魏兰19岁，因父命难违，赴府考，他不作命考之题，却在卷上信笔画了一幅“云和县全图”交差，不料巧遇考官知音，破格录取为秀才。父亲却因此而大怒，责骂不已，魏兰因感而作：“挥毫尽痛快”，表明自己无意于仕途，志在寻找报国之门。1903年5月，他赴日留学，参加拒俄义勇军。他与陶成章不仅是同乡，而且交谊甚厚。当蔡元培、陶成章决定联络浙江各地会党时，他自告奋勇，愿与陶成章一起下乡。
1904年初，陶成章与魏兰到浙江后，首先在杭州拜会了关在监狱中的白布会首领濮振声，了解浙江各地秘密会党及其头目的情况。然后，陶成章从陆路经桐庐、分水，四处拜访白布会会员，再经建德、寿昌、汤溪、龙游、遂昌、松阳等地，最后抵达魏兰的家乡云和县，与魏兰相会。浙江各县，万山丛杂，会党众多，各据一隅，各行其是。陶成章脚穿草鞋，腰束麻绳，身背《革命军》、《猛回头》等反满革命宣传品，日行百里，上山入寨，与会党人物见面，宣传反满革命，组织当地革命志士发动起义。
在联络浙江各地会党过程中，陶成章曾经四过家门而不入。
魏兰劝其回家一探，他喟然叹道：“一入家门，难免为亲情牵累，就难以复出了。幸喜老父身体尚健，家中诸事无忧，我可以安心反满了。”
他又说：“既已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耶！”
由于陶成章的多方努力，浙江各地会党势力蓬勃发展，奠定了革命党人联络各府县主要秘密会党之基础。
1904年8月，陶成章联络会党略有头绪，就来到上海，与蔡元培和黄兴等秘密谋划，决定在十月初十万寿节时揭竿而起。首先由黄兴领导湖南、湖北两地先举起义旗，然后陶成章率领福建和浙江两省进行响应。魏兰在浙江处州认识了龙华会首领沈英、张恭等人后，赴沪找到陶成章，然后同赴金华布置龙华会响应起义。
然而，湖南长沙起义的事情败露，黄兴等人逃到上海，随后流亡日本。陶成章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连忙把原先招集好的起义人马，匆匆地解散了。但龙兴会从此成了与陶成章关系最密切的会党组织。
此时，横滨暗杀团成员龚宝铨从日本回到上海，拟在国内组织暗杀组织，与黄兴、陶成章等人筹划的武装起义相配合。龚宝铨从日本回到上海成立暗杀团后，人数极少，力量单薄，欲扩大组织，遂与陶成章、蔡元培等人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吸收更多的有志之士参加。
这样，一个最初以政治暗杀为主要宗旨的江浙革命团体——光复会，便在上海酝酿成立了。
1904年冬，陶成章、龚宝铨、蔡元培等人召集浙江、安徽、江苏等地革命志士，在上海成立秘密团体——光复会。光复会又名复古会，以“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以暗杀、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
参与此事的革命党人冯自由后来记述说：
“光复会的成立与军国民教育会有直接关联。龚宝铨是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成员，回国后即于1904年冬在上海建立暗杀部，‘所行规章，颇为严密’。这时，原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已经从青岛回到上海，并且曾与黄兴、陶成章等有所策划。蔡元培知道有暗杀团的组织，便请求参加。暗杀团随即改名为光复会，又称复古会。”
光复会最初选择会友极严格，会内制度亦极严格。会员之间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新会员入会时，必须选一处极其秘密的地方举行入会仪式，并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反清革命的决心。
据蔡元培记述，参加光复会有着极为严密的入会形式，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秘密结社的色彩：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于每张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上，跪在地上对黄帝牌位进行宣誓，并将鸡血洒入酒中，一饮而尽。其入会签名的誓言，则每人各藏留一份，作为凭证。
当光复会成立之时，浙江革命志士章太炎因“《苏报》案”身陷上海西牢狱中，故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就推举声望较高的浙江志士蔡元培为光复会会长。
除了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三人外，章太炎、秋瑾、徐锡麟、王金发、尹氏姐妹等人，都是光复会的著名领导人物。
光复会的这些风云人物，对江浙地区的反清革命运动起了非常突出的推动作用。
龚宝铨(1886—1922)，原名国元，字薇生，号味荪、味生、未生、未苏，别号独念和尚，出生于浙江秀水(今嘉兴)马厍汇。祖籍上海南汇，清乾隆时，其祖辈九牧迁居嘉兴，世居马厍汇。龚氏世以中医中药为业，传有秘方，所制药酒，名闻江浙。宝铨父龚寿人，继祖业为医；母吴氏出自文学绘画世家。龚宝铨自幼承母教，喜爱文史。1900年，他肄业于秀水学堂，1902年留学日本，先后在清华、振武两校读书。1903年，他在东京与黄兴、杨笃生等人成立拒俄义勇队，后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回国，热衷暗杀活动，在上海发起组织暗杀团，与蔡元培、陶成章等创立光复会，为光复会的重要领导人，也是章太炎的女婿。龚宝铨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艰苦卓绝，真可谓“见利不惑，临强不挠”。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早年入杭州诂经精舍从朴学大师俞樾受业。1899年春，他把自己有关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和音韵等方面的散论辑成《訄书》。1900年7月26日，上海名流聚集在豫园，召开中国国会成立大会，章太炎大声疾呼：“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清朝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他当众剪去辫子，脱去“戎狄之服”，换上“欧罗马衣笠”，然后扬长而去。在清朝“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政策贯彻了两百余年之后，“辫子”已经成了效忠清朝的象征，章太炎这一激烈举动，等于公开宣布宁可不要脑袋也要反清了。
1902年，他从上海逃亡日本，与孙中山正式结交，并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242年纪念会。1903年6月，他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斥光绪皇帝为“未辨菽麦”的“小丑”。
章太炎的言论震惊了紫禁城，轰动了海内外，唤醒了革命者。清政府勾结租界工部局，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直到1906年刑满出狱，他到日本东京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成为名满天下的革命家。
光复会成立后，首先致力于扩大组织，为武装革命做准备。
光复会的成立，最初是为了进行暗杀活动。不仅龚宝铨是横滨暗杀团的骨干，向来主张搞暗杀，而且当时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和重要骨干也多赞成政治暗杀，并花了较大精力从事暗杀谋划。
光复会会长蔡元培认为，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故当他知道龚宝铨的横滨暗杀团要加以扩大，酝酿成立光复会，就积极参与进来，成为暗杀团的一分子。在他看来，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所以，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暗杀武器的研制开发。根据这些想法，蔡元培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校，自任总理。
蔡元培将这所爱国女校，办成了光复会在上海从事暗杀和暴动活动的秘密机关。他与从日本归国活动的暗杀团成员杨笃生、何海樵、苏凤初等人一起，在爱国女校内秘密试制炸药，制造高效炸弹。
蔡元培在爱国女校的教学上，以“不取贤母良妻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子女”为目的。除了对年幼学生照例授以近代普通科学知识之外，年长一班的女生，则讲授法国革命史和俄国虚无党历史，培养其政治暗杀意识。蔡元培请钟宪鬯等人讲授近代物理学和化学，并将这两门课程作为学校中课时最长、学分最多的课程，为学生们将来制造炸弹提供必要的知识准备。
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加隐蔽，因而他在爱国女校除了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的种子，还着力培养女生坚强勇敢的性格，鼓励她们担当起暗杀除奸的崇高革命使命。
不仅如此，蔡元培还决心自制暗杀所用的隐秘武器——化学毒药。要自制化学毒药，就需要有精通化学的专家。蔡元培将爱国女校的钟宪鬯、俞子夷两位化学教员，秘密吸收加入光复会，专门负责研制化学毒药。俞子夷说：“我配制氰酸，一试即成。”
当其配置成功化学毒药后，蔡元培叫工友们弄来一只猫，强令服了几滴毒药，猫立即中毒而死。
随后，蔡元培经过思考后发现，液体毒药使用起来不太方便，容易被人发觉，如能改成固体粉末，效果将会更好。于是，他就从书店里购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主持研究制造。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制和比较，蔡元培觉得还是使用固体炸药更好一些，随转向主持研究炸药，制造炸弹。
为了早日研制出威力大、体积小的炸药，蔡元培带领他的研制小组秘密进行试验。经过多次的试验，他们终于制造出一种威力大、体积小的炸药，装配成炸弹后，成为革命党人暗杀的利器。此后，这种由蔡元培研制的炸药，不断由暗杀团团员在日本制造出来，秘密带回国内，运用于刺杀清廷权贵的革命行动中。
清廷上层官员频频遭到这种炸药的暗算，或受伤或死亡，威力巨大。
对当时蔡元培试制弹药的经过，曾参与其事的爱国女校教师俞子夷作过详细的回忆，并提到在试制弹药之前，还曾试制过烈性毒药。
他说：“蔡师知道我对化学有兴趣，嘱我研制毒药。……我课余读书，实验，试制氰酸，一试即成。蔡师嘱工友弄来一猫，强令其服，只几滴，猫即中毒死。蔡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易被人发觉，必须改制固体粉末。于是向日本邮购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法医学等书，从事研究，但无大进展，而研究的对象，不久即转向炸药。试制炸药有个秘密组织，人数不多，地点在冷僻的弄里，邻近全是贴招租的空屋。……实验室陈设简单，桌凳外，全是药瓶及玻璃器皿。每天定时学习，先制雷银；第一次成功，第二次浓烟上喷而失败，第三次又成功。棉火药颇易制，硝基甘油则屡试不成。反复研究，原因是硝酸、硫酸不够浓。钟先生（即钟宪鬯）处只有普通试验用的。打听到外国药房有强酸出售，利用我短发西装，可以冒充日本人出入采购，不易惹人注目。外白大桥菟的‘大英药房’有上好强酸，‘科发药房’的甘油很纯，三种东西分三次买。用这等药品一试即成，连试连成。我们只有一部江南制造局译印的《化学大成》作参考，日文书关于炸药的远不如关于毒药的易得。学完暂告一段落，此后着重各自分别研究。”
作为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对这个反清革命团体的贡献，除了鼓励和密谋暗杀之外，就是凭借其声望设法将江浙一带互不相统属的革命势力联合在一起。
光复会成立后不久，蔡元培就动员浙江另一位会党首领徐锡麟加入光复会，并安排他与陶成章在上海爱国女校见面。当时，陶成章为金华、衢州、严州诸府会党的首领，徐锡麟为嵊县、天台一带会党的首领。陶、徐的结交，加强了浙江各地会党的联合。蔡元培动员江浙皖等省许多爱国人士加入了光复会，如赵声、秋瑾、陈去病、柳亚子、黄炎培、马宗汉、刘师培、李燮和、林獬、孙毓筠等等。
为了加强浙江会党工作，陶成章和魏兰还到江浙各地进行调查，加强与各处会党联络，完成了对金、衢、严、处、温、台龙府会党的联络，与会党首领张恭、竺绍康、沈荣卿、周华昌、王廉、王金发、赵舒、吕公望、沈英等人进行了会晤，使这些会党首领都加入了光复会。
一时间，光复会在江浙地区的实力大增。
陶成章及光复会在浙江联络会党加入光复会时，为了消除洪门中人的顾虑，约定洪门兄弟加入光复会后，“洪家”旧规如山堂、口号、家法、堂章仍可照旧。因此，洪门在浙江的组织，并未因洪门中人加入光复会而消失。
对于政治暗杀，陶成章一贯赞成并身体力行，用了很大精力加以筹划。他在起草《龙华会章程》时，就盛赞张良谋刺秦始皇的举动。他说：“秦始皇恐怕人家造反，便收聚着天下的兵器，都拿来一把火销毁掉了。这个心思，狠不狠呢？哪晓得他还没有死，韩国就有个张良，拿着一个千斤重的铁锤，在博浪沙中等他出来的时候，要打死他。虽然打他不着，到处搜了十日，连影儿也搜不着半个。后来百姓晓得皇帝的本领，不过如此。”
他以这样的故事，鼓动光复会员投入刺杀清廷权贵的风潮中。
光复会骨干成员秋瑾，自号“鉴湖女侠”，与暗杀团杨笃生、徐锡麟、吴樾等人关系密切，同样赞同以暗杀方式进行反清活动。她在《宝刀歌》中以诗咏志，称赞中外暗杀英杰：
主人赠我金错刀，我今得此心雄豪。
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
沐日浴月百宝光，轻生七尺何昂藏。
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
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
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
因此，采用暗杀手段进行“排满”革命，是光复会考虑到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而采取的较为可行的方法。
在他们看来，暗杀行动花费既少，万一失败，损失也不大。
作为一名清末翰林，蔡元培具有渊博的知识、高尚的道德，但同时也较诸其他革命党人更具有书生色彩，并不善于做具体细致的组织工作。诚如陶成章所说：“元培德行有余，而方略颇短，性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因此，光复会的实际活动，主要由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主持。陶成章负责联络苏、浙、皖、闽、赣五省会党的重任。他和龚宝铨不辞辛劳，终身在野，数岁之间，提皮包，蹑草履，行浙东诸县，一日或八九十里，交其豪俊，数濒危难，相与维持，发展光复会的势力。他还来到日本东京，与革命党人王嘉祎秘密协商，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分部，由王嘉祎总揽分部事宜。
这样，上海、东京两地光复会遥相呼应，革命声势更加壮大。浙江籍革命志士蒋尊簋、孙翼中、许寿裳、鲁迅等人陆续入会，更使其如虎添翼。短短的几年间，光复会就发展成为长江下游最大的革命团体。
蔡元培、陶成章等人组织的光复会，除了暗中赞助吴樾等人在北方的暗杀活动外，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暗杀活动。他们在清末政治暗杀史上所谱写的最壮美篇章，就是光复会领袖徐锡麟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