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革命党人掀起的暗杀风潮，与俄国民主党人暗杀活动的影响密切相关。
俄国十二月党起义之后，俄国逐渐形成了民粹派。1870年代，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粹运动，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换上农民的服装，走向民间，与农民同劳动、同生活。民粹派初期斗争是采取和平的宣传方式，但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暴力镇压。民粹运动失败后，民粹派分裂为“土地平分社”与“民意党”。前者人数极少，后转入了社会民主工党；后者人数众多，仍然保留着民粹派的特征，并走上了个人恐怖道路，以暗杀沙皇来反对专制制度，力图以自己的牺牲震撼社会，唤醒沉睡的民众。
巴枯宁为首的俄国民主党（自由民粹派），深受欧洲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崇尚个人暗杀。巴枯宁的名言“革命家不是准备革命，而是干革命”，成为民意党人的座右铭。
《民意党恐怖派纲领》对论恐怖暗杀作了深刻的理论阐述：“恐怖手段能够唤起人民的革命精神，不断地证明斗争的可能性。”它指出：“生机勃勃的运动是扑不灭的。当知识分子被剥夺了为实现理想进行和平斗争的可能性，他们不得不采取政府所指出的斗争形式即恐怖手段。”
俄国民主党人的恐怖暗杀，是为了使政府向民众作出让步，满足民众的要求。该《纲领》宣布：“这些要求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人民代表参与国家的管理，我们相信，恐怖行动完全是由于缺乏上述最起码的自由造成的。”假如政府履行并达成这些条件，民意党的恐怖暗杀行动自然会停止。
可见，巴枯宁为首的民意党人进行暗杀恐怖活动，有着充分的合理性。他们策划的一系列针对沙俄政府的暗杀活动，谱写了一幕幕悲壮的英雄史诗，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清末革命党人多为留学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日本接触到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阅读了不少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品，对“虚无党”、“民粹党”刺杀俄国沙皇的英勇事迹钦佩不已，并加以仿效，加以崇拜，逐渐产生了以个人暗杀方式推进武装起义、革命排满的思路。
俄国民主党刺杀沙皇的英勇事迹，感动了清末中国的革命志士。
急于寻求救国之途的革命党人，将俄国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及其暗杀活动，作为推翻清朝专制政府的重要武器而大加宣传。
巴枯宁和民意党人关于恐怖和暗杀的理论，成为革命党人实现反清革命的重要手段。
清末革命党人之所以崇尚暗杀，主要是因为俄国民主党人的暗杀活动在当时得到了详尽介绍。
早在1901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就在《无政府党之凶暴》与《难乎为民上者》二文中，先后提到了“无政府党”一词。1902年，马君武将英国人克喀伯撰写的《俄罗斯大风潮》一书介绍到中国，这是中国最早介绍无政府主义学说。
1903年“《苏报》案”前后，介绍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显著增加。日本人烟山专太郎撰写的《近世无政府主义》一书，介绍了俄国虚无党人的历史，翻译出版后立即受到中国革命党人的关注。
1903年5月27日，留日学生出版的《湖北学生界》中说：“牺牲一身，以除巨蠹，此仁人君子大丈夫之所为。其风最盛于日本，而现今之俄罗斯尤神出鬼没，毒人莫测，酿成大恐怖时代。其秘密法将遍传于中国志士。”
同年7月出版的《江苏》第4期，又以《露西亚虚无党》为题，介绍了俄国虚无主义和虚无党的情况，歌颂了虚无党人反专制的英勇行为，号召人们向俄国虚无党学习，奋起排满革命，以挽救祖国的危亡。
清末革命党人所谓的“虚无党”，就是指巴枯宁为首的俄国民主党。当时的革命党人还难以分清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一概名之曰“虚无主义”，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及民意党人统统称为“虚无党”。
1903年6月19日，《苏报》刊载的《虚无党》一文，对俄国民主党人的暗杀行为进行讴歌：“吾今日震惊于虚无党之事业，吾心动，吾血愤，吾胆壮，吾气豪。吾敢大声疾呼以迎此潮流而祝曰，杀尽专制者，非此潮流荡荡之声乎！而何以冲激之气，独钟于斯拉夫民族”，而“我国独何以此风不盛，党派之不能横行耶？呜呼，言之亦可丑矣”。
当时革命党人撰写的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也对俄国的虚无党进行了热情歌颂。杨笃生在《湖南之湖南人》中兴奋地说：“今世界各国中破坏之精神，最强盛莫如俄国之无政府党。无政府党有破坏之渊薮也。”他甚至宣称：“今日之言暴动者，立义也！”“今日之言暴动者，爱国也！”“今日之言暴动者，贞士也！”
他在《理想的虚无党绪言》中，激昂地呐喊：“虚无党，虚无党，我爱你，我崇拜你，你们所作的事业磊磊落落，能杀那混账王八蛋的皇帝，能搭救那一般受苦的兄弟姐妹，无一件事不惊天动地……我久想见见你们，和你们谈谈，我好领教一切，学学你们的手段方法，我好做个榜样。”
1903年8月，马叙伦在《政艺通报》上发表《二十世纪之新主义》一文，将无政府主义誉为“二十世纪之新主义”，倡导此主义者为法兰西伟人布鲁东，“俄罗斯之奇杰巴枯宁和而张之，此主义遂排山倒海而大出现于此世界”。
1903年底，张继在上海翻译出版了《无政府主义》一书，对欧洲无政府主义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鼓动以暴力推翻清朝专制政府。他宣称：“吾愿杀尽满洲人，以张复仇大义，而养成复仇之壮烈国民……吾愿杀尽政府官吏，以去一切特权之毒根……吾愿杀尽孔孟之徒，使人人各现其真性，无复有伪道德之迹。”
此外，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在《俄事警闻》上连载了白话小说《新年梦》，假托“中国一民”的梦境，宣传了一个废政府、废私财、废军备、废姓氏、废家庭、废婚姻、废法律，统一语言文字，最后废国家的理想社会，提倡暴力革命和政治暗杀。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也认为“无政府主义，于学理最为圆满”，“今日欲行无政府革命，必以暗杀为首务也”。
革命党人关于俄国虚无党的宣传，在当时风靡一时。
俄国无政府主义为暗杀施行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持和思想武器。革命党人对虚无党提倡暗杀的热衷，由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可见一斑。
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民报》在宣传三民主义的同时，还介绍了俄国虚无党激烈的暗杀活动。
首先，《民报》刊登了大量的虚无党人暗杀活动的照片和著名虚无党人的照片。《民报》二号刊载了“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肖像”；三号图画刊有“无政府党首创者巴枯宁”、“炸清五大臣者吴樾”；四号图画中载有“露国拔苦总督拉加希芝被炸之真景”；六号图画有刺客“史坚如”像；八号图画有“西班牙王之遭难”；九号有“俄国虚无党轰炸首相（司多吕平）之真像”；十五号图画载有“俄国暗杀团首领该鲁学尼狱中之肖像”；十六号图画刊有矢志于暗杀的“徐锡麟烈士”像和“秋瑾女士肖像”；十七号图画有刺客“陈伯平肖像”、“马宗汉肖像”；十九号图画有“千九百年俄罗斯虚无党女子击莫斯科总督之图”；二十号图画载有“被杀五分钟前之葡萄牙王及其太子”、“首先枪击葡王者毕夏”、“杀葡王者克斯德”以及遇刺者“王子路易菲理”和“葡萄牙王加罗”等。
另外，《民报》临时增刊“天讨”号，画有“过去汉奸之变相”，把曾国藩画作“蛇”，把左宗棠画作“羊”，将李鸿章画作“鱼”，而另一幅“现在汉奸之真像”中将三人像的头颅分别砍下或劈开，象征着将其杀掉。前图与后图比较，反映了清末暗杀思潮之盛。
在《民报》所有57幅图画中，涉及无政府主义及暗杀的有20幅，占到35%之多。可见革命党人受无政府主义影响而热心于暗杀的程度。
其次，《民报》发表文章介绍了虚无党的历史和著名虚无党人的传记。《民报》第十一号和第十七号上刊登了廖仲恺的《虚无党小史》，译自日本人烟山专太郎的《近世无政府主义》一书的第三章。廖仲恺介绍道：“东邦之虚无党信史，当以此书为第一。”并说：“在今日若能研究斯篇者，则必可得多大福利。”
《民报》十六号登载了“无政府之首创者”巴枯宁的传记。文章上篇介绍了巴枯宁的政治革命生涯，下篇则着重阐释了其无政府主义思想，并指出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尽反布隆东之理论的无政府主义而实行其破坏的无政府主义”。
革命党人出于对虚无党人激烈行动的尊敬和推崇，认为虚无党人所作所为“实惊天地、泣鬼神之大事业也”，认为这种行为可以给独夫民贼以“莫大之制裁”。《民报》十五号介绍了俄国虚无党人苏菲亚的传记。文章记叙了苏菲亚的革命经历，主要集中记述了苏菲亚从事的暗杀活动，“自是以后凡有暗杀事件（如冬宫事件、皇后出葬事件）无不与苏菲亚有关系者”。她首先“于彼得堡谋杀赫脱曼将军……事泄”，“于莫斯科装置地雷于铁道线下谋杀皇帝……不幸误中副车”，最终“苏菲亚急振白手巾，而革理难投第二弹，命中亚历山大二世，即日死”，高度评价了苏菲亚“至刑场”，“毫不改其自然之态度而静受刑法之执行”的无畏精神。
再次，《民报》发表文章特别介绍了无政府主义的暗杀手段。《民报》四号刊载的《欧美社会革命运动之种类及评论》指出：“破坏的无政府党之运动有二：曰鼓吹，曰密交，曰暗杀”，“暴君污吏民不堪命，于是爆弹短铳为搏浪之狙击，此第三法也。掌此三法者，或称胁击团，或曰执刑团，盍对于暴君污吏处以逆民之罪，使若辈反省悔过耳”。
无政府主义实行暗杀的主张，得到了革命者的深切赞同。当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南各地大肆查拿革命党人之时，《民报》发表了《革命党之敌》，主张革命党人运用暗杀手段，以“霜矛雪戟，雄剑宝刀，折枝之枪，开花之弹，专诸聂政荆轲舞阳之伦”，指向像端方这样顽固不化的清廷重臣，对其实施无情的暗杀。
由此可见，革命派对无政府主义的暗杀主张及暗杀行为极为推崇。在俄国无政府主义影响下，革命党人在感情上向往“十步之内，剑花弹雨，浴血相望，入驺万乘，杀之有如屠狗”的痛快淋漓，也体会到采取暗杀方式的种种优点，“羡暗杀手段，其法也简捷，而其收效出神速。以一爆裂弹，一手枪，一匕首，已足以走万乘君，破千金产，较之以军队革命之需用多、准备烦、不秘密、不的确者，不可同日而语”。
正是由于对俄国虚无党人暗杀的推崇，革命党人纷纷组织暗杀机关，聘请流亡日本的俄国虚无党人教授暗杀技术，从而在清末形成历史上罕见的暗杀风潮。
早在兴中会草创时代，暗杀就成为革命党人反满革命的重要内容。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结合成同盟会前后，暗杀组织更是遍地开花。除了横滨暗杀团、上海暗杀团、北方暗杀团外，还有刘思复组织的“支那暗杀团”、汪精卫的“京津暗杀团”，方君瑛的东京暗杀团，陈独秀的“岳王会”，及北京暗杀团、天津暗杀团、女子铁血暗杀团、中国敢死队及等暗杀团体。
在一些同盟会员看来，当时的广大民众尚未觉醒。革命党对反动、残暴的清政府，心欲去之而力不足，只能用政治暗杀加武装暴动，双管齐下。用炸弹、手枪、匕首对清朝达官巨吏的暗杀，第一容易获得成功，第二容易促成下层民众的觉醒，因此颇受人们的重视。尽管暗杀之后会导致清政府变本加厉的镇压，但清政府的反动残暴压制，必然会引起民众更强烈的反抗。因此，革命党人坚定地认为：“革命之先，暗杀可以广播火种。”
正因如此，除了陶成章、徐锡麟、章太炎、秋瑾等光复会热衷于暗杀外，同盟会的领导人，如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等人皆对暗杀手段加以推崇。
孙中山和同盟会内部对暗杀并不是完全支持的。但随着同盟会组织的武装起义的一次次失败，汪精卫、黄兴、胡汉民、朱执信、陈炯明等人逐渐改变了对政治暗杀的看法，开始倾向于采用暗杀手段推进武装革命的做法。黄兴是武装起义的坚定支持者和领导者，但逐渐对暗杀感兴趣。他说：“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
据同盟会领导人之一的刘揆一披露，黄兴召集同盟会员在日本东京市外秘密研制炸弹，倡导暗杀主义。他说：“时党员因屡次起义，中途失败，多持暗杀主义，而私自觅师学习炸药者。公恐其未能深造有得，徒自丧其身，而无效果，乃召集诸学者于东京市外，设秘密场所而试验之。”
黄兴在训练暗杀技术时慷慨陈词：“吾本不欲诸君采个人牺牲主义，如志愿所在，必欲出此，以诸君血诚，不患胆大，而患心不细，是则全视自己修养力如何耳！”受训者多感慨泪下。
需要指出的是，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风潮，确实是受俄国民粹派影响的结果，充满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悲壮色彩。但他们与俄国民主党人的暗杀理念，又有很大的差异。俄国民主党人幻想通过干掉沙皇这样一次性的行动获取全胜，故将暗杀作为推翻专制政府的唯一手段。中国革命党人要比俄国民主党人清醒得多。他们只把政治暗杀当成反清革命的重要手段，而非唯一手段。除了进行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