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十年前，我二十九岁。二十九年中，从来没有梦想过要搞学术，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何为学术。那时只能想怎么才活得下去，偶尔也想想活下去干些什么。
因为，活得很难，无暇他顾。因为，生活是沧海，学术如一粟！
你想想，自幼丧父，母亲一人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儿女，家贫如洗，那日子怎么过？
全家住一间不到七平米的木板房；每天早晨得把临街一面的墙壁全卸空，拿墙板架在砖头上当“板凳”，招揽小孩子们进来看连环画即“小人书”（贵的书一本收一分钱，贱的书两三本收一分钱）；晚上把墙板装回去，才能摆开两对凳子，架上几片薄板，那就是全家的床铺。饭桌是水缸上一个破缸盖，而且吃饭时必须一只手端着碗，另一只手不时停下来，收书收钱。最要命的，当然也自然是“吃了上顿愁下顿”。至于“做功课、写作业”，则只能是在小顾客们散尽、家里能铺开“床”以后，在两张“床”之间架上一块洗衣板（有搓衣槽的一面朝下），我和妹妹在这么小而“悬”的“书桌”上写字，只能轻轻放上手腕，不能把手肘放上去……在学校里，尽管各科成绩永远是第一名，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从小就感受着种种歧视。我甚至能感受到那些喜欢我的老师所受到的压力。例如初中一年级时，因为在全年级八个班里成绩第一，终于被班主任宣布为“副班长”，但不到一年就被“宣布撤职”，而且不作任何解释！后来班主任赵老师被贴“大字报”历数“罪状”，其中一条竟是“重用只专不红者”！教导主任杨老师因我成绩优秀家境贫困而准我免缴一年几块钱的学费，后来也因受到压力而劝我转学！尽管我转了学，他后来还是没有逃脱批斗。
家里还有几十本劫后余生的“字书”，包括中国作家许地山、郑振铎的学术着作，也有莎士比亚的诗、高尔基的小说和《给青年作者的信》。还有《外国文学作品选》和《希腊罗马哲学原着选》，是大哥从图书馆借来的。这些书，还有他在郊区“住校”后常让我跑省立图书馆办借阅手续的天文学书籍，是我初中时的最爱。当时，还有两件爱好，一是读数学课外书，找《数学课外习题集》之类来做然后自对答案，自得其乐；二是站在街头报栏边，仰读不花钱的报纸，眼花颈疼地读常常忘了上街的目的，回家时免不了妈妈的呵斥：“你去买的盐巴在哪里？锅里的菜，等着下盐呀！”由于这类阅读和这类爱好，所以一边梦想上科技大学，当科学家，一边又深知越南战争、猪湾危机等政治事件对人类生活的重大关系，更震撼于北京一位青年刀砍外国游客（当时通称“外宾”，含有政治意味）被判死刑之类报角新闻后面的社会问题。
“文革”前越来越“左”的社会气氛，已经摧毁了我的“科技大学梦”；“文革”后大学停办，连大学里的学生老师和科学院的科研人员，都不能搞科研，只能“闹革命”或做体力劳动“改造思想”了，全国的中学生也几乎全部下乡务农了。任何人在那些年间竟还想上大学，完全是白日做梦，如果竟还想搞“学术”，更会被人视为呆瓜或怪人，因为那时按照毛主席指示（例如“读书越多越愚蠢”），一切学术均已被“批判”扫荡，所有真正的学者都已被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斗或劳改；更有甚者，此类想法还会惹上大祸，因为被人知道后，会被冠以“顽固不化的白专分子”、“成名成家思想的典型”、“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罪名，受到整治，甚至身家性命都有危险。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和许多同代人偷偷传阅《第三帝国的兴亡》（犜犺犲犚犻狊犲犪状犱犉犪犾犾狅犳狋犺犲犜犺犻狉犱犚犲犻犮犺）之类大部头，很可以理解，因为那有一种“移情”效果，有一种“雪夜闭门读禁书”之乐。但是，真的很难理解的是，自己竟然这样学起英语来了。
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全国停课时，只学了不到三年的初中俄语——英语是“帝国主义”的语言，不能学；后来俄语从“社会主义”的语言变成了“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语言，再学也有“里通苏修”之嫌；总之，学外语有危险！不仅如此，除了必须天天集体学习和背诵的《毛主席语录》，以及一些对外宣传的标语口号之类有外文版，在偌大的中国根本见不到任何外文书籍或外文报刊传达任何国外信息，也不可能同外国人交流（同外国人交往更加危险）。换言之，学习外文，就像琢磨一把锯子却永无希望使用它来锯一块木板，就像琢磨一架望远镜却永被禁止用它来望一望远处！所以连我自己都很难解释我的这种行为——１９６８年十八岁时，找一个“知青”朋友学认英文字母，然后又找他父亲（一位英语老教授）学习英语发音，学了几次后自己下乡当知青，无法再学了。然后是１９６９年挣扎回城，挣扎谋生，“摸爬滚打”一年后，１９７０年二十岁时，被“疏散下放”运动再次赶出家乡（人称“回锅肉”），同母亲一起被送到川黔湘三省交界处的大山中。１９７１年春被聘为全大队方圆几十里几十户人家唯一的小学里唯一的教师（“民办教师”）。每天做的事情，一是从清晨醒来到傍晚，同几十个孩子在一起，教所有的课程兼体操兼唱歌兼讲故事；二是天黑后上山打柴，以致常常摔倒在荆棘丛中，伤痕累累（而前任教师下午四点钟即开始打柴，所以村民对我很满意）；三是晚饭后读《参考消息》（那年头唯一有国外信息的读物，所以要一定级别的干部才许订阅，乡村邮递员“阶级斗争观念弱”，竟让我偷读）；四是抄写借来的旧英语教科书，并做习题！那时候教科书上没有习题答案，不知对错怎么办？没办法，写满了几个自制的练习本后，一两个月一次，到全县“最高学府”即县中学去，请姐姐的教师同事，一位加拿大归国华侨（张老师）批改我的英文作业。每次先走４０里崎岖山路，再走６０里砂石公路（一因客车最好时一天只有一趟，赶不上；二因无钱乘车，我的工资，先是记工分，年终算下来平均每日两角钱，后来才提高为每月１０元，也是年终发），从清晨走到傍晚，膝盖走得“生疼”。有时也使出“男知青”的惯技——碰见载重货车上坡减速时，跑到车边爬上去，躲在货物后边，快到目的地时，跳下车跑掉（因为只有“女知青”在路边招手，司机才会搭载）。有一次惯技失效，差点丧命——那卡车离目的地县城还远，竟然转弯，不知何往！
天快黑了，我必须跳车，但那车后边竟然拖着一辆同样宽度的“拖斗货车”，跳出去八成会被撞上（那就只会落得围观者一句“小偷吧？死了活该”）！我估量距离很久，内心挣扎很久，终于横下心，向侧边猛跳，翻身滚落在砂石地上。爬起来一看，手肘、膝盖血肉模糊！只好摸着黑，一瘸一拐地再走几十里，到了县城里姐姐家中，才得涂些红汞，得到安慰。这样子学英语，为的啥？即使问我自己，我也说不出理由！现在，四十年后第一次反思此事，我才能挖出藏在下意识层面的某种理由：一个受苦太多又十分敏感的年轻人，他实际生活的世界很窄很小，而且毫无出路，他可能接触的世界广大悠长，但却太黑太冷，因此他不会甘心，不会相信那就是一切，就是全部世界；反过来说，假如他相信那就是一切，他就没法活下去，因为活着已没有希望；所以，作为“这个世界并非一切”的证据，作为另一个世界存在的证据，另一种语言的存在，就成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他自然要抓住它。没错，语言是一种工具，但它是指向目的的；有锯子，一定是因为有可以做家具的木板；有望远镜，一定是因为有肉眼看不清或望不见的远处。当时我还不知道海德格尔的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但是现在回想，英语不但是英语国家人民的存在家园，它在４０年前竟成了我的心灵存在的家园，不如说，是我为寻求更大的“存在”而趋向一个更大的世界时看见的窗口，尽管当时那扇窗口被打上了封条！这也让我想起那些年间我常对知青朋友们说的话：“读书，有些人是为了装扮美一点，另一些人是为了能够活下去。”我虽然读书不多，却属于后一种人。
二
１９７３年政策改变，允许回城了。我回到家乡，为了求饭碗，硬着头皮，把一尺厚的自制英语练习本抱到市教育局英语教学主管人陈老师的办公桌上，结果谋得了一个中学“代课教师”的职位。后来除了教英语，还教语文、数学、物理……除了做班主任，还要带合唱队、带学生下乡、夜间兼做保安！每月三十块钱，每顿吃一小碗无肉无油的煮白菜和一小钵混合着稗子、石砂和老鼠屎的蒸米饭。
１９７７年底高考制度恢复，我还是为了求饭碗（那时“代课教师”可以随时解雇，大学毕业却可以“分配工作”得一个铁饭碗），赶紧找招生办公室报名。殊不知“返城知青”
报名必须呈交当时回城的“病退证明”，待我费神费力在截止日当天找到证明跑到“招办”的时候，那设在一所小学里的临时办公室竟然满地垃圾，他们正在收摊子回家，忙乱之中我又竟然把证明弄丢了！那些人看我在垃圾中翻来找去，忍不住说：“算了吧，别找了，给你准考证！”
于是我报考了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听说师范对年纪要求不严，因为已过二十七岁，遂只敢把梦想中的贵州大学和复旦大学历史系写成第二和第三“志愿”，其实比赵本山和小沈阳小品中那个钱兜不壮的农民点菜时还更心虚）。考试时，看英语试题程度顶多是初中水平，于是自作主张多写了一篇“作文”，巴望判卷的老师因此多给几分，增加录取把握。考试之后，又看见研究生招生广告，我心里想，我大哥曾是全市最好的中学里全年级成绩第一名，还是没让上高中，经验是“出身不好”的人，成绩再好也不会有“把握”。“狡兔三窟”吧！于是我又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生，志愿填的是我很钦佩的学者吕叔湘的“英汉比较语法”。
还没考试，就接到了师院的录取通知书。心想，该知足了，饭碗到手，夫复何求？
于是放弃考研，进了师院，就这样确定了以后的家庭生活和“学术方向”。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贵阳师院，我遇到了我的“另一半”，１９７８年春天进校不久，我们就“好上了”。１９７９年春天，我又看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招生广告，于是旧念复萌。考什么呢？我发现居然有一个“世界宗教研究所”，还有“基督教专业”！这时，也许又是在下意识中的某种东西开始发挥作用，那是我多年来在崎岖路上奔波，在荆棘丛中挣扎的时候所萌生的一种朦胧信仰？还是我二哥从他当知青的村子里焚书的灰烬中捡到两本古装书《马太福音》和《使徒行传》，拿给我看时所激发的一种神秘向往？我也不清楚。我当时很清楚的只是，这个“基督教专业”要求考试的科目不难：马列主义宗教观、中国史、世界史和英语。我立即报了名，然后请假备考（当时没有禁止在校生考研究生的制度）。除了考试科目，我总想了解一下基督教，但图书馆没有一本相关的书！我应该感恩的是，一位偶然认识的图书管理员，偷偷地把英文的大英百科全书（犈状犮狔犮犾狅狆犲犱犻犪犅狉犻狋犪状犻犮犪）Ｃ字起头的那一卷借给我，让我得以借助词典，把很长很长的那一条“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啃了一遍。
５月里参加考试之后，同学们好奇又钦佩，好奇的是我怎么会想到大二就考研究生（全校学生只有我一人想到了），钦佩的是我居然敢去考。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讲我入学前夕的“旧念”如何复萌；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说我不过斗胆一试，因为没有基督教方面的知识，所以肯定考不上，假如能考上，只能说明中国当时在这方面研究水平很低。
７月，复试通知书到了，要我到上海师范大学（原华东师范大学）复试英语并面见导师徐怀启教授。考试时，是一个监考老师看着我这个唯一的考生，翻译一本学术书的序言和两页英文《圣经》（那时我还未读过《圣经》），不许查字典。然后我去徐教授家里拜见他。他卧病在床，让我坐在床边，然后说，进校之后，主要是读七八个哲学家、神学家的书。我记得他提到了柏拉图、奥古斯丁、阿奎那、休谟、康德、黑格尔等人。我对老先生肃然起敬，也似乎不怀疑他会录取我。不料到了８月底，录取通知书到时，却发现是要到北京报到，导师是社科院的赵复三。我当时不知道赵老师，只在到京后才知道赵老师是徐老师１９４９年前在圣约翰大学时的学生，而徐老师因病不能带学生了。几个月之后，我在《光明日报》看到一则新闻说：上海师大开始考虑给老教授们配备助手，原因是一位老教授去世后，留下的基督教史手稿无人能够整理，那位老教授就是徐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