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在涉及各国人民利益的诸多重大问题之解决，亟须建构某种“全球治理”的当今时代，民族主义已经不合时宜，而极端民族主义则会带来巨大祸害，这两点已经为中国的少数有识之士所认识。但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受到国权主义渗透、扭曲和主导，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语言环境中实际上已沦为“民族-国权主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就更少（前述《潜流》一书的部分作者当可属之）。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民族-国权主义，不但在涉外事务中造成本文“引子”中所述的荒谬现象，而且在国内事务中也成为深化和扩大改革的深层思想阻力。中国现代化需要以联邦主义取代帝国主义，以平权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以民主社会主义取代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同这里讨论的话题有关，换言之，中国要成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还必须以全球-民权主义取代民族-国权主义。
二、中国的天主教会、基督教会与国权主义由于民族-国权主义在中国具有久远的历史、主导的话语权、并占有各方面的资源，现在几乎看不到取代它的前景。但是，由于它对中国社会巨大的现实危害和对全球社会巨大的潜在危险，确实有必要仔细观察一下当今中国正在变化的社会中其他的因素同它的关系。
正如菲立浦·詹金斯在观察全球社会时发现，基督教的广泛传播是过去一百年当中全世界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我们在观察中国社会时也会发现，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内的基督教（我在此以“基督宗教”名之）的巨大发展，也是过去一百年当中全中国最重要的变化之一。那么，这一变化及其所涉及的基督宗教在中国的状况，是否与民族-国权主义有关系？如果有，又是什么关系呢？
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已经证明，两者之间的确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基督宗教第一次（７世纪，景教）进入中国，受到友好的接待，得到顺利的传播，是因为唐朝最高统治者（唐太宗及其几代继任者）开明的态度或开放的政策，后来遭到禁绝，是因为最高统治者（唐武宗）为政治目的消灭佛教而受牵连；第二次（１３世纪，天主教）进入中国，又受到友好接待并得到顺利传播，又是因为元朝最高统治者开明的态度或开放的政策，后来消失于中原，也是因为作为外族的统治者被赶走，而新的汉族统治者（明太祖及其后继者）采取了更加专制的“国权主义”；第三次（１６世纪，天主教）进入中国，受到部分士大夫的友好接待和另一部分士大夫的激烈反对，是因为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的顽劣使得国权主义的君权走到极端，导致最高统治层的失效，同时导致必然有歧见的次级统治层的作用加强，后来再次被禁，也是因为新的最高统治者（康熙皇帝）的一句批文。
一句话，基督宗教从７世纪到１９世纪以前在中国一千二百年间的三起三落，都同那些年间由君权代表的国权主义的态度直接相关，而且，最后的衰落都直接源于这种国权主义的负面作用。
基督宗教在１９世纪初叶（１８０７年，新教传入）到２０世纪中叶（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一百四十二年间，在中国速度不是很快、但却相对自由的发展，正是中国的国权主义在巨大而激烈的内外冲突中越来越淡化的时期；在２０世纪中叶到“改革开放”以前的三十年间（１９４９-１９７８）的明显衰落，又是一个国权主义大大强化的时期；在１９７９年至今三十年间的迅速发展，却正是“改革开放”导致国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逐步退出经济领域，而社会生活领域也在一定程度上逐步摆脱国权主义的时期，后一方面同基督宗教发展的关系尤为直接。一句话，基督宗教从１９世纪初到２１世纪初二百年间在中国极其曲折的戏剧性发展，也同这些年间分别由清朝王室、北洋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国权主义密切相关，而且两者的关联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某种负相关的特征。
所以，从历史事实来看（尽管一般基督徒不一定都意识到），基督宗教同民族-国权主义的关系一般而言是对立的，但主要是同其中的国权主义因素，而不是同民族主义因素相对立。因为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三个时期基本的历史事实：
在基督宗教相对自由发展的清朝末年到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主义也一直在迅速上升；在基督宗教明显衰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狭隘民族主义”受到批判而“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得到宣传；在基督宗教迅速发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三十年，民族主义重新兴起，爱国主义得到宣传。如果再注意到从孙中山到马相伯、从冯玉祥到晏阳初等无数基督徒的爱国精神和爱国行为，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基督宗教的发展与正常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中国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和平共处。
历史事实总是混杂着种种复杂的因素。如果从纯粹的理论或教义来看，基督宗教同民族-国权主义即以民族主义为表象的国权主义的关系，其对立性质十分清楚。
就其宗教本质而言，基督宗教追求的目标不在此世，因为耶稣基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这实际上使此世的任何国家制度都同其他事物一样相对化了。
就其关心世间事务的一面而言，基督宗教也为国家权力指出了明确的界限，因为耶稣基督说：“恺撒的物当归恺撒；上帝的物当归上帝。”这实际上是在反对以君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可以毫无限制的“国权主义”。更不用说，把基督宗教对“公义”的追求和对人的尊重结合起来考虑，再将其对弱势人群的关爱结合起来考虑，它同“国权主义”的对立和对“民权主义”的支持就更顺理成章。由此，我们才会看到，在罗马帝国的几百年间，基督教会冒着遭受大迫害的风险，反对把皇帝当成神明敬拜，许多基督徒甘愿被扔进斗兽场，而拒绝服从把皇权绝对化偶像化的帝国政策；中世纪的一千年间，基督教会实际上构成了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各国君主权力的最大制约；在宗教改革之后的几百年间，以加尔文主义为代表的强调两个国度并立的思想，通过现代政治的理论原则和制度创新，造成了限制国权主义的现代宪政文明，而且，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会在曲折复杂的政教冲突之后，终于同现代世俗思想达成了在政治体制上“政教分离”的基本共识。这项现代原则在禁止教会直接干预政府事务的同时，也禁止政府干预宗教事务，换言之，这项原则本身是对毫无限制的国权主义的一种否定，是促使人类社会超越国权主义的一大进步。
就今日中国的政教关系而言，“现行的宗教管理体制是由政府设立宗教事务管理机构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同时通过政府认可的宗教团体对宗教界人士、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活动进行控制……其目的主要在于确保国家对宗教的控制。”这种“国家控制宗教型”的政教关系和体制，必然会加剧“宗教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张力”。这又必然在中国造成包括天主教与新教在内的基督宗教同国权主义实际上的对立。
就天主教而言，所谓“地下教会”出现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众多的教友按照教会的神圣传统和自己的宗教信念，认为在宗教事务（包括圣职委任）上，必须与普世罗马教会保持“共融”，应该服从教廷而不是世俗政权。换言之，中国现行的对待天主教的政策违背了历史常识，而与天主教的本质相对立，这使得大量天主教徒因与这种国权主义对立而不得不被迫转入“地下”。就笔者个人的了解，即便是“地上”的天主教徒，只要真是信仰虔诚的教徒，也在内心里认为在宗教事务上应服从教廷，其中大量神职人员甚至在私下去寻求教廷对其圣职的认可。
就基督新教而言，所谓“家庭教会”出现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样是众多的信众按照教会的传统和自己的信仰，认为在宗教事务（包括牧职的委任和教会的管理）上，只能服从上帝和《圣经》的权威，而不是任何人间的权威（不论是罗马教廷的权威还是世俗政府的权威）。同样地，中国现行的对待基督新教的政策也违背了历史常识，而与新教的本质相对立，这同样使得大量新教徒因与这种国权主义相对立而不得不被迫成为“地下”的“家庭教会”成员。关于“地上”的所谓“三自”，我们应该记住，从全国到地方各级的“两会”，其实并不是教会，实际上只是政府通过它对基督教进行“管理”的某种行政化机构。
正因为如此，它同宗教局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它同受它控制的那些教会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并不反映新教教会的宗教特点。这也就难怪，反映新教教会特点的“家庭教会”普遍拒绝它的领导，而且同它的僵化制度相比，呈现出灵活多样、贴近信众、因而蓬勃发展的态势。这种态势同新教数百年来在全世界发展的趋势一致，因为它符合新教的本质，即在宗教上以上帝和《圣经》，而不是人间自上而下的行政机构为最高权威，因而同任何国权主义相对立的本质。
当然，人人都能观察到，中国的基督教“两会”本身以及构成各级“两会”的基督徒对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从来都是完全顺服的；天主教各级“爱国会”及其中的天主教徒也是如此。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各级机构，从来都按照党和政府的指示，向广大信徒宣传“爱国主义”，这一点，仅从它们自身的名称中都有“爱国”二字，从它们永远不变的口号“爱国爱教”的用词顺序，从它们的所有出版物（尽管被禁止进入市场）都能看到。它们的宣传和教育也不是完全无效的，这一点，至少从多数基督徒的公开言论可以看到，甚至从海外华人教会中某些狭隘民族主义现象，也可以看到。另外我们还会观察到，前述基督宗教与国权主义的天然对立，在大多数基督徒那里，不论是官方认可的教会还是官方不承认的教会的基督徒那里，都是下意识的，甚至还处于意识之外。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可以说，同国权主义相对立的基督宗教，在中国真的不过像一只驯良的鸽子！
鸽子不但驯良，而且弱小，它当然不会也不能与龙争战。它不会也不能威胁任何人。在此用鸽子来比喻基督宗教，不单有圣经的依据，而且有现实的适切性：
从中国基督宗教的现状来看，教会不但力量弱小，而且相互孤立、毫不统一（前面说过，基督新教从来就坚持各自为政互不隶属的传统），绝大多数教会不但不采取任何政治行动，甚至不交流对政治问题的观点，甚至根本不谈论政治话题。
所以，如果说到一个一个的教会（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不论是所谓“官方教会”，还是所谓“地下教会”、“家庭教会”），说到一个一个的基督徒，在政治问题上的状态或力量或地位，那真像是一群一群的鸽子，一只一只的鸽子。
但是，鸽子就是鸽子；鸽子不论作为整体还是作为个体，同龙的区别是明显的，同龙的距离是遥远的。
这，就是基督宗教同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其他因素（例如知识分子群体之类），在其与国权主义的关系上大不相同的地方。
结语：龙？还是鸽子？
前面说过，把龙作为中国人或汉民族象征的说法忽略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龙从来就是皇帝即统治者而非人民即被统治者的象征；第二，龙本指一种凶残吃人的鳄类怪兽，在成为想象物之后也带有翻云覆雨任意胡为的特性。因此，龙，作为与“民权主义”对立的“国权主义”或魏特夫所谓“东方专制主义”或马克思所谓“亚细亚制度”的象征符号，的确非常合适。但是，如果中国人觉得必须有一个民族象征符号，那么，龙恰恰是最不适合的一个。
一个民族的象征符号，最好能反映这个民族最优秀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特征或民族性格。我想，中国人或汉民族的众多文化特征或民族性格中，最优秀的、具有普世价值即可为全世界人民所赞同的，莫过于“和而不同”的主张、“和为贵”的性格或“和谐”的理念，这些说法都内含一个“和”字，都以“和平”为基础，以“和平”为目标。
现在，全世界人民早已不顾“鸽子”这一象征符号起源于何处，在从幼儿园的图画到奥运会的仪式等种种不同的场合，全都毫无歧义地认可了鸽子作为和平的象征。那么，中国人或汉民族如果真有兼容天下的博大胸怀，真有追求和谐的崇高理念，为什么不可以用鸽子，一群飞向蓝天的鸽子，来作为自己的象征呢？为什么不可以用鸽子，而不是龙，来向全国各族人民，向流散各地的海外华人，向全世界远近各国的人民，传去和解与和平的信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