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就开始了同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进行论战的斗争。
1903年5月，章太炎写成《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了康有为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中散布的种种奇谈怪论。
在此前后，孙中山也先后发表《驳保皇报书》和《敬告同乡书》等重要文章，揭露康有为、梁启超保皇论的危害性。
《驳保皇报书》揭露康有为所标榜的“爱国”，爱的是代表少数满洲贵族利益的“大清国”，而不是广大人民的“中华国”。孙中山指出：“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也，实害国也。”该文批驳了康有为所散布的革命将会招致瓜分的谬说，指出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和鹰犬，“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
《敬告同乡书》则揭露了梁启超散布的“名则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性，指出梁启超“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希望广大华侨划清保皇与革命的界线，充分认识到“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革命与保皇“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
孙中山号召广大华侨“大倡革命，毋惑保皇”，投身于反清革命事业。为了和保皇党争夺群众，孙中山还在檀香山正埠拜盟加入洪门，被封为“洪棍”之职。1904年春，他又去了保皇会活动比较活跃的北美大陆，在旧金山致公党首领黄三德的支持下，修订致公党章程，改组《大同时报》，聘请革命党人刘成禺主持，对致公党会员重新登记注册，这对削弱保皇派在华侨中的影响起了一定的作用。
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又以《民报》为阵地，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展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论战。
1905年11月出版的《民报》创刊号，除孙中山的《发刊词》正面阐发了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外，其余的文章大多从不同角度对改良派所散布的保皇论系统地进行了批判。
正式揭开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大论战序幕的，是1906年4月28日《民报》作为“第三号号外”单独印行的《<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
该文写道：
近日《新民丛报》将本年《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诸篇合刊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本报以为中国存亡诚一大问题。然使如《新民丛报》所云，则可以立亡中国。故自第四期以下，分类辩驳，期与我国民解决此大问题。兹先将辩论之纲领，开列折下，以告读者：
（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
（四）《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
（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七）《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
（八）《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警。
（九）《新民丛报》以为惩警之法在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租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
（十）《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以刺客为唯一欲办事。
（十一）《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
（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放，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
以上十二条皆辩论之纲领。《民报》第四号刻日出版，其中数条皆已解决。五号以下，接连辟驳。请我国民平心公决之。
在这个纲领中，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
1．《民报》从探讨中国如何才能救亡图存为目的的角度出发，认为《新民丛报》主张的种种，其结果足以“立亡中国”。
2．一开始就鲜明地划清阵线。《民报》认为自己站在“国民”一边；而《新民丛报》站在“政府”一边。《民报》把希望寄托在“国民”方面，所以主张共和，主张“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把希望寄托在“政府”方面，所以主张“专制”，主张“开明专制”。《民报》认为“政府恶劣”，所以“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认为“国民恶劣”，所以“望政府以专制”。
3．论战的范围广泛，全面地涉及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问题。
4．《民报》认为革命事业一定要依靠“实力”，不取“要求”，这样才能达到“颠覆专制”和“驱除异族”的目的，也就是要进一步论证运用暴力进行武装革命的必要性，反对改良派提倡的请愿立宪的方式。
这个纲领，大体上定下了《民报》在这场大论战中的基调。
实际上，在这以前，《民报》对改良派“立宪”论的批判早就开始了。
《民报》第一号上《民族的国民》中就认为，许多人所以接受立宪论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而“种此祸者谁乎？吾不能不痛恨康有为、梁启超之妖言惑众也”。同期所载胡汉民的一篇演说，也指名痛斥康有为、梁启超“没有宗旨，唯利是视”，“支离反复，自生矛盾”。并且说道：“康、梁的罪恶真是上通于天，说起来要令人发指眦裂的。”
《民报》第二号上，寄生在《论支那立宪必先革命》一文中指出：“方今不欲革命而主立宪论者”的论点有二：“曰怵杀人流血之惨也。曰俱列强之干预也。”
《民报》对改良派“立宪”论展开的批判，可以说是吹响了那场大论战的号角。
1906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并把两文合刊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的小册子，展开全面的反驳。这样，革命派和改良派双方都已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一场大论战已经箭在弦上，无法避免。
梁启超这两篇长文中的中心论点，扼要地说，就是认为中国国民程度太低，还不具备共和国民的资格。因此，必须强调“秩序”的问题，一切只能有“秩序”地进行。如果发生革命，就会破坏秩序，导致内乱。其最后结局，要是在过去的中国或其他国家，仍会导致专制；而在今天的中国，必然会招致列强的瓜分，而中国将会因之灭亡。他特别痛恨《民报》提出的土地国有说，认为这必将造成下层群众蜂起，天下大乱，而使中国陷入“亿劫不可复”的境地。
梁启超认为：中国国民由于长期处在专制政体的卵翼下，既没有自治的习惯，又不懂得团体的公益，只知各营其私。这样的公民，连立刻实行立宪的资格还不具备，更谈不上做共和国民。他在稍后答复《民报》的驳论时仍明确地指出：
本报论文最主要之点曰：今日之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语者，曰：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
既然国民程度还那么低，梁启超就提出：要是立刻实行共和，势必无法形成统一的国民公意，出现的会是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的利害的对立，结果将冲突不已，无法收拾。“昨日犹专制，而今日已共和，如两船相接触，而绝无一楔子以介于其间，则其冲突之程度必极猛烈，显然易见。”结论是：“革命绝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如果用革命的方式实现共和立宪，最后只能由新的篡夺者出来，建立起新朝的专制制度来。
梁启超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中得出结论：一旦原有秩序被打破，通常出现的就是群雄并立的局面，各不相下，战乱不休。那时就会：
群盗满山，磨牙吮血，举国中无一人能聊其生。若无外国乘之，则俟数年或十数年后，有刘邦、朱元璋起，复于君主专制；若有外国，则不俟恺撒、拿破仑、刘邦、朱元璋之兴，已入而宰割之矣，于是乎其国遂亡。
梁启超指出，以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更大的可能是后者。他认为，“吾以为今后之中国，不容有三年以上之战乱。有之则国必亡矣”。
梁启超特别痛恨《民报》提出的“土地国有”主张。他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以十分激烈的言辞写道：《民报》的这种主张，是“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惧赤眉、黄巾之不滋蔓而复从而煽之，其必无成而徒荼毒一方，固无论也”。他赌咒发誓地写道：“故虽以匕首揕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曰：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
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中对《民报》作了猛烈的攻击以后，他所正面拿出的主张是：
在国民程度这样低的情况下，不但共和立宪谈不上，就连君主立宪也没有条件立刻实行。“吾之言立宪，则以立宪为究竟目的，而此目的之达，期诸十年、二十年以后。”目前只能先实行开明专制，然后“由开明专制以移于立宪”。这才是“拾级而升，又不至助长此冲突”的最佳方法。
梁启超认为：着手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请愿立宪。梁启超把它称作“真可谓唯一正当之手段，唯一正当之武器也”。
梁启超还规定：向政府要求立宪必须做到：“其提出之条件必须为彼所能行，若为彼所必不可行，则是宣战而非要求。”
梁启超在文中还屡屡以挑战的口吻，咄咄逼人地写道：“夫吾之此论，虽至今日而大畅厥旨，然前此固已略言之，屡见于《新民丛报》中。论者宜未必熟视无睹，而竟不一及，何也？”“以上所驳，吾欲求著者之答辩，若不能答辩，则请取消前说可也。”面对梁启超的挑衅，《民报》就不能不正面作出回答。
于是，《民报》在发布《<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后，紧接着就连续发表《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就论理学驳<新民丛报>之论革命》、《斥<新民丛报>之谬妄》、《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一系列文章，全面展开了同梁启超《新民丛报》的论战。
为了还击梁启超的责难，《民报》在论战中就梁启超所提出的几个问题针锋相对地一一加以回答：
1．中国的国民是否具备共和国民的资格？
2．能不能按照梁启超的设计，以请愿立宪来实现改革？那样做的实际后果是什么？
3．在目前情况下实行革命，是否会导致内乱和瓜分？
4．在实行政治革命的同时，有没有必要实行社会革命？
《新民丛报》在当时国内外人们的心目中有着很大的影响。梁启超提出的这些问题，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抓住了当时不少人对革命是否可行存在的疑虑，要是不在这一系列问题上认真加以有力的澄清，发动民众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就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民报》的作者们勇敢地担当起了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
第一个问题，中国国民是否具备共和国民的资格？
《民报》针锋相对地作出回答：“我国民必能有民权立宪之能力也。”
革命者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为武器，大声宣告：“自由、平等、博爱三者，人类之普遍性也。”他们认为：共和立宪制度正是植根于国民固有的这种自由、平等、博爱的天性。例如：国家对人民有权利，有义务；人民对国家也有权利，有义务。国权的发动，并不是专在政府这唯一的机关，而在于人民在公法上、私法上都有独立的人格；而这些正同国民固有的天性相一致。“夫我国民既有此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而民权立宪则本乎此精神之制度也。故此制度之精神必适合于我国民，而决无虞其格格不入也。”革命派认为，只要积极浚发国民的这种固有的天性，又有美、法等国已经实行的民权立宪制度可资模仿，国民一定能很快地具有这种能力。
怎样来浚发国民固有的天性，使民族主义、国民主义迅速普及于国民的心里呢？《民报》作者提出了两个办法：教育与革命。他们所说的教育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他们认为：教育，无论在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都是一天不可缺少的。他们怀着十分乐观的心情，强调革命的实行对浚发国民这种固有天性将起的决定性作用。
革命者也认识到：废除专制、实行民权，中间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孙中山早就指出：“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二者常相抵触者也。”他分析道：如果在这时削弱兵权，其结果“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但如果抑制民权，又会导致军事独裁，为所欲为，等到“天下大定，欲军政府解兵权以让民权，不可能之事也”。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解决呢？他经过一番苦心思索，设计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要在革命之际颁布约法，“先定兵权与民权之关系”；并根据约法精神，由人民组织地方议会，以监督军政府是否循守约法；“洎乎功成，则十八省之议会，盾乎其后，军政府即欲步擅，其道无由。而发难以来，国民瘁力于地方自治，其缮性操心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国民之资格，一旦根据约法，以为宪法，民权立宪政体，有磐石之安，无飘摇之虑矣。”在论战中，《民报》反复申述孙中山的这种主张。指出革命的目的本在实现民族主义和国民主义。“革命军之起，必在于国民主义、民族主义昌明之时，而此主义果既昌明，则约法乃应于国民心理之必要而不能不发生。”有了这个约法，反过来又成为“革命之纪律”，可以把革命团体和国民的关系确定下来，起着有力的约束作用，使革命的结果不致违背最初的目的，使共和立宪制度的实行得到可靠的保障。
革命党人满怀信心地指出：只要采取了这些措施，中国人民一定可以得享共和政体之硕果，决不会因为程度不足而无法建成共和的政体。
第二个问题：能不能按照梁启超的设计，以请愿立宪来争取实现国家的改革？
《民报》的回答是：不能。
为什么不能？革命党人列举事实，揭露现有的清政府已经沦落成为一个极端反动腐败的政府，处处站在国民敌对的地位，已不可能再指望它能进行任何有力的实质性的改革。
革命派痛快淋漓地驳斥道：
所谓皇帝，以世袭得之。不辨菽麦，不失九五之尊也。所谓大臣，以蝇营狗苟得之。非廉耻丧尽，安得有今日？然则政府诸人，可谓一国之中至不才、至无耻者，何足与言能力？
今日之政府，岂唯已绝无可望，直国民之仇讎而已。故吾唯绝对的期国民之策进其能力，若政府则所欲颠覆之目的物耳。
革命派从传统的汉民族主义观点出发，强调清王朝是由满洲贵族统治的政权，因而对汉族人民的利益根本置之不顾。“彼政府者，其对内政策犹是防家贼之手段，其对外政策犹是利用列强之嫉妒心，以其异族专制政府故也。”从而指出：这个现政府“其所处之地位，只能与国民为敌，不能与国民为助明矣。故吾不以改革之事望诸政府，而专望之国民。国民既能改革矣，则民权立宪当然之结果也”。
革命派辛辣地嘲讽梁启超的种种主张，包括开明专制论在内，认为这种主张无非是要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今日之政府”身上，可是，这样做无异于与虎谋皮，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事实上，无论由君主专制政体变为民权立宪政体，或变为君权立宪政体，都不可能期待清政府会自行改革与转变，只能是民权蓬勃发达到一定的程度，最终才能导致出这种结果。
《民报》指出：
即以君主立宪而言，亦由国民革命之结果。泛观各国，未有国民不革命，而政府自能立宪者也。政府怵于国民之革命而让步焉，君权民权，相与调剂，乃为君主立宪。若该报专望政府开明专制，而国民舍劝告要求以外无他事，则其结果只能成野蛮专制政体，若望君主立宪，真牴羊生乳之类耳。
既然国家政体的重大变革，必须寄希望于国民，而不能寄希望于已经反动腐败的清政府，那么，一切就取决于国民有没有实力。如果国民没有实力，只是按照梁启超所说那样，一味向清政府苦苦哀求，是什么效果也不会得到的。没有这种实力，一切都是空谈；而国民果真有了制取反动政府的实力，自然应当乘此一举而倾覆这个政府，实行民权立宪的新制度，何必还用什么“要求”？
应该说，《民报》的这些论说还是相当透辟有力的。
第三个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实行革命，是否会导致内乱和瓜分？
《民报》对此也作出了否定的答复：革命不会导致内乱，也不会招致瓜分。
《民报》宣称，革命事业是以建设为目的，破坏只是它的手段。它所要破坏的是不适宜于社会的旧东西，而所要建设的正是适宜于社会要求的新东西。“今之言革命者，其所欲破坏者，异族钤制之势力也，专制之淫威也，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凡是皆不适宜于社会者也；而其所欲建设者，民族的国家也，民主立宪政体也，国家民生主义也，凡是皆适宜于社会者也。”“破坏其所不适宜者，而建设其所适宜者，本乎建设之目的，以行破坏之手段，其现象乌得有恶乎？”
《民报》进一步列举事实分析道：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对颠覆政府所用的力量小，为时也短；倒是其后争夺帝位所用的力量大，为时也长。所以，过去革命后出现的内乱，其实是由于它的帝制自为的目的造成的。今后中国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共和国家，而不是帝制自为。那么，在颠覆政府以后，革命家之间必不致自相争夺，内乱自然也就不会发生。
《民报》尖锐地指出：《新民丛报》所谓“革命必生内乱”说的背后，其实是由“贪生恶死”那种卑劣观念支配的。梁启超说：“我列朝之鼎革，其屠戮之数今虽无确实之统计，而一役动逾数百千万，史上之陈迹尚可略考而推算也。是故杀人流血之祸不可以不怵，而革命则不能免此。”《民报》对此针锋相对地驳斥道：“噫！沮革命者，乃以杀人流血相怵耶？”“为国而死，不爱其生，此国民之天职也。胡乃以流血杀人相怵？”“更进一步以言：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革命之时，杀人流血于双方之争斗见之。若夫不革命之杀人流血，则一方鼓刀而屠，一方觳觫而就死耳。为国而死，则吝惜之；为野蛮异族政府所蹂躏而死，则忍受之：何死之不择也。”《民报》慷慨激昂地写道：“使吾侪以报国之故，杀身流血，而后人继起，得藉手以光复宗国，则含笑以入九原，当亦无怍。”应该说，革命派的这些论点还是相当坚决而有力的。
那么，革命是不是会导致瓜分呢？
革命派的回答是：不会。
《民报》在答复《新民丛报》时列举的理由侧重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瓜分的原因，由于中国不能自立于世界。只要中国能够自立自强，就可以保证各国在中国的均势不致被某一国打破，这对列强是有利的，从而可以使瓜分之祸得以消除。
第二，革命的目的是排满而不是排外。只要在革命进行过程中严格地遵守国际法，不以排外为目的，也就没有自取干涉的理由。
第三，提出“正因革命然后可杜瓜分之祸”的论断，认为只有革命成功，中国富强，才是杜绝列强瓜分中国的真正出路。
第四个问题：在实行政治革命的同时，有没有必要实行社会革命？
《民报》的回答是肯定的：政治革命要与社会革命同时进行。
为什么一定要实行社会革命？它的内容是什么？方法是什么？《民报》上都一一作了系统的论述。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两篇文章，一篇是朱执信的《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篇是冯自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
冯自由的这篇文章原来发表在香港《中国日报》上，以后经过改订，又在《民报》上刊载。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论点，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正统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观点。
在《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这篇文章中，一开始就描绘了19世纪下半期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民生主义思潮日益发达，骎骎然以万马奔腾之势，横流于亚东大陆的蓬勃景象。冯自由写道：
民生主义之发达何以故？曰：以救正贫富不均而图大多数之幸福故。贫富不均何以故？曰：以物质发舒，生产宏大，而资本家之垄断居奇故。
冯自由把当时正方兴未艾的托拉斯制称为“商界魔王，工界蟊贼”。认为这种大资本家垄断的后果，表现在经济上，是驱使一般之劳动阶级，而悉数为大资本家之奴隶，且次第蚕食中等资本家，而使之歼灭无遗。反映在政治上，使一国的立法行政机关，都成为它的傀儡。由此，冯自由得出结论：“知民生主义之实行，为一刻不容缓者矣！”
我们如果稍稍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等篇中对托拉斯制讴歌备至，看做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而冯自由等却痛斥大资本家垄断制度的专横，认为它不仅使劳动阶级沦为奴隶，而将使中等资本家也“歼灭无遗”。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革命派和改良派所代表的社会力量是不同的。改良派代表的是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革命派代表的却是中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
怎么办？
冯自由在文章中提出：中国的出路就在于要实行国家民生主义，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它的要点有二：第一，“勿使关于公益之权利为一二私人所垄断，而次第干涉之。邮政也，土地也，电线也，铁道也，银行也，轮船也，烟草也，糖酒也，凡一切关于公益之权利，皆宜归入国家所有。”这也就是以后孙中山所说的“节制资本”。第二，他更加着重加以论述的是“平均地权”。具体的办法，就是实行土地国有，然后推行单税法，“除土地真值外，一切租税俱捐免之，如斯而已”。冯自由满怀信心地预言：“中国诚能实行土地国有制，则凡地主所得概为国家所有，以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其地租总额之收入，可埒于欧洲全土之地租。一旦得此重大之国用，则财政上社会上之充分改革，直旦夕间事耳。”
与此同时，朱执信也在《民报》上发表文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
1．朱执信认为，社会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完全，社会贫富差距太大。
2．朱执信认为：“社会革命之主体为细民，其客体为豪右。”这里所说的“主体”，就是指革命的动力，“客体”就是指革命的对象。“细民者，古义率指力役自养之人，故取以为译也。”他甚至断言，“今后革命，固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可预言者也”。朱执信的观点，在当时《民报》的作者中，可以说是代表了比较激进的一翼。
以上，就是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的主要内容与情况。
今天，随着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论战的历史背景早已不复存在。当我们冷静下来后，应该怎样正确看待《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这场论战呢？能不能说，因为他们都是爱国的，都主张改革，都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所以，这场论战只是方法与手段之争？或者把它看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正确的回答是：不能。因为，讨论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特别是《辛丑和约》签订后，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危机实在太深重了！国家的独立和生存遭受着空前严重的威胁。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现实环境迫使每一个有着爱国心的中国人不能不感到寝食不安，苦心焦虑地奋起寻求拯救祖国和人民的出路。可是，严酷的事实又无情地放在人们面前：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已经腐败到了极点。人们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失望后，再也无法对它抱任何希望了。这就把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突出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对这样一个政府，是下决心打倒它、推翻它，还是继续维护它，把希望继续寄托在它身上，指望由它来实行改革，实现富国强兵？这是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必须首先给予回答的问题。
可是，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清王朝的统治尽管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但在它突然崩溃以前，在外貌上依然是一个威势赫赫的庞然大物。它已经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多年。在它手里，既有着可以诱人的功名利禄，又有着可以杀人的军队和监狱。经过二千多年孔孟之道的浇灌，特别是程朱理学流行后，“天地君亲师”已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犯上作乱”、“叛逆”的罪名确实令人望而生畏。而革命派手里又有些什么呢？除了满腔的爱国热情和新学来的一点新学知识和观念以外，他们几乎是一无所有。要革命，要起来推倒这个卖国的落后的政府，就得准备随时丧失自己的一切，从原有的社会地位、家庭、财产一直到自己的身家性命。
但是，不推翻这个已经腐朽无能、卖国的政府，中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已经不再可能，而中华民族危机又迫在眉睫。20世纪初年的那些可敬的爱国者，为了在这个异常尖锐的问题面前作出抉择，不知经历过多少激烈的思想斗争，付出过多少不眠之夜！他们对事情的利弊得失，从多方面反复思考过，衡量过。从孙中山、黄兴到革命派的许多人物，最初何尝不曾希图通过温和的改革来达到拯救中国的目的。但是，这些善良的愿望都一一被残酷无情的事实碰得粉碎，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们终于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的道路。
当然，要实现推翻清政府的目标，达到建立共和政体的目的，少数人的决心与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唤起民众，和他们共同奋斗，至少让他们抱同情的态度，这样的革命才会拥有一个较好的结果。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需要打破人们对清政府还存在的种种幻想，特别是必须驳倒改良派在爱国的口号下竭力阻挠革命的种种谬论。不扫清这些障碍，不在更广大范围内使人们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迫切性与正确性，承认中国必须以民主共和制度来代替君主专制制度，那么，革命的到来与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中国的进步也是不可能的。
显然，这不是一场可有可无的论战。
《民报》和《新民丛报》之间的这场论战，把广大爱国者心里隐藏着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以一种新的政体去替代旧的君主专制政体，——摆到了全国人们的面前。它不容许人们再有任何含糊和躲闪，必须认真地、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这个最尖锐、最根本性的问题上，显然，革命派的方案较改良派的方案为优。
事实上，通过《民报》和《新民丛报》之间激烈的反复的争辩，革命派越来越占了上风，改良派阻挠革命的种种谬论被驳得理屈词穷。从此，革命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运动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更广阔地开展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这样一场大论战，也许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到来。
经过《民报》和《新民丛报》之间的这场大论战，革命的主张在广大爱国者、特别是留日学生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吴玉章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景。
当《民报》和《新民丛报》笔战方酣的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论战。记得1906年的冬天，一群四川留日学生在宿舍里展开了争论。绝大多数的人都赞成革命，唯独周先登拥护立宪。”“刘回子（庆恩）一怒之下，用火钵向他击去，登时满屋尘土飞扬，真像战场一般，周先登吓得抱头鼠窜而去。”“刘的痛击周先登，曾经在留日学生中博得一致的好评，从这件小事情上也反映了改良派在政治上的破产。”
在内地求学的高一涵则在回忆中说，“我在先总喜欢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中国魂》之类的刊物的。看到《民报》后，才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而不是‘国民恶劣’，应该建立共和，不应该维持专制，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必须同时进行，种族革命绝不会妨害政治革命。”由此可见，《民报》对宣传革命思想，是有显著成绩的。
总之，经过这场大论战，在广大爱国者中间，首先是留日学生中间，精神面貌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高谈革命，公然倡言革命，几乎成为一种风气。这种风气接着又逐渐传到内地，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民报》在这场论战中，鲜明地高举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给改良派阻挠革命的错误论调以沉重的打击。这场论战取得的成就，就要在不远的将来很快地显现出来。
在东京大论战前后，革命派的报刊在南洋也同立宪派的报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在海外华侨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就是《中兴日报》在新加坡同《南洋总汇新报》之间的论战。
《南洋总汇新报》原是同盟会新加坡分会负责人陈楚楠、张永福继《烟南日报》后，于1905年冬创办的。《烟南日报》这份报纸最初是宣传革命的，后因股东陈云秋等意见不合，于1906年春抽签拆股，为陈云秋所得，并改名为《南洋总汇新报》，聘请康有为的门徒徐勤、伍宪子为主笔。徐勤在《总汇新报》上发表了《立宪为今日救国之唯一手段》、《论革命必不能行于今日》等文章，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反清革命。
在这种情况下，1907年8月，陈楚楠、张永福又创办《中兴日报》，请田桐主笔。这时，孙中山、黄兴等已南下从事华南地区武装起义的发动，常来新加坡。胡汉民、汪精卫、居正等人都曾为《中兴日报》撰写过文章。孙中山自己也曾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为该报写过两篇文章。《中兴日报》一时成为革命派在南洋一带的主要喉舌。
在胡汉民为《中兴日报》写的《发刊词》上，宣布《中兴日报》的宗旨，是在“开发民智，而使数百万华侨生其爱种爱国之思想”。他说，只要人人都能自觉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以“爱种爱国”，中华民族必将有扬眉吐气之一日。革命派用激情飞跃的言辞，展望未来的信念，对于那些在海外备受民族歧视的爱国华侨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考虑到当时一般南洋华侨的接受程度，《中兴日报》的言论最初比较平和。但很快，《中兴日报》的言论就日益激烈起来。胡汉民将“爱国爱种”同“排满”联系起来。他认为：“若欲保种救国，惟有从事于恢复，驱除鞑虏，以恢复中国。”并指出：“且满清政府，尝谓宁以中国赠之朋友，不留遗家奴，故汉人之土地，初不爱惜，要赠要割，惟其所欲。”“数年之间，舆图变色，皆已为外国所有，此已由满洲政府赠朋友者也。”他激烈地呼吁：“呜呼！吾言至此，吾热血迸发。吾知在座诸君，亦必为此等人伤心。可知满奴一日不去，中国人无以自存。”“诸君能深思仆之言，急自发奋，不忘驱除光复之事业。则中国前途、汉族前途，其庶几有可望耳！”
《中兴日报》的另一篇文章《急逐满虏为今日救亡之不二法门》，在列举了清政府对外奴颜婢膝、大量出卖国家主权的种种事实后，把帝国主义比作“虎”，把清朝政府比作“伥”，得出结论，“呜呼，同胞，同胞！不欲救亡则已；如欲救亡，而犹倚赖此作伥之政府，以图救亡，是延走无常作医生，向狐狸精而采补，亦自速其亡已耳。何救为？然则救亡之道若何？亦惟急起直追，驱除鞑虏，还我主权，然后相率我同胞，背城借一，与列强研究国际公法而已；否则欲除虎患，而不失去其伥，吾恐四万万同胞，日夕被噬，即幸未至灭绝，亦虎口余生而已。吾故曰：急逐满虏，为今日救亡之无二法门。”
可以说，《中兴日报》在鼓吹民主思想、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在一篇题为《世界无不推倒之专制君主》的文章中，作者劈头盖脸就指出：君主本生于亿万人之中，却独置身于亿万人之上，把四海之内视为私产，举一国之人为其奴隶，这是太不合理了！“浩浩昊天，抟抟大地，同此圆颅方趾之民，何莫非上帝之赤子？谓天特生首出庶物之一人以治万人，则大谬；谓兆民实有赖于一人，则犹迂。君主乎，专制政府乎，世界之蟊贼而已矣！”
在另一篇题为《皇帝》的文章中，革命者直截了当地写道：“时代已入于二十世纪，所有一切皇皇帝帝，皆当先后灭绝，此世界公理家之所公认也。”“中国之视皇帝，不过一能干之强盗。凡挟有杀人之权力者，皆可为皇帝。”“中国人民之畏，特与魔鬼恶煞相同。”文章还进一步指出：皇帝的这种罪恶，不管他是满人还是汉人，都是一样。“故中国革命，必当先除皇帝。故虽满洲君主，果能证明与汉族君主相同，亦必为中国人民自谋幸福之进步时所必当毁灭之目的物。”
像这样痛快淋漓、锋利透辟的声讨君主专制制度的文字，在当时是凤毛麟角的。不仅国内的报刊上无法出现，就是在《民报》和其他海外的革命报刊上也是不多见的。
一切都归结到必须推翻清政府，这是《中兴日报》宣传内容中的基调。
革命派痛诋保皇党人：彼保皇立宪党人，不按已往之事实，不衡方来之时势，终日抱乞求哀求之目的，甚而妾妇其行者，更何异痴子愚蒙，对凶猛之兽，曰是可以笑容亲猛兽口也，是可以妩媚近猛兽身也。
嗟乎！政府者所以为民也。今日之中国有此政府，不益吾民，反累吾民，何异身之赘瘤耶？如此政府，即使无满汉之分，亦当在吾民淘汰之列，乃反而降心相从，死生听之，甚有无耻丧心之保皇党，且从而讴歌之，岂鸱獍以自残同类为能，且肆其毒以作他类之鹰犬，为保皇党人之能耶？
这一时期，革命者在《中兴日报》上还发表了大量批驳《南洋总汇新报》的文章，如《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保皇党之狡谋欤，抑亦总汇报之不通欤》、《总汇报无耻记者伍宪子之巧言虚饰》、《诬谤革命者之末路》、《正总汇报之奇谬》、《清官之欺人与总汇报之卑劣》、《哀哉保皇党良心欲死不得》、《保皇匪含血喷人、不顾实际之无耻》、《总汇报鼠声又作》、《看看总汇报小人行为之真相》、《揭总汇报之无耻》、《看看总汇新报之丑欲盖弥彰》等。这类文章虽然缺乏理论深度，而且多挖苦谩骂之词，但对打击保皇派反对革命派的气焰，清除他们在华侨中散播的消极影响仍然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总之，在当时中国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革命派的主张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论据也比较深刻有力，因而能博得人们的同情与支持。随着形势的发展与人们的觉悟，改良派在论战中的失败与逐渐失去人们的支持就成为一件必然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