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纲领进一步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雏形于19世纪末，形成于20世纪初，到这时终于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号召国人推翻清朝统治的新旗帜。
郑大华在他的《晚清思想史》一书中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应当做如下的基本概括：
1．民族主义。在清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宣传得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民族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推翻清王朝统治，重建汉人当权的政府。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政治前提。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矛盾。同时，清王朝作为全中国的统治者所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又造成少数满洲贵族与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矛盾。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而腐败透顶的清政府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卑躬屈膝，完全成了帝国主义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的工具，以致原本就存在的少数满洲贵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矛盾因而更加尖锐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它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国内外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而且也体现了包括满洲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工具——清政府的革命要求，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独立、平等和国家富强的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纲。
为什么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呢?
1904年，孙中山在一篇题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中概述了他的理由。孙中山认为，清王朝的一切举动，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而不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清王朝阻碍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在知识上和物质上的发展；清王朝把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其他民族作为被征服民族来对待，不许这些民族享受与满族同等的权利；清王朝侵犯了被统治者不可让与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清王朝自己从事或者纵容官场中的贪污和行贿；清王朝压制言论自由；清王朝禁止结社自由；清王朝不经被统治者同意就向他们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清王朝在审讯他们所指控的犯人时，往往使用最野蛮的酷刑拷打，逼迫所指控犯人招供认罪；清王朝往往不经过法律程序，就剥夺了被统治者的权利；清王朝不能依其职责保护其管辖区内所有居民的生命与财产。
就以上孙中山所提出的理由来看，他所以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是因为清王朝实行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孙中山一再指出：满洲政府实行排汉主义，实行专制统治，这是我们要推翻它的重要原因。
正是从上述认识出发，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虽然具有强烈的“反满”或“排满”色彩，甚至可以说“反满”是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最基本内容。但与历史上大汉族主义的“反满”不同，孙中山已抛弃了狭隘的民族复仇思想。
孙中山曾明确指出，民族主义只反对少数残害汉族的满洲贵族，对于广大普通满洲人绝无反对之理。又说，革命党并不仇恨普通的满洲人，仇恨的是残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革命党实行革命的时候，满洲人不加以阻害，那么革命党决不会去寻仇。所以，在同盟会成立的筹备会议上，当有人提议在“同盟会”前面冠以“对满”二字时，孙中山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我辈所以革命，即令满人同情于我，亦可许入党”。在他看来，汉人对于满人不应以复仇为务，“而务与之平等共处于中国之内”。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反满”或“排满”，就是要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的落后统治。
2．民权主义。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中心的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所谓民权主义，就是“建立民国”，即推翻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议会制共和国。民权主义是近代中国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矛盾的集中反映，它的提出，体现了广大民众要求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争取民主、自由的强烈愿望，表明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早在兴中会成立之初就已初露端倪。兴中会入会的誓词“创立合众政府”一句，朦胧地表达了他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在稍后的一系列文章和谈话中，孙中山更进一步表明了他的这一政治愿望。
1897年3月，孙中山在英国《双周论坛》上发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就提出要“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使“大多数之诚实的人们”能够“进入公共民主的生活”。
1898年，孙中山在与日人宫崎寅藏的谈话中更明确指出，“共和政治”适合于中国国民，并在谈话中使用了“联邦共和”和“共和宪法”的概念。
1900年，由孙中山领衔的《致港督卜力书》所附《平治章程》提出：全国设中央政府，“举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统辖水陆各军，宰理交涉事务。惟其主权仍在宪法权限之内，设立议会，由各省贡士若干名以充议员”。各省设自治政府，“由中央政府选派驻省总督一人，以为一省之首。设立省议会，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省议会之代议士，由民间选定。
上述事实说明，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在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下于19世纪最后几年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他的民权主义思想已经成熟。
孙中山认为，民权主义是政治的根本，民权主义的目的就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为人们勾画了一幅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蓝图：
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共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首先就必须推翻君主专制统治，这是民权主义的主要任务。孙中山在一系列文章中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扼杀了人们的个性和自由，造成了中国的积弱和贫困。这种封建专制政体是“恶劣政治的根本”，是“自由平等的国民”的大敌。因此，他强调，“就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为了论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必然性，孙中山以社会进化论为武器，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洪荒时代”、“神权时代”、“君权时代”、“民权时代”几个历史发展阶段。
孙中山认为，清末历史已进化到“民权时代”，神权和君权虽然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进化已成为“过去的陈迹”，民权则成了时代的主流。他指出，民权这股世界潮流，犹如滔滔的黄河、长江之水，虽然要流经九曲十八弯，受到重重阻拦，但东流奔向大海，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无情，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阻拦中国人民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图谋，都注定必然遭到失败。
3．民生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继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之后提出的社会革命纲领，是三民主义中最具思想特色的部分。所谓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其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
根据孙中山的解释，所谓“平均地权”，实际上是这样一种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对于地主所有的土地，核定其现在的地价，将来地价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而上涨时，其现价仍属地主所有，超出现价的部分则归国有，最终实现土地为国民所共有。
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后去了美国和英国。他一边在华侨中从事反清革命的宣传和发动工作，一边大量阅读西方出版的有关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著作，考察西方社会状况。当时英美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完成向帝国主义过渡，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种种矛盾随着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而日益尖锐激化，贫富差距的悬殊，经济危机的爆发，工人罢工运动的浪潮，动摇了孙中山原先对资本主义全盘认同的信念。他发现：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国家富强，民权发达，但“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以致有社会革命运动的不断发生。在对比中，孙中山得出结论：中国虽有贫富不均的现象，但还不像西方那样严重，如果不为绸缪未雨之计，当今西方所发生的社会革命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在中国重演。如何防患于未然，认识和解决西方国家所出现的这些问题呢?正当孙中山殚精竭虑地探求答案时，他读到了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一书。
亨利·乔治是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学家。他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把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归结于社会进步所引起的地租和地价的不断上涨，他主张把土地从非法占有者的手中夺回来，实行土地国有政策。但他又认为采取没收地主土地的手段过于激烈，最好的方法是由国家每年向每块土地征收相当于地租额的土地税，因社会进步引起的土地涨价归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国家所有，同时废除其他一切租税。这就是著名的单一税理论，又被称之为单税社会主义。
亨利·乔治的理论对孙中山的影响很大。很早就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的冯自由说，孙中山对于欧洲的经济学说最服膺的是亨利·乔治的单税论，认为此种单税论最适宜于中国社会经济之改革，“故倡导惟思不力”。他的“平均地权”主张，就是斟酌采用亨利·乔治学说而自成的一家之言。
为了制订解决土地的方案，孙中山于1897年7月离开英国伦敦回到日本之后，曾与梁启超、章炳麟、秦力山等人多次讨论过中国古今社会问题及土地问题。1903年秋，孙中山与日人日野、小室等在东京组织革命军事学校，专门收容当时有志于军事但因清廷的破坏而不得进入日本正规军事学校的留学生十余人入校学习。该校开学时，孙中山发表演说，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这一誓词与后来同盟会的纲领完全相同。“平均地权”的提出，标志着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最终形成。
孙中山对自己的“平均地权”主张评价甚高，认为它至少有以下三点重要意义：
第一，可以使国家繁荣富强。孙中山认为，实行平均地权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仅收地租一项，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国库充裕的最富强的国家。
第二，可以避免少数人对财富的垄断。孙中山认为，实行平均地权后，少数人把持垄断财富的弊端，自当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
第三，可以使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有效地预防欧美所面临的社会革命在中国发生。孙中山认为，实行平均地权后，不会产生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社会革命也就基本完成了。所以，孙中山自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当然，民生主义也有它的弱点和局限性。最主要的弱点就是缺乏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内容。孙中山虽然主张“平均地权”，但由于他和亨利·乔治一样反对采用没收地主土地的激烈手段把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因而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就很难激发农民参加民主革命的积极性，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从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誓词，到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再到《民报》从各方面对它所作的阐述与宣传，孙中山的早期三民主义大旗已经在高高地飘扬。
孙中山这种早期三民主义思想，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历史特点，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明确而完整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辛亥革命的发动，就是这面旗帜指引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