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中国大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加之政策失误，经济上出现了连毛泽东都不能随便吃肉的困难局面。
到了1962年4月，大批中国大陆难民涌入香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难民潮。据统计，仅4月份难民人数就从200增至1500；5月2日一天之内，难民即达千人；5月14日有4000难民；5月19日又增至5000.
蒋介石得此报告，乐在心里，喜在眉梢，认为这是天赐良机，此时不“反攻”更待何时？他不顾自己已是70多岁的老翁，亲自出马，连日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调集得力干将，布置制订了庞大、周密的反攻计划。
在一次会议上，他询问在座的将领，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
谁也不敢吭声，怕说不对蒋介石心思遭殃。
于是蒋介石瞪圆了眼睛，搜寻着发言者。他的目光划过谁的脸上，谁的心里都在打颤。他第一个选中了自己的黄埔学生、现任“陆军总司令”的罗列。
罗列在大陆与共产党军队直接交过手，算得上“勇将”。此时不敢隐瞒，秉直说道：“我看没有把握。”
蒋介石正在兴头上，被浇了冷水，立刻声嘶力竭地撤了罗列的职务，改由刘安祺担任。刘为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
蒋介石顿时脸上爬满了笑，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许多士兵都被逼写好了遗书，随时准备“殉死”。
刘安祺日后口述这段历史时说：
“我在陆总的头一两年，经常和老先生（蒋介石）在东埔的山沿里进行登陆作业、研究登陆地点。那里原来是行政院的一个疏散地，很少人知道，只有老先生、我和几个重要幕僚常去……那时一鼓作气可能就上去了，美国人就怕我们拖他下水。那时大陆正在闹难民潮，是很好的机会……”
蒋介石要刘安祺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刘氏又说：
“我们还根据沙盘作业在南部地区，包括嘉义、台南、高雄举行‘昆阳演习’，包括海、陆、空三军，以陆军为主，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演习。我在演习中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当时计划主力在金门对岸的围头登陆，此外，潮汕、青岛都是登陆点。演习的时候在林边附近的海岸设了一个登陆发起站。”
刘安祺还说：“因为美国人盯得很紧，我们也怕消息泄漏出去，所以行动相当隐秘。”
事实却不然。虎年一到，蒋介石就不断向美国访客强调，“反攻大陆”的日子来临了，只要“国军”部队登陆大陆沿海，大陆同胞一定会闻风起义。当时美国国务院担任情报及研究局的希斯曼说，国民党政府“通过官方和非官方、公开与私下的管道，一直向华府施压，而且日甚一日”。
蒋介石拟订的反攻计划，先叫“国光计划”，后又改为“旭光计划”。
“国光计划”是蒋介石密令三军“副总参谋长”执行官唐守治中将担任召集人，精选优秀军官，配合参谋本部若干人员，成立一个作业中心。后来，美国得悉蒋方瞒着他们搞“国光计划”后，勃然大怒，台湾当局只好请美国人也来参与，该项作战计划也随之易名为“旭光作战计划”。该项作战计划设想是国民党军先在闽南粤东地区登陆，迎后续部队到达，攻占福州、海丰等地，建立攻势基地，形成先期有利声势再向内地发展。
希斯曼在回忆录《推动一个国家———肯尼迪政府外交政策中的政治策略》里透露，肯尼迪政府面对来自亲台北者的巨大压力，内部引发了两种不同主张的激辩。一派主张支持国民党军反攻，认为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在沿海建立滩头阵地后，可能造成星火燎原之势，已经和中国分手的苏联，不可能出兵助战；持反对立场的人则表示，国民党军打算先行在沿海登陆一两个师的目的，乃是企图引诱美国介入，并导致美国与中共发生大战。他们担心国民党军登陆后，大陆同胞并未揭竿而起，中共亦未垮台，则岂非要重演一年前（1961年）古巴猪湾事件的惨剧？且后果可能更糟。
这倒使主管情报研究机构的希斯曼大为苦恼。他虽然尽全力搜集中国大陆方面的情报，但连自己也不相信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会起来对抗大陆政府。在大陆的中国人是不是真的不满新中国，这种“不满”会不会升华到“集体抗暴”，他心中无数。终于有机会和一个人讨论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问题，这个人就是蒋经国。
1962年3月初，美国在马尼拉举行驻亚太使节会议，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嘱希斯曼专程赴台了解国民党当局的反攻意图。希斯曼于3月8日下午飞抵台北松山军用机场，直奔蒋经国办公室。
蒋经国秉承父意，引用大量“敌后情报”，向希斯曼说明“反攻大陆”的理由。小蒋多次重复老蒋近些时候的讲话，如“面对当前反共斗争的新形势，真是报国救民千载一时的机会”，“今日反共形势，我们已由掌握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的时候了”，等等。
归纳地讲，蒋氏父子对1962年“反攻大陆”充满信心，其依据是：第一，蒋介石将大陆看得一片黑。蒋介石宣称：
中共“现在是处于公社失败，工业倒闭，俄援不继，灾荒饥饿，空前未有的毁灭恐怖的当口；亦就是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当口”，“陷于全民的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之中”。
“中共部队的效忠精神业已愈来愈糟，理由之一，是中共政权无法以较人民为多的食粮配合供应他们的部队”。
大陆民众“所遭受的迫害，已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大多数中国人民，均热切盼望我反攻大陆，推翻中共政权”。
蒋介石完全是主观臆断。大陆发生饥荒不假，有的地方饿死了人也是事实。但蒋介石忽视了大陆人民的精神。因为大陆上上下下都在勒紧裤带，同心同德，不但要抵抗灾荒，而且咬紧牙关还苏联的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反而激起了大陆人民战胜困难的热情。连普通百姓听说蒋介石“反攻大陆”，都是嗤之以鼻；只有福建沿海一带战备稍紧。
第二，蒋介石企图利用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蒋介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宣称：
“这两个共党集团间的分裂，在赫鲁晓夫或是毛泽东任何一人被清除之前，没有弥缝的机会”。中共与苏俄间“争执激烈，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中共与苏俄之间的分裂，已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造成一适当机会”。“今日世界反共形势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赫、毛斗争加剧以后，自由国家如何把握利用这一机势的问题”。
第三，蒋介石还有他的老主意，就是在台海造势，拖住美国。这一时期，美国人为了从台湾海峡脱身，重新考虑对华政策，企图松动同中国大陆的关系。特别是肯尼迪入主白宫前后，曾发表言论称，他坚信美国必须保卫台湾，但应划一条清楚的防线。他一直认为金门、马祖对防守台湾并非不可缺，美国防线应仅仅划在台湾本岛周围。肯尼迪的主张，遭到了蒋介石与台“外交部”不点名的批评。肯尼迪上台后，虽然在改变对华政策方面迈出的步子不大，但已令蒋介石忧心忡忡。他之所以在两度“海峡危机”之后，第三次点起海峡战火，其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台海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牢牢拖住美国，同时借机试探一下美国对台“反攻大陆”的真实立场究竟如何；还可在政治上造成一定的声势，配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成就，引起国际上的瞩目。
希斯曼听着，无动于衷。
他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大陆的中国人是否会欢迎国民党？即使他们反抗中共，是不是会欢迎过去已失掉民心的国民党政权？何况国民党已离开大陆13年了。第二，中国对中共不满，固然是事实，但仅凭‘不满’是不够的；军人对政府不满，并不足以造成政府的垮台，何况是老百姓。古巴军队只有百分之二十效忠卡斯特罗，这百分之二十却足够使卡斯特罗政权几立不坠。民众的不满是否能衍发成抗暴起义，乃是最难预测的。第三，尽管国府列举各种理由，美方仍认为‘证据不足’；美方确信国府反攻大陆的热望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台湾所提出的理由乃是建立在一堆‘假设’上面。”
希斯曼的分析还算客观。蒋经国无法接受，双方各执己见。但美国人毕竟是客人。蒋经国愿尽地主之谊，请希斯曼品尝中国菜。有糖尿病在身的蒋经国不听劝说，与客人划起中国拳。刚刚学会此道的希斯曼连吃败仗，被罚无数杯绍兴酒。蒋经国总算在酒席上“反攻胜利”，尽兴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