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工厂不论大小都有自己关键的环节，或车间，或科室。对邮电器材一厂而言，三车间就是关键环节。
三车间是主导产品车间，年产值占工厂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厂子的经济技术指标完成情况如何，三车间起决定性的作用。
三车间的地位特殊，生产组织、质量管理、设备状况等方面也就最复杂。于是乎，邮电器材一厂的厂级领导干部几乎不是从三车间提拔的便是派到三车间锻炼过的。“三车间出厂干”，职工中有口皆碑。三年前复职的厂长周诚，就是一九五七年厂子内迁时的第一任车间主任。
经过十年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爆发时邮电器材一厂在全国同行业中已处于领先地位，用户遍布全国，而且进入了国际市场。车间会议室墙上挤得不能再挤的锦旗、奖状默默地向人们显示着三车间在这一进程中的功绩。
然而，从去年春天起事情起了变化。先是车间主任莫文林被提拔当了管生产经营的副厂长，接替他的是原管人事的副主任老张。老张是位实干家，但缺乏组织协调能力，不出两个月车间的生产便失去了平衡。偏偏这时候厂里掀起了退休顶替高潮，作为厂子内迁基础的三车间由于老职工多而一下子变成了青工车间，平均技术等级从五级降到一点二五级。
生产计划科和质量管理科先后给厂长办公室送来了“告急文书”：三车间生产计划完不成要求调整；三车间的成品合格率没达到工业局的考核指标……
由于三车间出了问题，全厂销售收入逐月下滑，已连续几个月全厂没奖金了。
上任伊始的莫文林副厂长踢不开头三脚，急了：“干脆，让我回去当我的车间主任！”他冲进厂长办公室，一屁股坐到沙发上赌气地说。
“哦——，”面向窗子站着的周诚头也没有回，他正在为三车间的问题烦恼，只淡淡地问道：“你能当一辈子主任吗？退休不退休呢？”
“那，总不能这样下去呀！三车间拖了全厂啦……”
“整顿！”周诚猛地转过身狠狠地挥了一下右手，盯住自己的助手果断地说：“整顿领导班子，选派硬棒的人去加强管理！老张已找过我两次了，他是个好同志，但确实不是帅才。”
莫文林默默地点了点头。
二
厂党委会议室里，邮电器材一厂的决策人物以各自习惯的姿势散坐在沙发上，呛人的烟味混合着花茶的清香充满了整个房间，被动吸烟的周诚竭力调动自己的嗅觉功能舍烟求香，他失败了，不停地干咳来清理嗓子。
会议已开了三个多小时，几个议题都解决了，唯独在整顿三车间的问题上遇到了麻烦。
三车间的领导班子必须加强，委员们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派谁去却发生了分歧。厂党委书记耿方平与厂长周诚意见相左，焦点在如何评价工程师吴大伦。
吴大伦是一九六六年毕业进厂的大学生。十多年来先在三车间当过工人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后当过生产调度、工段长。他毕业后在留校“闹革命”之初，当过红卫兵队长，是学校有名的“造反派”；但是，一九六七年初全国出现“打、砸、抢”并逐步升级为武斗后他又以“反到底”的名义办小报批判“打、砸、抢”，反对“文攻武卫”。因此，一九七一年九月全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开始，他就被打成“没填表的五一六分子”，弄回母校关押起来审查了近一年。
放回厂子以后，他一直对关押审查不服气。“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多次到省革委会，力图讨个说法，在政治上分出个青红皂白。结果，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被厂党委认定为“不安定分子”受到批判审查，下放到四车间绞线机台上去当操作工人。
一九七九年九月，省委对“五一六反革命案”发了平反文件以后，厂党委才给他恢复工作，并安排他到刚成立的销售科当了用户服务队队长。
周诚是个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企业家。他当年沦为“走资派”的“罪行”之一是推行“专家治厂”，因为他曾“鼓吹”“人才是企业的生命。不重视人才的人不配当领导，当了也管不好工厂。”他秉性难移，在三车间监督劳动的时候，留意到接受“再教育”的吴大伦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青年知识分子。一九七三年他重新工作下到三车间当革委会主任的时候，提拔吴大伦担任了处于咽喉地位的一工段工段长。
周诚认为，吴大伦对三车间的情况熟，业务上是明白人，而且他的组织能力在技术干部中是为数不多的。他在管理上有自己的创见，当工段长的时候就搞过岗位责任制，建立了以质量为中心的管理制度；最近他还在省经委办的《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价值工程与企业经营》和《质量管理与“三包”政策》两篇论文，很有见地。因此，他是派到三车间挑大梁的理想人选。
耿方平不赞成。
“吴大伦确实在管理上做过一些工作。”他平静地说。随即话锋一转，眉心打了一个结，显出惯常的严肃：“可惜他遭了‘文化大革命’的祸！他的所谓能力完全来自‘造反’，要是安分守己的话也不会打成‘五一六分子’；写论文嘛，无非是给自己造影响。我们只能有限制地使用他。”
“上级领导同志多次强调‘三种人’不能用。这时候我们怎么能够重用他去挂帅呢？！”
他收住话头，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花茶，在烟雾中缓缓地扫视着自己的“一班人”。
“造过‘反’就一辈子不能翻身吗？难道对‘造反派’就不应该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吗？何况‘文化大革命’后期他还受到迫害被平反哩！”莫文林在三车间当生产副主任的时候，吴大伦是生产调度员，俩人曾经是亲密的合作者，尽管他上来的时日还不长，但与厂党委一班人打交道却并非三寒两暑，他直挺挺地坐在沙发上，两眼迎着书记严峻的目光发问。
“‘文化大革命’中鱼龙混杂，有些事吴大伦不过是碰得巧嘛！省委的平反文件只讲了‘五一六’问题并没有否认他是‘造反派’，因此我们没有在全厂传达。对他得有一段考查时期。历史地看，就得有历史，目前给他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耿方平发现莫文林一副不平相，脸上反而露出一丝松弛的笑纹，接着转向大家颇含深意地说：“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改革了，但这绝不意味着不讲政治，用人可以重才轻德了。政治仍然是首要条件。我们要认真想一想，党中央为什么强调‘三种人’不能使用？还不是为了防止‘四人帮’死灰复燃嘛！”
“同志们，我们可得注意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啊！”
周诚的心像被人猛然揪了一把，“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是他当年当“走资派”的又一条“罪行”。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他不由得掂量起“一把手”这一番话的分量来。
耿方平看出“统一意见”的时候到了，只让沉默保持了十秒钟。
“三车间的班子暂时不要动吧！是不是让团委书记佟桂芳去蹲点抓一抓？”
他不愧是十多年转战了几个单位的老政工。每当意见有分歧时，他不仅能抓住对方不设防的部位驾驭局面，而且还能以不强加于人的态度，采取过渡性的措施到达自己预定的彼岸。
此时，对他的提议不要说这些年里被强化了政治嗅觉的委员们不好贸然站到周诚、莫文林一边，就是周诚自己也只能表示同意。
佟桂芳是厂党委内定上报的今后的书记接班人，除了还不是党委委员的莫文林，在坐的都明白，如今正是她去三车间力挽狂澜大显身手的时候。周诚怎么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呢？难道三千多人的邮电器材一厂唯有吴大伦才是人才么？
三
佟桂芳不到四十岁，是位有事业心的女干部。耿方平上午向她传达党委决定，她下午就把办公桌搬到了三车间。当周诚到车间想找她谈谈话的时候，她已经在老张的陪同下挨个到各工段认门去了。
周诚心里热乎乎的，一边在主任室等待，一边琢磨：她有什么打算呢？
“我一不懂生产，二不懂技术，不过是赶鸭子上架服从厂党委的决定。”她赶回办公室苦笑着对周诚说，“说不上什么打算。车间六百多人，学徒近五百，我想把力气花在他们身上试试看。行不行？我可一点把握都没有。”
……
“唔，大胆地干。”周诚临走鼓励道。他的心里走时与来时一样没有底，随即找补了一句：“有什么问题及时找我！”
“嗯。干两个月不行，我会找的。”
随着时间老人艰难的脚步，两个月慢慢地过去了。两个月里，佟桂芳尽心竭力发挥自己多年做青年工作的特长，把青工们拢到一起成立了“青工之家”，组织了郊游、文娱体育比赛，开展了学雷锋活动……青工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变化，迟到早退、打架斗殴的基本没有了，丰富多彩的业余文体活动还吸引来了外车间的男女青工……
然而，佟桂芳和老张一起找到厂长办公室来了。
老张原来等交班，到头来却是幼师毕业的佟桂芳蹲点，他心里凉了半截；看到佟桂芳满腔热情，劲头十足，他不好多说什么，打起精神尽力合作。看到青工们的变化他暗自点头。他是个忠厚的工人干部，对别人的长处从不妒忌，他赞赏佟桂芳的组织能力。但是，没多久他又无可奈何地暗暗摇头叹息。他发现佟桂芳到底只是托儿所阿姨出身的政工干部，和自己好比是城隍庙的鼓槌——一对，谁也弥补不了谁的短处，又谁也带不了谁。不是吗？尽管佟桂芳拢住了青工，却和自己一样没办法把他们的精力引导到生产和技术这些“正事”上来。机台上的工艺文件被弄得千疮百孔；工艺记录簿照旧被撕得鸡零狗碎，做了卷烟纸、手纸……；生产计划还是到月底调整；成品合格率依然达不到考核指标……
特别叫人头疼的是二工段那位工人红卫兵出身的工段长“常有理”——常玉生：产品出质量问题，他说是设备故障造成的，该维修工段负责；流水线在二工段堵塞了，他提出人员不足，周转盘具不足……当初莫文林在任时他唬不住，如今佟桂芳和自己差不多，既怀疑他的话有水分，还得睁着眼上当。结果，“常有理”平时不挣评时争，工段任务完成不好，评奖金时却一个子也不少，他在工段还颇得人心。
老张和佟桂芳几乎同时得出结论：不能这样下去了！
周诚时刻关心着三车间的情况。两个月的考察，他认识到三车间的班子还是软弱。佟桂芳治得了标却治不了本，尽管她和老张都兢兢业业，但却需要人帮，需要人带。
“怎么办？”他问自己。
“让我考虑考虑。”他打发走了找上门的两位部下。
市场销售是工厂管理的窗口。生产组织和质量管理各个方面都将在这个窗口接受严格的检阅。三车间的管理问题终于在“窗口”亮了相，冲击了党委，惊动了全厂，揪住了周诚的心。
销售科吴大伦那个原来十分清闲的服务队不断地被用户告急搅得不得安宁，十多个人兵分几路都应付不了要处理的质量问题。
内蒙古一个部队的通信工程等得不耐烦了，直接向厂党委发出了“通牒”：若再迟延不去处理耐压问题，将在半个月内诉诸法庭。
销售科长在工厂职代会上汇报说：因为交货严重脱期和质量出问题，要求退货换货的函电几乎每天都有；派出去承接下半年订货的销售员日子很不好过：有的冷言冷语打发，有的干脆不接待……沈阳一个物资局的材料科长讲：“下半年我们有五十多万元计划，遵重工程单位意见，邮电器材一厂的一分钱也不能订！”一个多年老用户就这样分手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是多么惨重的打击啊！
七月初的一天下午，北京某单位的机电科长打来长途电话，点名找周厂长，怒气冲冲地要求赔偿误工损失。
这不仅是一家大客户，而且是一家老客户，在这两年任务严重不足，很多同行厂家找米下锅的情况下，对方一直没有另辟货源，今年仍然把一百多万元的器材全部订了邮电器材一厂的产品，关系是很不错的了。
然而，如今……
“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嘛！”话筒里恼怒的声波震得周诚发愣。他想解释什么，却说不出来，窝心透了，只一个劲地说：“对不起，对不起……”他明白，不能怪老关系发火，自己交货脱期得实在是太离谱了。人家的施工队伍拉到工地整整两个月了，万事俱备只欠材料，作为主管材料的机电科长能不急得头上冒烟么？
周诚平静下来，市场上接二连三反馈回来的坏消息使他陷入了沉思：从一九七九年搞市场经济以来，工厂的任务由国家安排计划的一年比一年少了。到市场上去拿订单靠什么呀？
“信誉危机！”他的脑海里跳出了计划经济年代里人们十分陌生的字眼。市场竞争靠信誉，失去信誉，在国内同行业中名列前茅的邮电器材一厂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倒牌子，接不到订单或者接到又失去，全厂职工将没活干。在多年的厂长生涯中周诚懂得：工厂没活干就面临灾难，那就不仅仅是没有奖金的问题了，裁人甚至工厂关门都有可能。
当厂长难哪！没有当过厂长的人是难以理解的。
事业心和责任感搅得周诚食不甘味。在工厂滚了大半辈子，再过一年半就要退居二线了，难道要把一个失去信誉的厂子从自己手里交出去吗？
一个企业家的抉择，只能是从源头抓起，尽快从根本上解决“信誉危机”！
四
这是一次专门研究“信誉危机”的厂党委会，三车间的班子问题很快成了核心问题。
小会议室里静得出奇。当莫文林又一次提出还是让吴大伦去三车间组阁后，会议室的空气凝结了。
“文化大革命”后这些年，不少人都掌握了遇事等待的诀窍。不过，此刻各位委员也真有点难办：赞成吧，耿书记上回对这个问题从政治态度上就关照过大家；反对吧，自己又提不出适合的人去领军打开局面。于是，等待为上，让书记与厂长摊牌再表态不迟。
厂长周诚这些天来一直在检讨自己，向心中的“文化大革命”“余悸”作了宣战。此时，他心里烧着一团火，对沉默的内涵早有准备，决定采取主动。
“是的，我们应该让吴大伦去挑三车间的担子！”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打破了沉默的气氛。“我们面临的市场竞争是质量的竞争、价格的竞争、服务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学管理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谁肯用人才把管理搞上去，谁就能掌握主动开创新局面！”
“我们用人，首先要考虑的是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就是要有事业心，要有真本事。要讲影响就要讲对我们工厂局面的影响是不是有利，不能抽象地讲政治影响。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应该是我们用人的指导原则。再说省委的平反文件并没有给吴大伦留一个‘三种人’的尾巴，我们没有理由不分青红皂白就不信任吴大伦。”
他扫了大家一眼，把目光停在书记耿方平身上，声调低沉下来：“上次研究三车间的班子时，我怕承担政治责任而放弃了自己的意见，结果贻误了时机。今天，我们厂出现的这个难堪局面，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近我心里很不好过，各位恐怕也不会心情舒畅，因为我们都是对事业负责的领导者！”
除了耿方平仰靠在沙发上微闭双眼似乎在掂量什么之外，所有的人都调整姿势盯着周诚。他们明白，周诚的自我批评实际上也批评了所有在座的人；看来，他要行使“厂长负责制”赋予他的权力了。
“信誉危机”对耿方平书记的压力同样是很大的，不仅是内蒙古那封“通牒”式的来函要他作答，而且好几家用户把状告到局里，局党委已通知他去汇报厂里的解决措施，他正在为此烦恼。那些因为几个月没有奖金而在他面前说风凉话的普通员工就更让他内心不安了。
耿方平暗自埋怨佟桂芳不争气，辜负了自己的一片苦心。现在的形势，如果自己再坚持不用吴大伦，就要另外举荐一个人才去打开局面。可惜自己到厂五年多只物色了一批懂政治工作的干部，其中佼佼者佟桂芳尚且不行，别人又怎么能堪当此任呢？继续这么下去，邮电器材一厂的被动局面将不堪设想……权衡再三，他决定在吴大伦的使用上作一些让步。
“好吧，”在总工程师和纪委书记对厂长附议之后，耿方平缓缓地睁开眼睛坐正身子说：“吴大伦可以去主持三车间的工作，不过……”他话锋一转，审慎地道：“还是让他代理一段时间车间主任，试一试再说吧！”他想，“代理”，可以上也可以下，稳妥又主动。接着他又补充建议把佟桂芳继续留在三车间兼党支部书记支持吴大伦的工作。
委员们活跃起来。有的赞赏耿书记的“代理”稳妥慎重，说“一步登天是不大合适”；有的对耿书记“试一试”的灵活性表示满意，认为“就是不能再拖下去了”。
莫文林却对党委书记这种有限度的让步不满足，觉得畏首畏尾地不利于工作，“车间一把手是‘代理’好开展工作吗？”他问。
周诚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耿方平的新态度他基本上是满意的。“稳就稳一点吧！”他想，“去了再说。去，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于是，他面向莫文林说道：“就按老耿说的定吧！吴大伦和三车间的工作我去做，估计吴大伦不会在乎‘代理’。”
五
出乎周诚的意料，吴大伦对党委的决定十分冷淡。从进办公室起到听完他的传达，他斜靠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方方正正的国字脸板得平平的。
“噫！怎么啦？”周诚十分诧异，不禁对他端祥起来：过去那个怎么折腾都笑嘻嘻的吴大伦连一丝影子都不见了。
“难道他对‘代理’真的想不通……或许他对佟桂芳留下来兼支部书记有顾虑？”周诚在心里琢磨。
莫文林告诉过他：吴大伦进厂后不到一年，机台上的师傅给他介绍了托儿所的阿姨佟桂芳，俩人见面以后都乐意交朋友。可谈了两年吴大伦被弄回母校关起来了，这对于刚刚在整团中当上厂团委书记的佟桂芳的压力非常大。“团委书记找了个‘五一六’分子！”“佟桂芳与反革命划不清界限。”……舆论可以杀人，驻厂军代表出面找她谈话以后，她选择了“革命”，放弃了吴大伦。后来，吴大伦与分在四川的大学同学小黄联系上了，据说是共同的遭遇使他们结成了夫妻；而佟桂芳则从派来军代表的部队里找到了第二次爱情。如今，他们各自都是一个孩子的爸爸和妈妈了。
然而，在周诚的催问下，吴大伦否定了他的猜测。
“不成夫妻就成仇敌？厂长，我吴大伦还不是那种人。何况当初由不得她，怪只怪我们同属那一代幼稚的年轻人。”
“哦——，那你是不是觉得‘代理’不好工作？”
“不，厂长。”吴大伦似乎受不了这样的误解，终于改变姿势面对周诚了。“我根本就不愿意去当什么主任。你们召我回厂，我已有预感，不过我主意已定了，我该归队去搞技术工作了。”
“管理也要懂技术的明白人啊！”周诚说。
“那不是我这样的‘三种人’！”一丝不明所以的笑意挂在吴大伦嘴角上。
“什么意思？”
“得了，周厂长，别对我打埋伏了！”吴大伦轻轻地“哼”了声，“科里‘路透社’的消息灵通人士早就把你们厂领导上次开会的消息透露给我了。”
“原来如此！”周诚恍然大悟，该下“命令”了，“好啦，大伦，只有自己的行动才能证明自己是什么人！准备一下，两天之内我陪你去上任！”
“上什么任？你真的不让我归队么？”
“不，目前不行！你研究企业管理都发表了论文了，难道只会纸上谈兵？理论指导实践，你应该去把三车间给我整上道，这是组织决定。”
吴大伦明白，周厂长已识破了他的“归队”要求是托词，不好再说什么。
“好吧，周厂长，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提三个条件，你若答应了我就去试一试；不答应的话就对不起了，我也不在这个厂里干了。我忘了告诉你，我爱人厂里已要求她调爱了。”
“说吧，哪三个条件？”周诚没有理会吴大伦爱人单位的调爱问题。
“一，由我组阁。管理干部一律进行考评，行则留，不行则去，组织部、劳资科不能从中作梗。二，授权我对青工进行技术考查，分等级组织技术培训再考核，对考核优秀者提前转正定级。劳资下来一起搞，不能下来就要认可我最后的结果。三，厂里按考核目标订每月包保合同，奖罚兑现，奖金由我支配厂长审批发放。”
“奖金你怎么分配呢？”周诚听了三条要求就明白了吴大伦对去三车间早有思想准备了，他感兴趣地提了个问题。他早就想改一改目前厂里奖金的平均主义分配办法了。
“废除评奖法，采取责任计分制，以分计奖，无分受罚，包括对协作单位。”
“好小子，嘴里说不去，心里早有打算了。”周诚暗自感叹，一股轻松感油然而生。
“行，我都同意。”他果断地回答，随即热切地鼓励道：“企业管理没有一个通用的公式；进行改革，内容也是十分广泛的。大伦同志，大胆地干吧！希望你注意总结，为我抓全厂治理提供第一手的经验和教训。”
他想到了厂长的责任和权力，他相信厂党委听了汇报是会为吴大伦开绿灯的，至少目前情况下不会有人开红灯。
“好吧！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疑人不用，用人就不疑’，如果有一天我发现自己面临信任危机，请你同意我调走，换一换环境。”
“不必讨价还价了，我只祝你成功！”周诚不愿意出现吴大伦讲的那种情况，打官腔避开了正面作答。
六
献身事业的人嫌光阴无情，如流水般匆匆而去。周诚多么希望时间老人的脚步放得慢些，让吴大伦从从容容地完成自己的设想干出成效来！
然而，时间终于心急慌忙地过去了三十多个日日夜夜。吴大伦扎到三车间眨眼便是一个月。这一个月，三车间计划还是没有完成，全厂仍然没有奖金。
莫文林副厂长坐不住了。“得找吴大伦谈谈！”他不安地对周诚厂长说。
“不急，他正在行动，现在需要的是时间。”周诚胸有成竹地宽慰助手。他虽然同样焦急，但心里明白，解决三车间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一个月里尽管厂部没有见到吴大伦的影子，没有收到三车间的情况汇报，但各科室送来的报告表明吴大伦正在行动：
干部科打报告请示干部转工人怎么办？报告说，三车间把“常有理”等几名干部转到干部科建议交劳资科安排工作。因为在考评中他们连生产均衡率都不懂，产品一次合格率也不会计算，言行时常表现出无组织无纪律……吴大伦认为这样的人当一般的管理干部都不够格，更不用说独当一面任“长官”了。
劳资科的报告近乎“状纸”，因为三车间希望他们派人去考核徒工并修订工时定额和材料定额，同时重新核定各管理岗位、生产工序定员。报告说，吴大伦似乎在搞“独立王国”，因为全厂的青工都没有搞提前转正定级，而现行各项定额已经执行十多年都没有人提出“不合理”……
教育科的报告是要钱，说不追加职工培训经费，为三车间新增加的青工技术培训班讲课的工程师们就没有补贴……
……
周诚把报告统统交给莫文林。
“批吧，老莫，三车间除了时间还需要的是支持。”他扫了一眼厚厚的“报告们”，不无感慨地说：“不管怎么难，我们也得迈步！”
“行，我来批。”莫文林扔掉烟头，接过报告，“是不是把桂芳找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具体做法，看看还有哪些事要我们做？”
“不找了吧，我们下去！”
俩人并肩向三车间走去。
佟桂芳和归位仍旧分管人事劳资的老张接待了两位厂长。尽管这一个月仍然没有完成任务，但他们脸上的愁容不见了。俩人开朗而自信地汇报了吴大伦回车间后别开生面的一切，突出的是行动。
佟桂芳说：“吴大伦从服务队一回厂就往三车间跑了，说是回‘娘家’看看。其实，他先后找了不少‘老熟人’作调查、想办法。”
“啊，你俩相处得咋样？”周诚“别有用心”地突然发问。在“你们”二字上特别加重了语气。
“嗯——，”敏感的佟桂芳脸刷地红了，飞了老张一眼，然后大方地说，“这也不是什么秘密。老实说，听说他回三车间我的心情很复杂，简单点说是既担心他跟我过不去，又感到三车间有希望了。”
“没想到他上任后第一个找的就是我，没等我对过去的事开口，他就说：‘我们都不要把过去的疮疤当纪念章戴，要一块使劲把全厂的奖金挣回来！’他希望我下决心成为政治与业务‘双肩挑’干部。说我是‘老三届’高中生，学业务有基础。现在我们是师生关系……”
“什么？师生关系？”三个听众同时感到惊奇。
“嗯，我拜他为师了。每周一、三、五晚上我们一起学习企业管理教材；同时，他给我辅导生产工艺和操作规程。”
“哦！”周诚和莫文林不约而同地交换了一下目光，点头之间仿佛在说：这才是希望之所在！
……
日月如推磨，磨碎了企业家的心力，磨出了滋养社会的浆汁。在吴大伦身上周诚没有白费心，而科学管理也没有作弄自己的忠实追随者吴大伦。那些详尽的管理细节，周诚布置佟桂芳予以总结，热心企业管理的人们到时可以找来参考，这里暂且不表。总之，从吴大伦受命回车间主阁后第二个月结束，邮电器材一厂又发奖金了。
七
三车间的管理改革给邮电器材一厂挣回了奖金，给吴大伦带来了什么呢？应该是信任，是荣誉。然而，这只是正派人的想法。改革约束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改革还伤害了少数只想当干部却又不会做干部事的人。于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正当周诚准备推广三车间的管理改革经验的时候，不胫而走的流言飞语进了厂办大楼。
“吴大伦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官迷’，现在露一手想当副厂长！”
“吴大伦那一套完全是极左派的玩艺儿！”
“什么考评考核、计分算奖，实际上是收买人心拉帮结派！”
……
更有甚者是人身攻击。什么“吴大伦和佟桂芳一个老婆离得远，一个老公不在身边，两人旧情复燃了”，什么“吴大伦和佟桂芳每隔一天在办公室搂搂抱抱……”说得像亲眼看见一样。
周诚恼怒得不可名状。他打开了一包待客的香烟，开戒的第一口就呛得眼泪直流。他想骂人：混蛋！流氓！但不知流言出自谁，骂人也找不到对象。正当他像推磨的黄牛不停地围绕着办公桌转圈的时候，耿方平不声不响地踱进了他的办公室。
“啊，练功夫哪？”他不合时宜地打趣周诚。
“我没有工夫！”周诚愠怒地打发来客，他无心思这时谈工作。当发现是“一把手”的时候，歉然道：“老耿，是你——？！”
“怎么啦？”
“你倒跟没事人一样啊！”周诚悻悻地说，“三车间只迈了小小的一步，干点实事真难啊！”
“没有那么严重吧。”耿方平平静得出奇。“信誉危机”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去的回忆了，东风凭借力，他算是平安地渡过了这一关。他继续说：“只是有些群众对吴大伦有议论嘛，并没有牵涉管理改革本身嘛！”
他的两个“嘛”让周诚很不舒服。“啊！你是这么看的？”周诚盯着他，两眼射出逼人的光。
“是的，问题原本就是这样嘛！”耿方平毫不回避周诚的目光，“有人连你也一块告上了，老周！”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封信交给周诚。
那是工业局转给厂党委的“群众来信”。周诚很快看完两封信，内容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说吴大伦是个造反起家的野心家，上台后排斥异己，拉帮结派；二是说周诚对抗中央精神重用吴大伦这样的“三种人”。
局党组的批示十分原则：“请邮电器材一厂党委调查处理。”
“你有什么想法？请指点一二吧！”周诚把信还给耿方平后略作沉思问耿方平，语气中含了几分调侃。
“我不想调查什么，也不准备处理什么，只准备回复局党组我们厂党委将加强思想教育，题目是《如何正确认识改革》，你意下如何？”耿方平不计较周诚的调侃，慨然说出自己的打算。周诚听了心里一震，刚想表示赞成，耿方平又接着说：“吴大伦再继续挑这副担子恐怕也不好开展工作了，我想给他换换防。通讯器材联合公司要求我们厂派一名懂管理的技术干部去任副总，我看吴大伦去正合适……”
“‘发配’出去？”
“不能这么说。”耿方平摇了摇头，“吴大伦确实有一定能力，不用我感到可惜；用呢，在厂里又似乎时机不到……”
“那就转个地方冷藏起来？”
“就算是‘冷藏’吧。离开厂里一段时间，也许能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更有利于他成长。联合公司那里随便派个人去还不行呢。”
“让我考虑考虑，党委会上再议吧！”
……
不等厂党委开会，吴大伦的出路就明朗化了。就在工厂两位“巨头”会面之后不久，佟桂芳出现在厂长办公室，她给周诚送来一份报告《三车间创银牌夺金牌安排方案》。
“厂长，这是吴大伦对三车间今后工作的意见，也是他在我们厂做的最后一次工作安排了。”佟桂芳忧郁地说。
“什么？最后一次？！”周诚惊奇地盯着佟桂芳。
“是的，最后一份。”佟桂芳肯定地回答，“他爱人那个军工单位已经拿着部里的批文来调爱了。最近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爱人黄工程师现在是人家单位的总设计师了，今天和组织部门的人一起来了。”
“哦！”周诚心里涌出一股难以言传的情愫。既为厂里将失去一个人才惋惜，舍不得吴大伦走；又为吴大伦有了新去处产生了解脱感。人才是国家的，此处暂不用自有用人处，让吴大伦到新的平台上去继续搏击吧！这几天他一直在为吴大伦去任副总一事受熬煎：联合公司是个空架子，吴大伦这样正当年的人才到那里去能干出点什么呢？那将是人才的浪费！
他对三车间今后的工作倒不十分忧虑，坚冰已经打破，那里的管理已上轨道，而且佟桂芳已经不是几个月前那个只能治表不能治里的佟桂芳了。他和莫文林早已看到三车间的希望所在。
“小佟，能挺住吗？”想到今后，他关切地问。
“您指什么？”
“指流言飞语，也指今后的担子。”
“今后么，我还是服从组织安排，让我挑起来就学着吴大伦的路子干。至于流言么……”她沉吟了一下，坦然地说：“请厂党委到三车间听听职工意见吧！别看常玉生和吴大伦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红卫兵，都当过‘造反派’，大伙议论起他俩却是一个地上一个天上，差别大着呢。”
稍停，她接着说：“厂长，老实说，我为我当年离开大伦后悔。如果今天我们还是单身，我会嫁给他。至于现在谣言世家编造的流言飞语，我只相信传世铭言：身正不怕影子斜，脚正不怕鞋子歪。谣言止于智者，我走我的路！”
“好！好一个佟桂芳！”周诚感奋地站起来，“你陪我一块去看看黄总。”
周诚和佟桂芳出现在吴大伦宿舍的时候，莫文林也刚进门，他是和三车间的几个工段长、班组长一块来的，老老少少十几个人把小小的居室挤得满满的，笑语喧哗。
吴大伦作介绍后，身材娇小的小黄握住周诚的手爽朗地说：“周厂长，大伦这次调走，您准也得准，不准也得准了，这也是‘组织决定’啊！”
周诚明白话中有话，吴大伦已经向这个精干的“小”爱人反馈了厂里的信息，不禁瞅了吴大伦一眼，朗声回答：“我真诚地祝贺你们结束十多年的牛郎织女生活！”
在满屋的笑声中，小黄，不，黄总设计师打开了几个塑料包。“来，大家尝尝四川特产‘怪味胡豆’——正宗的重庆产品。”她一边招呼，一边大把大把地往每个人手里塞。
“哎呀，这味！”第一次吃‘怪味胡豆’的莫文林一粒豆进嘴，不禁大喊了起来。
“怎么样？酸、甜、苦、麻、辣五味俱全吧？”女主人笑着打趣道。
吴大伦深情地看了妻子一眼，对一直引为知己的莫文林摊了摊手，似乎表示：真对不起，这怪味！
在又一阵笑声中大家边吃边聊，有祝福，有感叹。周诚没有笑，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古怪的比拟：小小怪味胡豆集五味于一身，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仍然是大众喜欢的特产。人才呢？吴大伦呢？难道不也是集多味于一身么！
……
一个星期后，吴大伦的调动手续办好了。
列车启动后，周诚和莫文林心情复杂地挥着手，他俩亲自送吴大伦夫妇到火车站又送上火车。忽然听见身后有熟悉的“再见”声，俩人不约而同回过头，原来佟桂芳陪着耿方平，还有三车间的一帮人也赶到了站台上，大家正向着逐渐远去的列车上那两个伸出窗外的人影不停地挥着手。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