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道元，同事们都不叫其名而呼为“能人”。他每次出差回来，处理私人事务都得一个礼拜。最近，他从广州归来，我们综合办公室跟往常一样，又成了他的接待室。
贾道元很有派头地歪在逍遥椅上，左手夹支烟，右手在桌子上随意地玩着新款手枪式气体打火机，不断打得“咔、咔”作响，燃了灭，灭了又燃。
有的来客到了贾道元身旁，他看看来人，只点点头，客气地说：“带东西的事很对不起，乘飞机不能多带，我自己的行李都超重了。下次坐火车再帮你带吧！”来人大约是为“能人”名气吸引想与他拉上关系，但交情尚浅便托他办事，结果自讨没趣。
另一些来客，贾道元在伸手让座时，会递上一支烟或者接过一支烟，然后将身子靠近对方极亲热地说：“下午去我家找娟子取。”娟子是他的夫人。这些人是他常常说的“哥们”“我的兄弟伙”。
还有的客人一到，能人贾道元立马忙乎起来，急忙起身握手，边握边说：“我正准备去您那儿，可劳您驾亲自来了。”随即让座，递烟，点烟；有的还要倒茶，然后再坐下来叙讲出差见闻，采买的艰辛……最后声明：“乘飞机虽然带不了多少东西，可您的事我行李超重也会办的。抽完烟，我们回家取。”于是，收拾桌面，锁上抽屉，带客走了。这种来客，为数有限，一般事后他都会给我们作补充介绍，都是有地位、有脸面的人物。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不见面的电话客人。我们只能听见贾道元在电话里谦恭地回答：“我回来了……嗯……晚上我送去……”不待言，这必定是他平日在我们面前引以自豪的“叔叔”“阿姨”们了。
贾道元人高马大，走路双肩平移从不左摇右晃，气度像位将军。他三十多岁，脸部肌肉松弛，皮肤保养极好，大背头纹丝不乱，方脸盘上四官配置适当，唯有一官不大协调，那就是盘踞在脸面中央的鼻子有点偏大。不过，我们习以为常了，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当；只有当他说话坐大时，才感到那鼻子器官的心里没有其他“四官”存在。
能人贾道元和我们一样是科员。但是，在公司里，不要说科长，就是有的处长也没有他吃得开，能耐大。“能人”的由来便缘于此。我们经理的笑容是十分金贵的，通常是“阴天”。可我们发现他遇到贾道元必定“阴转晴”，因为这个，我们办公室这十八平方米里的人都沾了贾道元的光。
我们供应处机电科材料室七八张办公桌挤在一起，热天实在难熬。我们曾多次打报告申请配一台吊扇，经科长批，处长批，始终泥牛入海无消息。去年初，贾道元调进我们室以后，自告奋勇地说：“这件事，我来搞定。”你猜怎么着？比科长、处长批还灵。五月间，天还不怎么热，我们的头上便安上了吊扇。不过，从那以后，贾道元在办公室日益坐大起来，处理出差善后，呼朋唤友闲谝……一切都在旁若无人中进行。我们得到了风凉，却失去了宁静，还不好说长道短，谁叫我们当初欣然沾光呢？不过，人到底容易适应环境，不多久，我们便习惯了，不仅能在闹中取静完成各自的公务，而且还能在嘈杂声中开扩眼界，深化我们对各色人的认识。真是祸兮福所倚！
贾道元是我们时代的娇子。他有一位离休退养的父亲，是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高级领导干部，他称之为老爷子。他家住在干休所的一栋别墅里。
“干部”很普通，我们这些科员都叫干部。即使“干部”前面加个“老”字，也不一定吃得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但是，“干部”前头冠上“高级领导”之后，其价值就不一般了。“高级领导干部”有高层的同事和各层次的部下，即使本人不在位了，退休了，感情仍旧在。“伯伯”“叔叔”“婶子”“阿姨”……像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权力网络上发出耀眼的光芒。有的光芒由于向亲力的作用，为贾道元们的头上罩上了诱人的光环。于是，他们成了路路通的“能人”，人们的法权意识成了他们坐大的精神基础。
前不久，贾道元在同事家多喝了几杯酒之后透露：我们公司经理那个在外县工作的小儿子，因了他的一个“姨父”说话，不到两个月便调进了省城。他那个“姨父”跟随了“老爷子”好多年，现在是嵌在市劳动局局长位置上的一颗明珠。
贾道元不大注意隐喻，他很实际地把我们眼中的明珠光环一律称为“我有人”。无论中央或地方，也无论本省或外省，提到某地或某部门时，贾道元常常表示：“没问题，我有人。”“我有人”为贾道元带来了荣耀和脸面，也给他增了不少的麻烦。就出差捎东西而言，头面人物有所托，自然显示了他的“能人”身份；而打发慕名来求的人，其实是很让他费神的：处理失当，得罪了人，背后挨骂，同事中有不少人都听到过。
当然，贾道元的“人事情报”也有过失误，出现过“我有人”不等于“我的人”的情况。
烟酒供应尚未放开，名酒很难弄到。小毕去四川出差，贾道元要他捎几瓶五粮液回来。他告诉小毕：“我表嫂是某市商业局的处长。”小毕也想沾点光搞点名酒，于是不辞劳苦去找到某市商业局，结果吃了“凉盘”。接待室的人告诉他，他要找的人在一个中心店当营业处主任，她无权批酒。虽然非处长，主任也是官，不算丢人，情报不准确而已。
今年春天，张工去天津与某公司商量进口钢材的技术条件，贾道元让他顺便找该公司经理兑换一些外汇券，以便自己去广州时购港货使用。他说，某经理是老爷子的老部下，没有问题。然而，张工带回来的只是那位经理的一句话：“请转告小贾，外汇券是受控制的，不好随便换。代我向老首长问好，以后得便一定去看望他们一家。”显然，“我有人”与“我的人”之间产生了本质的区别。
当然，诸如此类的事，只有我们共事的同人知道，不影响能人的光环。
有同事曾问：“老贾，你上上下下都吃得开，怎么不弄个官当当？”
“老爷子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呀！”贾道元回答。接着又说：“当那玩艺干啥？我现在这样多自在！”
倘若能人贾道元讲的是真心话，那么，我们俩将共事到退休。不同的是，到那时我们的工资收入恐怕和他差了一大截。因为，现在我们的资历相同，年龄相当，他的工资已经比我高一级了。
一九八二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