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三伏天，我们家属楼来了一位清洁卫生的老人。灰白的乱发，灰白的眉毛和灰白的胡子，老人与灰白色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连破旧的对襟短衣裤也是灰白色的；他黄中透黑的瘦脸和干瘦的手脚，猛一见便感觉到了劳作岁月留下的无限沧桑。
下午三点来钟，楼外的桉树上，知了们热得不停地噪鸣，天空阴沉沉的，西边的天上堆满了铅块似的浓云，屋子里闷热得不动也流汗。我端着一撮箕西瓜皮走出楼口，一眼看见老人正佝偻着身子，一下一下地扫着院子，汗湿的破褂子贴在身上，越发显得瘦骨嶙峋；他的动作沉重、滞缓却十分仔细、认真。他扫一会便停下来撑着大扫帚咳嗽、喘息，然后又扫。
我愣怔在楼门口，盯着老人出神：
“他是谁？”
“这么热的天，这么大的年纪为什么还来扫地……”
“啊——，有点像电影里的阶级敌人！莫不是地段公社监督劳动的坏分子？”我警惕起来，沉下脸旁若无人地向垃圾桶走去。老人看见了我，或者说是发现了我手里端着的东西，那汗涔涔的脸上一双和善的眼睛闪出一丝灰白的光，是渴望、惊奇又好像是惋惜，难以叫人一时说得明白。老人盯着我手里的撮箕，拖着手里的大扫把向我挪过来；我站住了，他靠近了我。
“你要干啥？”我怀着戒备问道。
“……”他张开嘴，却没言语，朝我露出一副难为情的笑容，喉结上下动了动，眼光仍然落在我端的西瓜皮上。
“西瓜皮，有什么好看的！”我皱起眉头，注视着老人那奇怪的神情，没好气地呛道。
“师……师傅，要倒掉呀？”他终于开了口，是十足的四川乡音。
“嗯。”我哼了一声。
“我是说，这个，”他伸出一根手指指着我撮箕里两半块过熟的西瓜，嗫嚅着问：“这个也不要了？”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过熟的西瓜是好饲料呀！他大概是从郊区来的要收回去喂牲口。我没有细想，便说：“不要啦！”
“啊啊，送给我解解渴要不要得？”
“啊，他自己吃？！”我惊愕地望着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一个白发老人面对我发出的川音“要不要得”，不禁一下子忘记了阶级斗争，立即好奇地、温和地向他发出了问候：“老大爷，你贵姓？”
“我……唔，我是陈孝的爸爸。”他迟疑地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啊？！”我手中的撮箕“吧”的一声落了地，迷惘地望着老人。
我和陈孝是很熟悉的。他原来是我们科里的外协员，是个长得帅气又很能干的供应干部。供销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全厂五六个外协员，厂党委张书记从外地捎东西只看中他；每回出差，他不仅能为张书记买到别人难以买回来的东西，而且价廉物美；我就亲自听到过张书记夸他“能力强，办法多”。因此，一九七〇年张书记升职前提拔他当了供应科科长。我原本是知道他的双亲在四川老家农村的。可是，什么时候来西安的，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可不晓得。
两半块过熟西瓜已经摔破碎了，老人垂下目光，怅然地对我笑了笑，转身拖起大扫把准备扫地。我很快回过神来，赶忙招呼老人：“陈伯伯，走，到我家里坐坐，天气这么热，歇一歇，喝口水。”我倒不是想趁此溜须陈科长，心中的感觉十分复杂，有对同事父亲的尊重，有对老人的怜悯，还有对老人境遇的好奇。
“啊，不，不啦！”老人顾盼一下手中的大扫把，脸上又一次露出难为情的笑意，轻轻对我摇了摇头。
“走吧，没关系。”我明白老人此时的心与口是不一的，便伸手拉住他的一只胳膊向楼里走。
“啷个好得沙！啷个好得沙……”他念叨着进了我的家。我端来一把椅子请他坐，他连忙推辞说：“不好得，我身上尽是灰，脏得很。”说着他拣了个我自己做的小板凳坐下来，眯缝起眼若有所思地打量我拥挤不堪的两居室。
“我爱人在上班，孩子上他外婆家去了。”我一边介绍一边给他倒了一杯凉酸梅汤，然后，从床下的水盆里抱出一个冰着的西瓜。
“要不得，要不得！”老人边喊边摆手。我朝他笑笑，把西瓜抱到案上剖开来，拣了一块递到他手里，他连忙往起站，我轻轻摁住他的肩，叫他不要客气。
“你这个师傅真贤惠呀！”老人和善的目光望着我，说完慢慢地吃起来，嘴里发出滋滋的响声。几分钟光景，老人吃完了一块，看到他手中的西瓜皮，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块西瓜只啃得剩了一层薄薄的青皮！
“难道他难得吃到西瓜？”我心里纳闷，赶紧又递了一块给他。吃光两块西瓜，老人说啥也不接了。我找出我父亲去妹妹家时留下的香烟递给他一支，他倒是一点也没有推辞便接了过去。我帮他点上火，他便贪婪地深深地吸了一口，好半天，一缕轻烟才从他的鼻孔里飘出来。我见了，真担心他那单薄的身子怎么经得住这口烟的强烈刺激！我忽然想到，老人大概好长时间没有过烟瘾了。那又是为什么呢？
“陈伯伯，你什么时候从老家来的？”趁老人抽烟，我想和他聊聊天，解开我心中的谜。
“哦，来了半年多了。昨天，陈孝才跟我说帮我找了这份工作。”
“您老怕七十多岁了？”
“七十四岁了。命贱哪，阎王爷还不召我去。”
“陈科长两口子每月工资拿一百五十多元，比我们两口子高三十多呀，都是四口人，咋还要您来当清洁工呢？”
“师傅啊，这个是命吧！”老人沉吟了一下继续说：“说起来话就长了，师傅不见笑，我就摆给你听。”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好奇心，接着便陷入了深沉的回忆：
“我的老家在川东的中樑山里，十来岁父母就先后得肺病去世了，我十二岁起就到纸厂舀纸，三十多岁了都找不到堂客，尽管那时候我已经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纸匠了。”老人一口川东方言，缺牙的嘴又关不住风，我要不是四川人可能很难听明白他讲的话。
“抗战期间，我们山里来了个要饭的女人，伙计们看她粗手大脚的，是个能出力气能吃苦的人，就撮合我们结了亲，我给老板舀纸，她帮老板家打杂，两人相依为命。民国二十九年陈孝出世；日本人投降那一年又添了个姑娘，一儿一女，又逢乱世，日子过得很艰难。”
老人吸口烟慢慢品了一会，然后喝口酸梅汤接着说：“民国三十八年冬里，山里解放了。土改时给我评了个雇农成分，还分了三间瓦房和一些农具、家具，两个娃娃交上好运了。土改一完，政府就把陈孝送进了速成学校，接着又送到重庆培训，人民公社成立那年被安排到乡供销社工作，不久就安了家。姑娘读完初中回乡务农，我们两口子舍不得吃的给她吃，自己穿孬点，给她穿好的。总想，世道好了，儿女盼大了就有靠头了。那时候，陈孝每月都给我寄五块钱，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我也一天天见老了。”
正说着，我爱人下班回来了。听我作了介绍以后，我爱人说：“我熬点绿豆稀饭凉起，大伯晚上就在我家随便吃一点吧！”老人听了，急忙站起身来说：“不啦！不啦！我的地还没有扫完。”一边出门，一边说：“你们夫妇都这么贤惠厚道，改天我再来摆龙门阵。”老人的回忆刚开了一个头，还没有让我明白为什么他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当清洁工。于是，我送老人到楼门口时向他发出邀请：“陈伯伯，我出差回来要换休两天。明天你早点来哈，我在家等你。”老人爽快地回答：“要得。”
第二天下午，我午睡起床又去倒垃圾的时候，老人老远就和我打招呼：“我今天吃了午饭就来了，卫生都搞完了。”我迎上老人，相跟着走回家，边走边问：“陈伯伯，上午凉快些，您咋不上午来搞清洁呢？”“上午出不来。陈孝他们上班走了以后，我得帮他们把家里收拾归一了才行。”老人的回答叫我一时无语。我给老人递烟，请他落坐后开始切西瓜。老人是熟人了，他没有像昨天那样客气地推辞，只是说：“我来西安后没有摆龙门阵的人。不怕你笑话，半年里我说的话可能还没有我们昨天下午说的多。”
等我倒了两怀酸梅汤放到茶几上以后，老人又开始了回忆：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那个女娃儿参加了乡里的红卫兵组织，因为家庭出身好，是雇农成分，她当上了战斗队的队长，整天带起人破‘四旧’，立‘四新’，后来又批‘当权派’，一直到第二年夏天武斗越打越凶的时候她才回到生产大队当了‘逍遥派’。国庆节我们为她操办了婚事，女婿是她当红卫兵队长的时候认识的，现在是我们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
“过了几个月，添了一个外孙，老太婆被接去照看就回不来了。我老了，她娘一走，我自己做来自己吃，觉得很自在。谁知，人有旦夕祸福，不久我得了胆结石，动手术住了十多天医院，不仅花光了积蓄，人也变得面黄肌瘦了。老太婆心疼我，要女儿把我接过去一块住。女婿不乐意，说：‘两个老的都让我们管，住不下，经济上我们也恼火。’老太婆心酸地给我说了，我想，没有办法，那就去和儿子过吧。”
“陈孝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一年调到西安工作了，媳妇是西安人。我给陈孝发信，他回答得很干脆：‘那个家不要了，您把它卖成钱，来就是。’”
“我把三间瓦房和杂七杂八的东西一起卖了两千元，留了一份给老太婆带到女儿家，没想到，女儿不高兴，说我重男轻女，她只有小学文化，家产不能全给她的话，至少大半应该给她。”
“我来到西安。心想，到儿子身边总要好点，哪怕看个家，他们工作也省点心嘛！小孙子和我住一起，三代人亲亲热热在一块，圆了我的天伦之乐梦。可是，不久陈孝问我家产卖了多少钱，我说了实情以后，他也不高兴了。他说：‘幺妹是嫁出去的女儿，她结婚办了那么多陪嫁还不够？我工作后月月给家里寄钱，她凭啥子分一半？’女儿要多半，儿子要全部，我一时回不过神来。不等我说话，媳妇在一边也开腔了：‘你老人家以为陈孝在外面当了好大的领导在挣大钱是吗？老妈身体好能做事就留在幺妹那里，你身体不好就到我们这里养老，好偏心啊！’”
“我听了好难过啊。俗话说‘一儿一女一枝花’‘有儿有女是菩萨’，可女儿说我重男轻女，儿子媳妇嫌我是负担，我这是啥子‘花’又是哪门子‘菩萨’哟！”
“师傅，你不住地摇头，看得出来你们夫妻一定很孝顺你家老人。人常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不是万不得已，我哪里愿意和老太婆分开啊！如今事已至此，四川回不去了，只好求儿子媳妇帮我找点事情做，自己养活自己，自己照顾自己了。”
老人打住话头，抽口烟以后像作总结似的说：“这不，熬了几个月以后我当了清洁工。”老人饱含沧桑的龙门阵显示了他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执著追求。我在沉默中检讨自己：我和妹妹对父母尽孝道够分吗？
……
从那以后，我与老人成了忘年交。不久，他把每天搞一次卫生改成了每天上下午各搞一次。上午他要把儿子家收拾归一了才能来，我在厂里上班，难得见到一回。家属院里看不到一根杂草，一片败叶；走道、楼梯始终保持无垃圾、无痰迹。全院几栋楼的职工和家属，没人不夸老人勤劳、善良，不少家里都请他喝过水，吃过西瓜、水果什么的。
不久，陈孝因为“三代同堂”，厂里把他的两居室换成了三居室带阳台的大单元。可是，搬家的时候，老人却搬到工厂后门原来消防队放杂物的一间小棚屋，单过了。
一天下班后，我专程去小棚屋看望老人，他正在用布条打“草鞋”，一只大花猫躺在他脚边，似乎睡着了。
“陈伯伯，陈科长住上大单元了，您咋还搬到这里来单过呢？”我好奇地问。
“哦，你问这个么，”老人脸上现出一丝苦笑，“老了，又一身脏兮兮的，住在一起不方便啊！再说，吃东西和年轻人喜好不同，不能让他们迁就我嘛。住在这里单过，到单身食堂我想吃什么随意点！”
听了老人似乎轻松的话，我的鼻子有些发酸，连忙把话题转到花猫身上。我问：“您在哪里找来这个宝贝作伴？”
老人听了，用手摩挲一下猫儿，猫儿睁开眼，绿色的光对着我，发出“咪呜”的招呼声，仍然静静地趴在老人脚边。老人柔和地说：“这猫儿是我到后站台去拾柴火时捡回来的。颈子被野物子咬破了，瘦得像一张弓，很可怜，猫儿说不出话，搞不清楚它是咋个落难的，我把它抱回来慢慢调养，现在长得又肥又壮了。真是个灵物子，怪通人性的，早上天一亮，它就在我耳边‘咪呜咪呜’地叫我，我就靠它掌握上班时间；我去上班，它跑前跑后跟着我。现在这棚棚里再也听不见耗子叫啦！”听得出来，老人与花猫之间感情很深，他们已成了相依为命的伴侣。
大约三个月后，天凉了，我们家属楼院扫地的清洁工换了一个中年妇女。老人到哪去了？我担心发生了什么不幸。
还好，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老人还活着，只是换了个工种而已。原来，我们家属院有的职工对七十多岁的老人如此辛劳做清洁工实在不过意，请求行政科予以照顾。行政科把老人调去工厂后大门当了看门人，而且只白天值班。这以后，我与老人交往极少，尤其是我调到上海办事处以后，更不知老人音讯了。
一晃过去了两年，今年春节回厂过年，正想过节时去看望一下老人，再摆一摆龙门阵。不想，初三清早起来，我正准备出门去工厂后大门，楼下传来一个女人惊惶的呼喊：
“不好了，陈大爷被烧死啦！”
我愣了片刻，随即骑上自行车，随着各家钻出来的人，朝厂里涌去。在厂后门，老远就发现陈大爷的小棚屋不见了，只有几根黑糊糊的柱子立着，周围已经挤满了人。我锁好自行车，左拨右闪，终于挤到棚屋前，火早已熄灭了，工厂保卫科的几个人正在察看现场，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令人恶心的焦腥味。我往墙角一看，不禁哆嗦了一下：一个蜷曲的尸体静静地横陈在那里，全身黑炭似的，老人那灰白的乱发，灰白的眉毛，灰白的胡子，灰黑的皱脸……一切全都不见了。想再看看老人那和善的目光，没了！鼻孔一酸，我的两眼模糊了。
完了，老人顽强的生命之火熄灭了，阎王终于召他去了！老人含辛茹苦养育的儿子呢？我猛然想起了陈孝。
陈孝低着头站在离老人遗体不远的地方，沉默无语，看不出他在想什么：为父亲的惨死悲伤？或是感到父亲死去自己得到了解脱？抑或是良心不安检讨自己？
人群中议论之声不绝于耳。有赞美老人勤劳善良的，有为老人最后的劫难难过惋惜的，有为老人不和儿孙在一块出来单过感到遗憾的；当然，更多的是说陈孝不孝的。突然，一个男人调侃地喊：“陈科长，别难过，你爸虽去了，他把大花猫留给你了！”
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老人的遗体旁，我看到一幅难以忘怀的画面：原来，那只与老人为伴的大花猫还伏在老人的遗体边，发出“咪呜咪呜”的悲鸣，它的尾巴已经烧成了老鼠尾巴，没有毛了。我想起老人的话“它可通人性啦”，不由得深情地盯着它猜想：昨晚上起火时，它一定爬在老人耳边“咪呜咪呜”地不断呼叫，想唤醒他逃生，自己的尾巴却葬送在火海了。
人群听了小伙子的调侃，没有哄笑，只是对陈科长发出了不满的嘘声。陈科长不再沉默了，他毕竟是见过世面的科长。他转身盯住小伙子恨恨地说：“你管好你自己，少替我操心！”
人群沉静了下来，有人在轻轻地咕哝：“他不如猫！”我不由得想：陈伯伯，猫是通人性的，可这世上也有不如猫的人，是人又不通人性。
我慢慢退出人群，捕捉老人劫难的前前后后。原来，老人春节前就病倒了，小棚屋四处漏风，全靠他平时在后站台捡来的烂包装木柴生一堆火抵御风寒。大年初一早上，有人看到他到食堂买了些饺子，以后便没有见到他出门，只有缕缕柴烟漫出棚屋。昨晚，老人的被子可能是落到柴灰上了，然而，他已经无力爬起来或者睡沉了没能醒过来，于是被“火葬”了。
我眼前晃动着老人在火海中挣扎又无力起来的情景和沉沉昏睡被火吞没的情景，老人这一劫使我心情非常沉重。我决定立即到丧葬商店买个花圈献给老人。
不断有人与我擦肩而过，纷纷向小棚屋涌去。老人在天之灵若有知，应该听得到人们的议论，应该看到悲鸣不止的大花猫，应该感到安慰！我一边走，一边默默祝祷：
安息吧，陈伯伯！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