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府
中国历史上世袭最长的藩王是靖江王，历经280多年，先后有14位王爷传袭。以前知道靖江藩王府在桂林，但是不知道这王府中曾走出一代中国画圣；以前知道石涛是清初画坛上四大高僧之一，但是不知道这石涛原本应该是靖江王府的第十四位王爷。11月份的桂林，恰逢干旱、少雨，漓江似乎已经不是那么诱人了。那一天，我们行走在城中的一座桥上。桥两边各有一湖，湖畔分别长有榕树和杉树。湖以树命名，称榕湖、杉湖。两湖水相通流经我们行走的桥下。据说，这两个湖原本是护城河的一段，岁月沧桑，现已变化为城中内湖了。站在桥上，抬眼望，但见不远处有一山，孤峯突起，气势陡峭，名独秀峯。靖江王府正位于独秀峯下，于是，我们径直去王府。
王府现为广西师范大学所在地，坐北朝南。延中轴线，前为承运门，中间承运殿是藩王的金銮殿，后为四合院式的寝宫。独秀峯是王府的御花园，围绕主体建筑，亭台楼榭、红墙黄瓦、气势辉煌，好似一座微缩的紫禁城。
这座明代藩王府的故事，说来话长，开篇还得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说起。
朱元璋原名朱重八，16岁那年，家乡接连遭遇旱灾、蝗灾和瘟疫，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父母亲和长兄相继在贫病中死去。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朱重八撇下长嫂和唯一的幼侄朱文正，到当地皇觉寺，做一个打扫庭院的小和尚。没多久，寺里也断了炊，朱重八又被迫四处云游。后来，红巾军发动反元起义，各方豪雄揭竿而起，朱重八投身于郭子兴的旗下。朱重八作战勇敢，机智过人，且又粗通文墨，得到郭子兴的赏识，不仅成为其手下大将，又兼做了郭子兴的乘龙快婿。郭子兴死后，朱元璋取而代之。发迹后的朱重八改名为朱元璋，同时将他朱家的根苗、侄儿朱文正召来身边，“抚如己子”。朱文正随叔父鞍前马后，转战南北，立下赫赫战功，号称“天下第五名将”。朱元璋论功行赏，朱文正升迁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但是，朱文正对这一职务并不满意，他嘴上说，我们是亲骨肉，不计较，心中却生谋反之意，欲投靠朱元璋的对手张士城。朱元璋发现后，原准备将他处死，后经马皇后劝阻，将他软禁起来，终老囚中。
朱文正死后留下一子，尚在年幼中。看着长兄这一族留下的唯一血脉，朱元璋心中酸苦交加。他将这幼儿接入宫中，抚摸着孩子头：“儿无恐，家父不率教，忘昔日之艰难，恣肆凶恶，以贻吾忧。尔他日长大，吾封爵尔，不以尔父废也。尔宜修德励行，盖前人之愆，则不负吾望矣。”朱元璋亲自将这幼儿改名为“守谦”，希望他谦逊为本，永守祖业。他又亲自挑选了儒学大师，教授侄孙和儿子们一起学习儒家经典。
洪武三年，朱元璋首次分封十位亲王。十位亲王中，有九位是朱元璋的儿子，第十位是朱守谦，他唯一的侄孙，封为靖江王，与皇太子平起平坐。分封后，朱元璋派员去桂林查勘，选定独秀峯下，为朱守谦修建靖江王府。朱元璋为靖江王，排定了20个字的班辈，希望王位至少延续20代。王府落成后，朱守谦手捧朱元璋的诏令和祖父的神位牌，来到桂林就藩。临行，洪武皇帝亲自为他送行，一再叮嘱他“慎国边境，翼卫皇室”。朱守谦赴任途中，上表谢恩，朱元璋读罢，不觉泪下沾襟，骨肉之情溢于言表。朱守谦是为靖江王府第一位藩王。
然而，事与愿违。朱守谦幼年丧父，宫中多年寄人篱下的生活，造就了他乖戾的性格。在宫中，有皇帝的管教，他不敢放肆。上任藩王后，他将“修德励行，盖前人之愆”的教诲置之脑后，“不谨宪度，狎比小人，性情乖戾，肆为淫虐”。朱元璋接到地方官员奏疏后，甚为震怒，但念及兄长早逝，对朱守谦“未忍置于法”，只是将其召回南京，加以“戒谕”，废为庶人，贬回凤阳老家，劳动改造，以体验劳动的艰辛和守护江山的不易。经过7年改造，朱守谦似乎幡然醒悟了，朱元璋又下令恢复他的爵位，改镇守云南。临行，赐书戒饬，情真意切。朱守谦上任云南后，仍旧习不改，故态重萌，“豪夺暴敛，号令苛急，军民怨恣”。地方官员的奏疏又一次送到京城。朱无璋无奈，又不忍治其罪，只好将他再次贬居凤阳，后又召回京师加以禁锢。朱守谦31岁死于京师，死后无谥号，也未修王陵。
朱守谦就藩桂林仅三年即被召回。靖王府长期无主居住。朱守谦死后，朱元璋仍怜亲情，对朱守谦长子朱赞仪用心教诲，诏令他周游拜访其它藩国，向各位藩王学习取经。朱赞仪没有辜负期望，他用心习得治国之道。复藩后，“为人恭慎，好学能书，大异其父”。在藩王任上，体恤民情，勤于政务，颇有建树。
朱元璋以一介村夫到大明王朝开国皇帝。他深知，夺取江山难，守住基业是难上加难。因此他煞费苦心教育子孙去励精图治。他管教朱守谦父子的态度和方法，现在回味，也还是挺感动人的。朱元璋希望他的王子王孙、世世代代为大明王朝镇守一方，从而使他开创的基业代代相传。但是，这仅仅是开国皇帝的一厢情愿。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皇城北京天崩地解，三易其主。先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功占大明王朝都城，接着是满清王朝入关问鼎北京。绵延270多年的大明王朝的末日到来了。
清军挥师南下，史可法扬州殉国，江南半壁河山遂向清军洞开。大明唐王乱世中在福州即帝位，为南明武隆皇帝。那一年，靖江王府第十三位王爷朱享嘉在位，他也按捺不住了，在桂林自称“监国”。所谓“监国”，代行皇帝职责。他置清军近逼城下之险不顾，欲率军东下福州，讨伐唐王。结果兵败被擒，押至福州。那一年，监国的儿子朱若极才4岁。一夜间，天翻地覆，他原本可能成为靖江王府第十四王爷，但是，他现在成了逆臣的子嗣，当服诛杀之罪。这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唐王的军队进入靖江王府，搜捕逆臣的亲族，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可是，独独没有抓到未知世事的小王爷朱若极。原来小王爷被一位太监趁乱背出了王府，然后他们乘一叶扁舟逃离了桂林。朱若极就是这样诀别了王府、告别了桂林。往后只有一条路，投奔寺庙。朱元璋曾在寺庙中度过一劫，他当皇帝后，曾下旨，一入佛门，罪孽全消。出家的和尚，官方不予追究。朱若极钻了这个空子，他去全州归隐丛林了。入佛门，朱若极取法名元济，字石涛。从此，朱若极，隐姓埋名了。王府中的王子，永远消失了；一代画圣，横空出世了。
而王府，这座当年朱元璋寄予莫大期望的王府，绵延200多年后，终于在熊熊大火中，在内忧外患中，付之一炬。现仅存承运门、承运殿的台基、雕栏玉砌、云阶王陛以及王城遗址和城墙。
独秀峯无语，它见证了靖江王府兴废的历史。它期盼着那位仓皇出逃的末代王子能够平安归来，故地重游。可是王子永远地消失了。他已转世为一僧人，画坛上的高僧。
（二）画僧
石涛削发为僧，循入空门后，云游四方，足迹达半个中国。从靖江王府地位显赫的王子，转眼间变成了苦头行陀，其落差之大，痛苦之深，是可以想象的。好在，石涛入空门后悟性极好，大自然山水的熏陶，使他感悟到“山即海也，海即山也”，亘古不变的祖宗之法是不存在的，世代相袭的王子王孙也是不可能的。坐禅入定，就能超凡脱俗。于是，石涛潜心于书画，他将王子的身世融入儒释道的博大精深中，共同作用于笔下丹青。在丹青世界中，开创了他的自由王国。
石涛初入丛林，首先与之交游的是山。山是他的朋友，山是他的师长，山是他绘画创作的灵感和源泉。石涛寓居宣城10年，是他绘画生涯中最重要的过渡阶段。10年间，他无数次攀登黄山、庐山、敬亭山，“搜尽奇峰打草稿”。他从山川晦明变化的线条中，对传统笔墨技法有了新的领悟和创造性地把握。同时，他广交师友，虚心学习借鉴，共同切磋画艺。既师古人却不固守绳墨，凭借自己对大自然的领悟和创作个性，对传统绘画技法作扬弃舍取。他完成了从摹仿到形成自己独立创作画风的转变。他的山水画，步入佳境，出神入化。欣赏他的山水画，不仅仅是美感的享受，更能感受到一种意境。我曾读过他的黄山图册，油然感受到画中，似乎有一种气场，感动着你，引领着你走进了远离尘世的深山老林中：群山巍峨，峰峦起伏，白云悠悠，红叶点点，鸟鸣空谷，在水一方；水岸坡地，茂林修竹，有村舍掩映其间；水中扁舟，随波逐流，似有人垂钓其中。这种恬静平淡的寻常百姓的生活，似乎寄托着历尽繁华、返朴归真的石涛无尽的情思。
石涛循入空门而隐于画，但他的心并不寂寞。他不满足闭关坐禅而云游四方。他的脚步不停地走，他的画艺也随他的脚步，走出山林，独步江南。他有出世的资本，也有出世的愿望。这时，他受朋友之邀，欣然来南京，住锡长干寺。他在寺庙内，参禅、吟诗、作画，生活虽然清贫，但比起长期流亡颠簸的日子，已经是相对安居了。南京是他先祖开创基业的旧地，现在依然人文荟萃。石涛以他的身世、才气、画艺很快交识了许多名流，他们中间有文人高士，也有布衣隐士。他们有学问，有操守，因此很快结为情谊笃厚的好友。石涛住锡长干寺期间，多次下扬州。扬州不仅人文荟萃，而且商贾云集，其中不乏琴棋书画，声色犬马。石涛来扬州，主要是卖画。他初试身手，立刻使沉闷保守的扬州画坛为之倾倒。
扬州当时有八大名刹，其中最大、最著名的当数天宁禅院。寺内大雄宝殿两侧各有36间厢房，多用于接待外来游方僧侣和文人墨客来此下榻。那一天，石涛来到天宁禅院。禅院住持早闻石涛画名，但对一介山林画僧名扬江南，心犹不服。他躬身相迎，上一壶香茶，与石涛把盏叙谈。住持问：“扬州景物，法师以为有何特色？”石涛答：“唐人云，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果然如此。”住持微微一笑：“法师所言极是，但扬州缺一景，不知是否注意到。”石涛答：“山。”住持大笑：“法师果真慧眼。可否为寒寺留点墨宝，以补扬州无山之遗憾。”石涛笑而答应。住持拱手谢曰：“不敢多劳，唯大殿两侧厢房，一房一幅。”石涛眉头微微耸动，但还是答应下来了。待石涛走出殿外，才发现他要画72幅画。72幅有关山峰的画，峰峰各异，这分明是天宁寺住持对石涛的考试。石涛心中有数了。他慨然和住持约定：石涛保证一日一幅，72天后，请天宁寺僧和扬州画坛诸家来寺院指教。
石涛早年入丛林，十年与山为友，胸中自有万水千山。住持所难，正好为他提供一展身手的机会。待到第73天，清晨，天宁寺外早已汇集许多人来。他们发现，寺内寺外，晨雾缭绕，如山岚飘荡，这是以前从没见过的。进入寺内，但闻飞流瀑布之声不绝于耳。可是，放眼寺内，景物依旧，别无所有。四处寻觅，终于发现这一切均来自大雄宝殿两侧的厢房，来自厢房中石涛的画。72间厢房中有72座不同的山峰，山岚之气汇为晨雾，山谷溪流汇成飞瀑之声。住持目瞪口呆，喃喃自语：“法师真是神来之笔”。扬州画坛终于臣服了这位画僧。这个故事是传说，传说自然免不了夸张，但它应该是有依据的。其依据当然是石涛在江南画坛上的影响。此时，他在扬州人的心目中，应该是一位画仙了。
石涛在江南的影响，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康熙皇帝南下，先后两次在南京和扬州召见石涛，多有抚慰。迎驾后的石涛，萌动着更大的出世愿望。他北上京师，“欲向皇家问赏心，好从宝绘论知遇”。然而，在京城皇家之地，他的政治美梦破灭了。好在他能够在北国壮美山川的游览中，迅速淡定禅心，潜心画艺，融南北画风为一体，使他的画艺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京师三年后，石涛回到扬州。他在扬州临溪水畔建“大涤堂”，自号“大涤子”。他洗涤自身的灵魂，大彻大悟了，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命中注定就是一位画僧。在丹青世界中，是否有自己的自由王国，还需继续造化。石涛以他毕生探索中国山水绘画技艺的实践，以他天才过人的学识，用禅学思想，总结了他的绘画理论，为后人留下一部“苦瓜和尚画语录”。画语录阐述了山水画创作与大自然的关系，“画从于心”，“心师自然”，强调画家要“借古开今”，“我用我法”，在大自然的山水中“搜尽奇峰打草稿”，创造自己的艺术意境。他以“一画”命题，主张“借笔墨写天地而陶咏于我”，从而把山水画理论上升到禅学、哲学的高度。《苦瓜和尚画语录》在南北画坛流传开后，引起宫廷画苑传统画派的强烈震撼，他们派出画苑大师来扬州与石涛切磋辩论。大师问：“山人画语录中说‘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不知何解？”石涛答：“此意便是我从山川得其画，山川从我画中来。”大师指指堂中石涛的画，又指指堂外的乱石堆反诰道：“请问山人，山川能从你这画里出来吗？”石涛笑而应答：“当然可以。”不久，石涛在扬州用石头逾万，堆砌了一座精巧的“万石园”。入园，使人有误入深山之感。大师看后，仍不服气，继续与石涛理论：“按山人‘一画’之论，亿万笔墨始于一画。今山人以万石造园，不算本事，如能以片石造园，才能令我等佩服。”石涛沉吟道：“那就试试看吧。”石涛带领匠人，以片石倚墙，堆砌假山，假山俯临水池，奇峭逼人，下有石屋，浑然一体，成园林之趣。石涛将其命名为“片石山房”。大师见后，终哑口无言。如今在扬州，万石园虽已不复存在，但“片石山房”仍在何园中。游何园，听故事，对石涛不由地增添了一分仰慕之情。
石涛后来终老于扬州，葬于平山堂后山他自己选中的墓室。深山月明，画僧飘然而去，荒草凄凄，坟墓早已不可寻找。然而，画僧遗世独立，画风长存，一部《苦瓜和尚画语录》被后人公认为画坛经典。他身后，走来了“扬州八怪”，再往后，是齐白石领军的一代。齐白石有诗道：“下笔谁叫泣鬼神，二千余年只斯僧。焚香愿下师天拜，昨夜挥毫梦见君。”齐白石是当代画坛巨匠，他对石涛如此景仰、倾倒，画僧可以无憾了。
（三）遗民
清初画坛四大高僧中，有两位是大明王室的遗民。其中八大山人对清政权采取终身不合作态度。而石涛则因两次迎驾清朝皇帝而饱受非议。
中国数千年朝代更替的刀光剑影中，产生了许许多多国破家亡的前朝遗民。这些遗民中，有些是因为怀念故国，采取与新朝不合作的态度；有些则是坚守一种价值信念，道德操守，与新朝进行激烈的对抗。这其中，文人儒生又承受了更多的担当，演绎了许多光耀千古的故事，构成了一种“遗民”悲壮的文化美感。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遗民之星当数伯夷和叔齐。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国最权贵的两位小王爷。他俩相互谦让国君的宝座。为逃避权力，先后来到周国。孤竹国原是商王朝的一个封国，当他俩到周国后发现，商王朝即将走向穷途末路，因为周国讨伐商纣王的战车已经发动。面对浩浩荡荡的车马军阵，兄弟二人拦马相谏。谏无效，战争顺利终结。伯夷、叔齐闻商纣已灭，天下归周后，仰天嚎啕，哭罢，他们逃入首阳山隐居。在山中，兄弟俩采薇菜果腹，下决心不食周粟。有好事者嘲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薇也属周，言之有理。兄弟俩无可逃于天地间，又不识时务，剩下只有饿死一条路了。终于，草木葱茏的首阳山上，多了两具空腹的尸首。“遗民”文化的史册中，留下了一个“不食周粟”的经典。
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王朝的更替走到了尽头。末世黄昏中的遗民也终于发出了最绚丽的光彩。他们中的一部分，继续保持着传统遗民的特质，与前朝进行殊死的抗争。而他们中的另一部分，则在坚守不入朝为仕的道德前提下，积极主动参与新朝的社会活动、经济文化活动。虽不出仕，但可用世，是他们对遗民内涵的诠释。八大山人和石涛同为明王朝的皇室宗亲，后为避世转入丛林，同时成为当时著名的画僧。他俩对清王朝的取舍，他俩的入世态度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代表了当时遗民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八大山人原名朱耷，属明王朝南昌宁王朱权这一宗支。19岁那年，国破了，家亡了，他王子王孙的贵胄生活也结束了。清军入关后，挥师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日”所到之处，大开杀戒，尤其是不放过明王朝宗室后裔。朱耷为躲避血光之灾，逃离南昌，在屠刀和剃刀之间，他选择了“削发为僧”，归入山林，从此朱耷死了，八大山人问世了。生长于王室中的八大山人，虽然在诗书画印方面都很有功底，但他期盼的立身之本仍然是通过科举考试的道路来效力朝廷，实现自身价值。明朝《国典》规定，皇室人员如参加科举考试，就必须最先放弃爵位，以民籍身份参加。朱耷按国典规定，参加了考试，首开宗室王孙中的先河，为此赢得一片赞誉，然而，国破家亡之后，他的理想幻灭了。他只能在一堵梵墙之内埋头于书画之技，他将和新政权势不两立的仇恨倾泻在笔下的丹青中。八大山人笔下的山水是荒山、孤桥、秃树，山河蒙羞的意境中，极少有行人和飞鸟。他画的人，白眼向上，欲哭似笑；他画的鱼，腹鼓而气胀；他画的鸟，孤足耸立在东倒西歪的秃树上，方目怒睁，眼珠顶到了眼框边，从不向人间抛媚眼。画中落款八大山人，他将这四个字连笔草行，看上去，分明是“哭之笑之”。他仇恨新朝，但只能画，不敢说，“横涂竖抹千万幅，墨点无多泪点多”。他在归隐青灯道观的寂寞中，在寄意山水花鸟的沉郁中，以孤独苍劲的生命才情，用简朴、夸张、变形的水墨大写意，开创了中国画艺术的新境界。他最终在饥寒交迫中，病逝于草堂。他以这样的一种道德操守为他眷念的王朝，唱一曲无声的挽歌。他终全晚节，虽然泣血，但不是绝唱。
同为前朝遗民，同为隐居丛林的画僧，石涛早期对清王朝同样是充满仇恨和无奈“有时豁然长啸，有时戚然长鸣”。后来，眼见清王朝统治日趋稳固，尤其是康熙皇帝执政后，修明史，参拜明孝陵，对知识分子改以安抚政策，大批汉人已参与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清廷作为中华共主的身份已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这时，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作为前朝的一个著名遗民，他竟在康熙南巡江南时，两次主动迎驾，一时引起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人痛骂他丧失名节，有人则为他开脱，说他迎驾，是被迫的，是违心的。事实并非如此，石涛主动积极，他对皇帝心存仰慕感激之情跃然于他的诗歌中，“甲子长干新接驾，即今已巳路当先。圣聪勿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自愧羚羊无挂角，那能音吼说真传。神龙首尾光千焰，云拥祥云天际边。”甲子，即康熙二十三年他在南京一枝寺第一次见到皇帝。己巳，即康熙二十八年，他在扬州平山堂第二次见到皇帝。五年后，皇帝不仅记住了他的法名，而且对他赞赏有加。一个草野，一个神龙，天涯咫尺，各有所需。圣君对画僧优礼有加，不仅仅是他的画卷、禅学，更重要的是他的出身和在江南士民中的影响。而画僧由山林出江湖，他入世的心情也非常迫切。第二次迎驾后，他刻“臣僧元济”印，北上京城。然而，京师三年，皇帝再也没有召见他了。好在画僧自有他出世的底线，他广交朝中喜爱文墨的高层人物，欣赏到他们收藏的许多唐、宋、元书画真迹，他游历北国名山大川，结识许多南北名流。他虽然没有见到皇帝、受到新王朝的重用，但是他的绘画艺术和风格进入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的境界。三年后，画僧飘然返回扬州。
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权更替、国破家亡过程中的前朝遗民，政治上要保留一种姿态，道德上要坚守一种操守，这使他们常常处于一种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封建社会的国与家，在君王眼里，完全是一个概念。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就是大家长，爱国忠君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这种家国观念、皇权意识，贯穿于国人从儿童的启蒙教育到士子科举致仕考试的全过程，深深地扎根在他们的心灵中。悲壮深沉的遗民情绪，皆源自于这种封建伦理教育纲常。然而，对国家和君王的认识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认为：“国家乃人民之事业，而人民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和画僧同时代的思想家黄宗曦大声疾呼：“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遗憾的是这种思想观念，在明末清初并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而八大山人和石涛仅仅是背负着遗民枷锁的画僧，他们不是思想家，对他们不能有过多政治上、思想上的苛求。比较而言，石涛入世的思想和行为比起八大山人要积极通达。因此，他受到较多的非议，也受到一些善良的开脱。其实，这些都不重要，僧人“有缘即往无缘去，一任清风送白云”。石涛，自有石涛的活法，他没有去认真思考，而是在一种下意识的随缘中，走出了“遗民”的围城。
走出遗民围城的石涛，后来一直没有故地重游。终年守护王府的独秀峯从此也再没有见到当年的那位王子。几百年后，我们走进王府，攀登独秀峯，登临送目，放眼远眺，“幸运”两个字油然浮上心头。走出王府的石涛是幸运的。留在王府，充其量是一位昙花一现的平庸王爷。走出王府，他成了名留史册的画圣。
走进王府的我辈也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早已知道，国家的可爱，以及对国家的忠诚，不是因为他的君王姓什么，而是人民的取舍。游王府，听故事，感叹之中，我们感到幸运。因为我们从此不会再有遗民的那种沉重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