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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日本文化

日本文字——假名

10世纪前后,日本在汉字基础上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假名。枟古今和歌集枠的问世标志着假名作为一种正式文字,已获得官方的认可;但实际上,假名的地位远低于汉字。纪贯之用假名写的枟土佐日记枠是以女子的口吻写的:“男人所写的日记,女人亦欲一试。”此外,枟古今和歌集枠有真名(汉字)和假名两序,也反映出汉字与假名(中国文化与国风文化)的消长。平安中、后期,假名文学日趋丰富,有枟竹取物语枠、枟源氏物语枠、枟土佐日记枠和枟枕草子枠等。综观平安时代(794—1192年),在宗教、政治领域,汉字仍具权威地位;但在文学、实用领域,假名已后来居上。

神道教

从日本原始宗教发展而来,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5—6世纪,儒家学说与佛教相继传入日本,吸收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宗教体系。神道教信仰多神,号称有80万、800万、1500万尊神,特别崇拜太阳神——皇祖神天照大神。神道教的主神——天照大神是位女神,大约与起源于女性崇拜时代有关;最初形成于公元前3到2世纪弥生文化时代,水稻种植和铁器开始使用,农耕出现,神道教产生;慑服于自然力,将其尊为神;对一些物件镜、剑等,也尊为神圣的东西;对家长、氏族首领也尊为神。大化改新时,中大兄皇子与群臣在大槻树下,与天神、地祇结盟,祭祀逐渐国家化、规范化。天照大神作为日本民族的祖神,日本民族称自己为“天孙民族”,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和人间代表,祭祀地称为神社或神宫。明治维新前,神依附于佛教,二者结合;把许多神解释为佛和菩萨的化身。如天照大神就是大日如来的化身,为拯救日本民众而降生日本列岛,化为本地的神。平安时代,神、佛完全融合在一起。

德川后期,依据枟古事记枠、枟日本书记枠等古代典籍的神道教义,它反对神道教依附儒、佛,并利用部分儒佛学说和西方某些神学思想来解释神道教教义。他们鼓吹以日本为中心,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世界秩序。明治维新后,实行“神佛分离”,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民间宗教。

日本佛教

佛教自公元6世纪传入日本。关于佛教传入,日本史学界一般认为是自钦明天皇七年(538年)百济圣明王赠送佛像、经文为正式传入之始。但在此之前,即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年),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于当年二月入朝,在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结草堂,“安置本尊,皈依礼拜”。这是日本传入佛教的最早记载。而司马达止,据枟元亨释书枠说他是中国南朝梁人,这说明,民间传入佛教,始于中国移民。

佛教的传入,立即在日本引起政治和宗教上的反响。佛教成了对依靠传统信仰建立起权威的一些家族的一大威胁,于是因袭的家族矛盾结合对待这个新信仰的态度,而形成了达数十年之久的苏我氏、中臣氏、物部氏三个联盟之间的斗争。中臣氏原是掌管祭祀的;物部氏是掌管军事的,代表比较保守的势力;而苏我氏原是掌财政的,它代表一种新兴的力量。587年,苏我氏在宫廷斗争中取得胜利,从而保证了佛教的被接受。在圣德太子摄政期间(593—622年),佛教在日本更有长足的发展,圣德太子大力弘扬佛教,他曾主讲和注释过枟三经义疏枠,并耗用大量经费建造法兴寺、四天王寺、法隆寺、中宫寺、法轮寺等许多结构复杂、宏大壮观的寺院。这些寺院的建筑风格和造型艺术体现了中国文化所施予的影响。

在遣唐使时期,更是佛教在日本传布的高潮期。据日本有关学者的研究,来唐的学问僧往往超过留学生的人数,约为留学生的3倍半以上。学问僧来唐的主要目的是寻求佛法,因此,他们遍访寺院,拜求名师,参加各种佛事活动,抄写、求购经卷、佛画、佛具等佛教经典器具,当然,他们也带回一些儒家经书、文集。他们最大的业绩是向日本介绍唐朝佛教的各个宗派,并在日本建立起相应的派别。如最澄建立“天台宗”,空海开创“真言宗”,道昭传“法相宗”,中国僧人鉴真传的“律宗”,高丽僧人慧灌传“三论宗”,后来日本僧人智威、道慈等又入唐学三论学说,回国传布;以及新罗僧人审详所传的“华严宗”,是为所谓“大乘六宗”。

佛教传入日本后,经过日本本国的僧侣和信众的吸收、融化,逐渐成为日本本土的宗教。到了镰仓幕府时期,产生了一些带有民族特色的新的宗派——净土宗、真宗、时宗、日莲宗等和在12、13世纪从中国传入禅宗的两个流派——临济宗、曹洞宗,加上原来在日本极为流行的天台宗、真言宗,形成了日本佛教的基本格局。

镰仓时期以来产生的新佛教约可分为三个系统:净土宗系,日莲法华系,禅宗系。

1畅 净土宗系,包括净土宗、真宗和时宗。净土宗源自中国,说人死后,可往生阿弥陀西方净土而故名,以唐代善导枟观无量寿经疏枠等为信仰依据。由镰仓时代的日僧源空创立。认为念颂阿弥陀佛可以消罪,往生净土,并认为念佛次数越多越好。真宗即净土真宗,由源空的弟子亲鸾所创。主张往生西方阿弥陀净土主要靠对于弥陀“本愿力”的绝对信心,与念佛的次数甚至个人行为的善恶均无关,特别强调内心的坚定信仰。其戒律允许僧侣娶妻食肉(这一宗派颇类似于基督新教,尤其与路德宗有些共同点)。时宗由日僧一遍所创,要求信徒忘掉自我,无休止地念佛,任声念佛,并要求弟子到各地游行劝化。

2畅 日莲法华系,即日莲宗。因日莲宗以枟法华经枠为主要经典,所以后世将日莲宗的派系称为日莲法华系。该宗系由原日本天台宗僧人日莲所创,特别强调枟法华经枠及其题目“妙法莲华经”的功德。提出独特的“三大秘法”:一为本门本尊,即“妙法莲华经”题目和绘有“天部诸尊”的十界互具的“曼荼罗”;二为本门题目,即“妙华法莲经”,此为枟法华经枠本门的精华,口唱题目即是皈依本尊,可使身、口、意三业清净;三为本门戒坛,题目即戒体,口唱题目即为受大乘戒。实际上,日莲宗主张只要口唱“南无妙法莲华经”,就能达到枟法华经枠中所说的佛的一切“因行果德”,就能成佛,经题是经中一切内容的最完备的概括。

3畅 禅宗系,包括临济宗、曹洞宗。禅宗在中国的盛行,中国学者胡适称之为“中国佛教的革命运动”。他说:“禅宗革命是中国佛教内部的一种革命运动,代表着他的时代思潮,代表8世纪到9世纪这百多年来佛教思想慢慢演变为简单化、中国化的一个革命思想”,“这是中国佛教中革新运动所成就的一种宗教,叫做禅宗”。胡适认为这是慧能、神会以“顿悟”替代“渐悟”的一场革新运动,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用苦修,也不必坐禅。

日本的禅宗即传自南宗的所谓“禅门五家”(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临济宗和沩仰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12—13世纪,日僧荣西、道元分别将这两宗传入日本。

中国学者杨曾文对中日两国佛教作了比较,并归纳出日本佛教的几个特点:

(1)强烈的佛法护国的观念。天皇、贵族认为信奉佛教可以“镇护国家”、“积福灭灾”,主张佛教与国家密切结合。

(2)神佛同体和一致论。认为佛是日本原有神灵的本体,而日本神灵是佛和菩萨的化身,是佛教的保护神。在很长时期,佛教与神道教同样受到信仰,并且神道教依附于佛教。

(3)鲜明的宗派意识。日本各宗有严格的传承世系、传法中心、组织系统和土地财产,一些大的寺院还拥有僧兵,因此各宗派意识严重。

(4)盛行念佛与唱题。日本净土宗、真宗和日莲宗发展壮大迅速。它们没有深奥的哲学论证,而是强调主观信仰,或提倡口称念佛,或提倡对他力本愿的信仰,或提倡口颂“南无妙法莲华经”题目。修行方法简单,容易受到武士和下层民众的信奉。净土信仰也影响日本的其他宗派。

(5)世俗化倾向突出。镰仓以后的新佛教一般不强调固守传统戒律。净土宗主张恶人也可以通过念佛往生西方净土;真宗提倡“信心为本”,僧侣过着非僧非俗的生活;日莲宗说恶人诵念“南无妙法莲华经”也可成佛;禅宗则主张“即事而真”,即生活日用均是道,这都促使佛教的世俗化。以上诸条基本上归纳了日本佛教的特征及其民族性。

武士道

日本武士的封建道德观念,始于镰仓幕府时期,反映了幕府与武士的封建主从关系,同由中国传入的儒学与禅宗相结合,形成一套要求武士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引以为自己的特权,名之为“弓马之道”(“武士道”一词到18世纪才开始使用)。以佐贺藩武士山本常朝口述的枟叶隐论语枠(1716年)为其代表作。武士高于一切的义务是护卫自己的主君和为其雪耻报仇,为此目的可以牺牲本人以至全家的生命;武士容不得名节受到些许玷污,一旦名誉受损,而又别无他途可以洗清时,就应切腹自杀。武士重友情而轻儿女私情,视爱情为文雅的游戏(这一点或许是深受中国儒家学说影响的结果)。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专以打斗、聚赌为生。在德川幕府时期,武士是士、农、工、商四民之首,他们有权参与政治,携带武器,甚至可以任意砍杀触犯他的低阶层的人,并且常以乞丐作为对象来试其新刀。但武士仍以遵循武士道精神为其行事的原则,武士道对他们的约束远在法律之上。它讲究忠君守义、重名轻死、崇尚勇武、廉耻守信和坚毅不拔等。武士轻视物质享受,拒绝金钱借贷;信守诺言,见义勇为,爱打抱不平;他们忍受艰苦,任劳任怨;他们的妻妾也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以其夫战死沙场为荣。

武士道的最高境界是切腹自杀,由于这种风气盛行,本来是武士所期望的最高荣誉,以至于一般武士也视之为常事。倘若贵族被判死刑,往往要求天皇特许,允其用随身携带的刀切腹自杀。如果武士的主人冒犯了他,武士将毫不犹豫地在主人家门前切腹自杀。幕府将军也常常命令报私仇的武士切腹自杀。

茶道

畿内茶农为进行茶叶评赛活动而形成的茶集会。这种集会又发展为许多人品尝茶叶的娱乐,并形成礼法;武士和贵族间还有以品尝各地茶叶来进行赌博的“斗茶”娱乐。室町幕府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曾邀请“茶道之祖”村田珠光开展“佗茶”活动。“佗”,为“静寂、悠闲”之意。因此,这种活动即是“幽静的茶会”。与会者边品茶,边闲谈,以达到修身养性、心灵净化的效果。

茶自奈良朝(710—794年)就已传往日本,但专供药用。平安朝(794—1192年)初期,在贵族上层不乏嗜茶者,然而还不够普及。我国宋朝饮茶盛行,日本僧人荣西自中土带回茶种,种植在肥前的背振山上,并著有枟吃茶养生记枠二卷。建宝二年(1214年),镰仓将军源实朝患病,荣西献上茶一盏及“所誉茶德之书”(疑即是枟吃茶养生记枠)作良药。说明镰仓初期,茶仍供药用,不太流行。日本吃茶风气先流行于禅僧之间,然后渐至民间。茶道中的“茶禅一味”之说,即体现了茶与禅的关系。

日本茶道将日常生活与宗教、哲学、伦理学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15世纪末,村田珠光吸收了禅院茶礼,创立具有禅理的茶道,后经武野绍鸥等人加以完善。16世纪末,千利休(有“茶圣”之誉)继承和汲取了历代茶道精神,创立了日本正宗茶道,他是茶道集大成者。茶道成为表现日本人审美情趣和道德观念的文化艺术活动。

茶道有繁琐的规程:茶叶要碾得精细,茶具要擦得干净,插花要根据季节和来宾的名望、地位、辈分、年龄与文化教养来选取。茶室分设主、客人入口,门挂竹帘,地铺榻榻米,茶室正中放茶炉(炭炉)、水坛和各种茶具;墙上挂着名画和书法等。主人身穿素雅和服,客人也宜穿淡雅和服,不戴手表、首饰,不喷洒香水。主人将煮好的茶双手依次捧给客人饮用。主持人动作要规范,既要有舞蹈般的节奏感和飘逸感,又要准确到位。客人饮茶后,欣赏茶碗、茶具,并向主人致谢。不少茶道家即是僧侣。茶道也具有禅理意味,他们重视内观内省、自我修养,其真谛在于悟禅的妙趣。所谓“移山川景色于一室,感四季变化;听釜音松风,熔化世上念虑;注构涧水,除心中尘埃;主客相敬相和”。故茶道是培养文化修养,包括插花、料理、闻香等生活美学艺术,社交游艺和政治、经济联系的沙龙。1587年,丰臣秀吉曾主持召开北野大茶会,可谓是规模最大的茶道活动了。

花道

花道源于佛前供花。平安时期,尤其到了镰仓时期,发展为“立花”,摆脱了佛教色彩,成为一门审美艺术。及至室町时代,京都六角堂的“池坊流”一枝独秀,为花道的发展贡献颇大。从室町时代末期起,随着茶道的兴起,它逐渐发展为“生花”(“花道”一词出自明治以后)。花道是把截取的树木、花草的枝叶、花朵按一定的要求插入花瓶或器皿中的一种插花艺术。许多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的妇女喜爱花道,通过插花,重视自然的容姿风采。学习花道,既可陶冶情操,又美化了环境和生活。

绘画与日本民间文艺

随着佛教的传入,日本的建筑、雕塑、绘画等都有所发展。开始时,建筑、雕塑均反映出唐朝的影响,而绘画则有日本特色的“大和绘”——主要是反映贵族阶层的风俗情趣。日本学者把奈良文化称为“唐风文化”,而把平安文化称为“国风文化”,这形象地揭示了其内含的文化特征。奈良文化是直接吸取唐朝文化的精粹而繁荣的,平安文化是在消化唐朝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独具民族风格的新文化。所以,建筑、雕塑正反映了奈良文化特征,而绘画则是平安文化的风貌。

镰仓时期的建筑、雕刻、绘画等艺术,是佛教创新和复兴的充分体现。建筑受宋朝的不同风格影响;与佛教建筑相适应的雕刻艺术也相当繁荣;绘画则以称为“似绘”的肖像画最为突出,有神护寺所藏的源赖朝、平重盛等画像,还出现了描绘精细并兼有书法的长篇绘画,有表现宗教教化的枟信贵山缘起枠、枟法然上人绘传枠,也有反映武士和群众生活的枟蒙古袭来绘词枠等。室町文化是镰仓时代兴起的武家文化的继续与发展。宋元画风随禅宗的传入,水墨画也盛行起来,其代表人物是有“画圣”之称的雪舟。

镰仓时期开始形成的武家文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普及到民间,成为大众文化。文化的大众化和地方化是武家文化的重要特点。镰仓末期,流行于贵族间的连歌——两人联合歌咏和歌的上、下两句而合为一首的娱乐。由于武士和大众爱好,发展成50句、100句的联句,并脱离和歌而独立。连歌文艺是一种集体创作活动,与民众集会、祭神活动等有关。与连歌相仿的民间文艺还有深受大众喜爱的枟御伽草子枠,它是一种将鸟兽、虫鱼、草木拟人化,描写滑稽、恋爱故事的短篇小说,语言生动、通俗易懂,富于浓郁的生活气息。

民间文艺创作中,成就最大的是“能乐”和“狂言”。“能乐”是使用假面具(“能面”),以歌谣、舞蹈伴奏,并配以谣曲的演出,具有戏剧的因素。在“能乐”剧演出歇幕时,穿插演出以讽刺和批判统治阶级的愚蠢、揭露社会中的矛盾为内容的“狂言”,是日本最初的道白剧。台词使用日常语言,有生动活泼的表演形式。“能乐”与“狂言”为江户时期的歌舞伎、净琉璃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兰学与江户文化

16世纪中叶到江户初期,西方文化由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天主教传教士(耶稣会士沙勿略在1549年抵日本传教)传入,称“南蛮文化”,1639年锁国后西方文化与天主教一起遭禁。1720年,将军德川吉宗提倡实学,允许输入与天主教无关的荷兰文书籍。兰学兴起,从医学扩大到欧洲近代自然科学,共有兰学译者100多人,译书约500部。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曾遭幕府镇压。1853年开国后,兴起了包括兰学在内的西洋学(后称“洋学”),研究范围也扩大到人文学科。于是出现了儒学、洋学和国学的大冲撞、大汇合,为明治维新的发动打下了基础。于是,日本从向中国文明学习转为向西方文明学习、吸收,并给日本民族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江户时代的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诗歌方面,松尾巴蕉的枟俳谐七部集枠,自然闲寂,高雅脱俗,在艺术精神与大众的平易性之间保持一种巧妙的均衡。小说方面,以反映市民生活的通俗小说居多,时称枟浮世草子枠,其中枟好色一代男枠、枟好色一代女枠、枟好色五女人枠和枟日本永代藏枠等均属日本文学名著。戏剧方面,出现了新的戏剧——人形净琉璃。这是木偶和净琉璃乐曲(15世纪时,琵琶法师创始的说唱故事中的乐曲)相结合的戏剧。大坂郊外农民出身的竹本义太夫为最卓越的净琉璃艺人。他创作了富有表现力的净琉璃新乐谱,称“义太夫节”,风行全国。竹本义太夫所演出的剧本,多数为近松门左卫门所著;近松门左卫门一生写有110篇净琉璃、28篇歌舞伎剧本,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歌舞伎源出于德川家康时期,出云国歌女阿国以舞蹈为主的演出,后来发展为主要用动作和道白技巧表达有趣情节的戏剧。江户的市川团十郎、京都的坂田藤十郎是当时最有名的演员,有“空前绝后的名演员”之誉。对歌舞伎起革新和推动作用的是鹤屋南北,他的剧本是反映江户文化的一面镜子。

美术方面,江户初期已流行的风俗画,到17世纪后半期,在风格和内容上都有重大变化。菱川师宣开创新画风,并用木版印刷,称为“浮世绘版画”。喜多川歌麻吕采用“大面部”特写式描绘城市妇女多彩风姿的生活形象,称为“美女大头绘”;他的代表作枟吹棒瓶的姑娘枠,反映出其画风已受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艺术家的影响。葛饰北斋、安藤广重等人,开拓了浮世绘风景画。葛饰北斋有枟富岳三十六景枠、枟江户名胜百景枠等名作。16世纪以后西洋画的传入,造就了一批洋画家。司马江汉为日本洋画的创始人,他的画风具有善于把处理空间层次的东方山水画与准确把握透视关系的西洋画相结合的特点。

近现代文明发展的突出标志——科学革命

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6—18世纪,表现为系统化的实验科学,形成了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体系。狭义的“科学革命”指的就是这一阶段科学的巨大进步。19世纪进入第二阶段,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形成。它表现为从经验科学转向理论科学,转向对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探讨。19世纪末以后,科学发展掀起新的革命。自然科学的研究深入到微观世界和物体的高速运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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