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二时，班里有个男孩子，总是穿着干净的衬衣，洁白的球鞋，出现在我放学的路上。我总是漠视他的存在，我恨爱情，从来也不看那些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直到有一天，他拦住了我，说，“你有太多你这个年龄不该有的沉重。”我冷漠地走过去，从小学到现在，我没有过朋友，我也不想有朋友，几乎从来不和任何人说话。但他还是不懈地努力，他给我递小纸条，上面有稚嫩的话语：“我这次考试一定要超过你。”心底有一点温暖的感觉，可转瞬间就被那种惧怕的严寒、那种多年来对嘲笑的隐忍所取代。
很快就有了关于我和他的流言。
班里喜欢他的女孩子很多，他的一举一动逃不过她们尖锐的眼睛。流言甚至传到了他母亲的耳朵里。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穿着得体的中年妇女在一个下午的自修课找到了我，她拖过她的儿子，开始声泪俱下地指着我告诉她儿子，我有怎样的身世，我没有注意去听，我只是微笑着望着那个男孩子，看他脸上的惊惧和恐慌。后来，她尖利的嗓子里冒出只言片语钻进了我的耳朵，她说：“她是杀人犯和‘狐狸精’的女儿，你看看这个小狐狸精，跟她妈一样会迷惑男人，是个害人精。”我忽然想起我的母亲，她没有多少文化，她过早地被世俗的眼睛压弯了腰，我想起无数个不眠之夜里她蒙着被子偷偷啜泣。我微笑而倔强地向眼前这个中年女人高昂起我的头，坚定而高声地说“闭上你的臭嘴，无赖！”然后，在一片惊愕的目光和死一般的沉寂中，我抽出书包，走出了教室。
那天我在公园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泪水流淌了一个下午。第二天去学校，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老师点名要我出去，要我为昨天的事道歉，我用冷淡而凶狠的眼光盯视着年轻的女老师，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男孩儿很自然地被转到了另外一个班，我再见到他时，眼前仿佛一片透明，淡然地走过去。
黄昏的时候，我从学校回到家里，母亲一脸憔悴。大姨坐在她的身旁轻声地说“每天早上到小学门口卖早点，也是个办法。”母亲所在的纺织厂效益越来越差，她率先下了岗。我关上门，走进自己的房间，咬紧了嘴唇，脱去身上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凝视着镜中被压抑的青春。我对自己说，你是学校里最贫穷的女生，但你是最坚强的。然后，我穿上衣服，打开门走出去，对母亲和大姨说：“我不上学了。”
母亲惊异地抬起头来，我们第一次如此郑重地对视彼此，我知道我的眼里满是仇恨。她说：“你一定要上学，要考大学，我不能对不起你父亲。”
我咬紧牙，冷笑着说：“你已经对不起他了，又何妨这一次？”
她颓然地倒下，眼睛里满是绝望。像冬天里的最寒冷的冰刺过心脏，我感到心很疼。大姨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抱着我哭。反复说着什么。我麻木地推开她，走进我的房间。我想：也许考上大学是能永远离开这个小城和记忆的唯一途径。
我继续上学。母亲每天早上4点半起来，做好早点，然后推着车子去离家最远的城南小学，她认为那里也许没有人能认出她。她的腰始终弯着，她的头发花白，在风中零乱地绽放。
火热的7月结束了高考。我考取了一所离家千里之外的重点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母亲在饭桌上破天荒地摆了一瓶酒，她把一个布包塞到我手里，喃喃地说：“里面是1800元，教完学费剩下的就当生活费，钱不够了妈再给你寄。”
她仰头喝下一杯酒，又说：“毕业以后别回来了，在大城市里好好工作，好好生活，这些年你没少受气，这下可好了，总算出头了。”她的眼角泛起泪花，开始絮絮叨叨地自言自语。我打开那个厚厚的一层裹一层的布包，里面全是五元、一元、五角的小票，我的眼泪怔怔地掉下来。
“在法庭上，为什么不说爸爸是失手杀人？”我终于打破了母亲和我之间最后一道防线。
她顷刻之间衰老，她的眼睛透着绝望似乎在说：“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这样问我。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也不愿意这样的结果，可是你爸爸确实杀了人。”
“他只是杀了他该杀的人。”我冷淡地说。
她捂着脸哭了，说：“你不懂的，你不懂的……”是的，我的确不懂，如果那是你所谓至死不渝的爱情，那么为什么要有我的存在来承担它结出的苦果？
开学那天，我是全系唯一一个没有家长来送的学生。送别那天母亲的话语再一次在耳边响起，她说：“妈给你丢了人，你自己拿好钱，路上别相信不认识的人，到了就给你大姨妈打电话。”火车开动时我没有哭，就那样看着母亲瘦弱的身影一直追逐着火车，直到被火车甩在了远方那个恶梦般的小城里。
大学生活并没有使我改变太多，我依然是那个学习最好的女生。也依然是那个冷漠孤僻的少女。生活中仅有的不同是，许多女孩在这样缤纷的花季里，都在品味爱情的幸与不幸，而我，拒绝了这样那样的男孩儿，在周围做着各种各样的钟点工或者家教，因为我怎样也无法抹去，每一个清晨，母亲那在风中零乱的花白的头发和那佝偻的背影。
我从未给母亲写过一封信，她也如此，但是会定期寄钱来。我把所有她寄来的钱都存起来。接到汇款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星期不去吃早饭，我怕想起她在风中蹒跚的脚步。有时不去自修的夜里，我一个人孤单地坐在空荡荡的操场上问自己，你真的那么恨她——你的母亲，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父亲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模糊了，对我而言，他是一个陌生人，一个不负责任抛下我的人，一个让我年少时仇恨母亲，敌视一切的人。而现在我长大了，也变得更加疲倦，只想平淡地生活，我知道从背上鄙弃的那一天起，我就选择了坚强，可是，多年来太多的坚强让我疲惫。有时我也想，如果在举刀的那一霎那，他更多的想到的是他的女儿，那么，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假期里找到了好几份工作，打电话给大姨妈说不回去了，一来节省车费，二来在这里打工挣来年的学费。大姨妈在电话里沉郁地说：“你妈她想你想得要命，天天都哭，哭的眼睛快看不见了，你还是回来看看吧，车费大姨妈给你。”
我在电话的一端咬紧嘴唇，尽量要自己相信这只是别人的一个故事。我最后还是说不回去了，并且叫她转告母亲不要再寄钱给我，我做两份家教生活费足够了，那天夜里，我在梦里见到了母亲。
梦里我绝望地挣扎在海里，母亲在彼岸，在海的另一边，清晰而遥远。
开学后两个月，我接到大姨妈的电话，她哭着说：“快回来吧，你妈快不行了。”我脑海瞬间空白，跌跌撞撞地冲出去，像一只断了翅膀的蝴蝶。
窗外的景物不断地被甩向身后，火车狂奔而我却仍然觉得它太慢。大姨说：“你妈妈卖完早点后，推着车子回家，在拐弯处让一辆开得太快的车给撞了。医生说失血太多恐怕没救了，你妈妈要见你最后一面，她硬撑着哪，你快回来，你快回来……”我的眼泪泛滥成海，可是我想不起她的样子，她年轻时的美丽温柔，她对待鄙视的坚强容忍，她被贫穷和轻蔑压得满是皱纹的容颜，这一切，都将成为永久的记忆吗？
可是，可是我居然一直没有原谅她。我的心被撕裂开来了，原来，我早就不再恨她，是的，我是爱她的，如同她深爱我一样，无论她曾经做过什么，她都是那么眷恋而慈祥地爱我，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的身体里流淌着她的血液，我的眼睛里写着她的泪水，我们在这样艰难痛苦而漫长的岁月中早已融为一体。所谓极端的恨，原来不过是极端的爱。
火车在行使了一天一夜后终于到达了终点。我几乎是疯狂地不顾一切地坐车冲向医院，心里不停地祷告，上天啊，求求你，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吧！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已经永远地合上了眼睛。我打开病房门的时候，她就那样静静地躺在那里等我，历经沧桑受尽磨难饱尝世间冷暖后，她就那样孤单地走了，带着对我的牵挂。大姨妈涕泪横流，然后告诉我一件事：“孩子，你父亲杀掉的才是你的生父，你母亲是被你外婆逼着嫁给你父亲的，因为可以换来为你外公治病的钱……”我俯下身，试图将母亲额前的乱发拂到耳后，泪水却咆哮着冲出我的心房，我哽咽着，轻轻地在母亲耳边呼唤道：“妈妈！”
可是，这一声妈妈却来得太晚、太晚。
父亲的请帖
文/佚名
父亲就站在院子里，他不回头也不搭腔，只是默默地、默默地掸着冬青树上的积雪，我第一次发现，他的倔强原来这么温柔。
父亲一直是我们所惧怕的那种人，沉默、暴躁、独断、专横，除非遇到重大的事情，否则，很少和我们搭腔。日常生活里，常常都是由母亲为我们传达“圣旨”。若我们规规矩矩照着办了也就罢了，如果有一丝违背，他就会大发雷霆，“龙颜”大怒，直到我们屈服为止。父亲爱我们吗？
有时候，我会在心底不由自主地偷偷问自己。他对我们到底是出于血缘之亲而不得不尽点责任和义务，还是有深井一样的爱而不习惯表达或者不会表达？我不知道。
和父亲的矛盾激化是在谈恋爱后。
那是我第一次领着男友回家。自始至终，父亲一言不发。等到男友吃过饭告辞时，父亲却对男友冷冷地说了一句：“以后不要来了。”
那时的我，可以忍耐一切，却不可以忍耐任何人轻视我的爱情。于是，我理直气壮地和父亲吵了个翻天覆地。后来才知道，其实父亲对男友并没有什么成见，只是习惯性地摆了摆未来岳父的架子，显示了一下权威而已。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激烈反应大大激化了矛盾，损伤了父亲的尊严。
“你滚！再也不要回来！”父亲大喊。
正是满世界疯跑的年龄，我简单地打点一下自己的东西，便摔门而去，住进了单位的单身宿舍。这样一住，就是大半年。
深夜时节，男友向我求婚。我打电话和母亲商量。母亲急急地跑来了：“你爸不点头怎么办？”“他点不点头根本没关系。”我大义凛然，“是我结婚。”
“可你也是他的心头肉呀。”
“我可没听他这么说过。”
“怎么都像孩子似的。”母亲哭起来。
“那我回家。”我不忍，“他肯吗？”
“我再劝劝他。”母亲慌慌张张地又赶回去。三天之后，再来的时候，母亲的神情更沮丧：“他还是不吐口。”可我们的日子都订了，请帖都准备好了。
母亲只是一个劲地哭。难怪她伤心，爷儿俩谁的家她也当不了。“要不这样，我给爸发一个请帖吧。反正我礼到了，他随意。”最后，我这样决定。一张大红的请帖上，我潇洒地签了我和男友的名字，不知父亲看到会怎样，总之一定不会高兴。不过我也算是尽力而为了。我自我安慰道。
婚期一天天临近。父亲仍然没有表示让我回家。母亲也渐渐打消了让我从家里嫁出去的念头，开始把结婚用品一件件地往宿舍里送。偶尔坐下来，就只会发愁：父亲在怎样生闷气，亲戚们会怎样笑话，场面怎样难堪……婚期的前一天，突然下了一场雪。第二天一早，我一打开门，便惊奇地发现我们这一排宿舍门口的雪被扫得干干净净，清爽的路面一直延伸到单位的大门外面。
一定是传达室的老师傅干的，我忙走过去道谢。
“不是我，是一个老头儿，一大早的就扫到咱们单位门口了。问他名字，他怎么也不肯说。”
我跑到大门口，门口没有一个扫雪的人。我只看见，有一条清晰的路，通向我最熟悉的地方——我的家。从单位到我家，有将近一公里远。沿着这条路，我走到了家门口。母亲看见我，愣了愣：“怎么回来了？”
“爸爸给我发了一张请帖。”我笑道。
“不是你给你爸下的请帖吗？怎么变成你爸给你下请帖？”母亲更加惊奇了，“你爸还会下请帖？”
父亲就站在院子里，他不回头也不搭腔，只是默默地、默默地掸着冬青树上的积雪。
我第一次发现，他的倔强原来这么温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