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的《新京报》组织过一次调查，询问一百位所谓“文化名流”这些年读了哪些书，结果刊登出来，我的名字旁边碰巧是张靓颖和韩寒。出于本能的好奇心，不免左右张望了一下，看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张说她只读了一些娱乐方面的书，似乎就在意料之中。韩寒也很坦率，他告诉读者这几年来已经基本不读书了，大部分时间用来玩车，并且振振有词地认为书读多了，就不能写好小说。
我本来想骂韩寒，但想了想，决定首先还是应该替他辩护两句。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鲁迅在1925年曾经呼吁青年人可以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言下之意，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来说并非多多益善。他还写过一则引人深思的笑话：一位财主得了一只古鼎，锈迹斑斑，许多文化人去鉴赏，大加称赞，财主也很得意，因为那诚然是一只货真价实的古鼎啊。过了几天又去看，不料财主已把它擦干净，焕然一新。大伙心里都嘲笑那个财主到底只是土财主，没文化。鲁迅也跟着一起笑，后来就不笑了，仿佛肃然得了一种启示，因为他想：鼎在发明之初不就是金光闪闪的吗？没有人会把它创造成锈迹斑斑的样子吧？当时不就是用来喝水盛东西的日常器皿吗？只是埋在地下太久，一旦出土，才显得“静穆”而已。
传统文化之所以显得“静穆”，令人忍不住跪倒在地膜拜，无非这个道理。如果膜拜者就生活在当时社会，怕是不会采用这态度的——谁会顶礼膜拜吃饭的家伙？
的确，在被变态地尊崇之前，“传统文化”还是活的东西；一旦被捧得很高，就等于是把它同创造它的活人隔离。这样的传统还能存活多久？
我认为今天，极端的尊崇，较之极端的虚无主义，对传统的破坏或许更甚。
现在，很多地方花大把银子去重建古史、重修古籍。最近有人还因为旧有《道藏》、《佛藏》，便认为应该建立《儒藏》。呜呼，都美其名曰“文化工程”，挺吓唬人的，但唯一的意义，恐怕就是劳民伤财，在上述古怪的文化拜物教心理乃至文化人自私自利的心理趋势下又来制造一大堆新的文化垃圾，用鲁迅的话讲，就是进行“书的还魂与再造”。
被委以重任的文化小批判集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强势媒体则设立《百家讲坛》这样的栏目，请学者们用通俗的讲故事的方式向大众讲解传统文化的一些经典，还有“国学”的一些基本常识，一时间，《论语》、《庄子》、《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以及明清的历史，继盛演不衰的“清宫戏”之后，以更大的规模、更强劲的感召力，轮番向全国人民一向脆弱的文化神经狂轰滥炸，其他的媒体则紧密配合为其造势，大肆宣传这样的文化讲座如何成功，签名售书（简称“签售”）如何盛况空前。
所有这些文化工程的结果，不仅在于许多新的文化明星一夜之间就被制造出来，供万人景仰，更本质的结果乃是，在这种人为的哄闹中，普通人对传统文化乃至对一般书籍的朴素情感和朴素的对待方式就不得不受到极大的冲击。
虽然80年代“文化热”之后一度出现了似乎很难改变的全民对文化的冷淡，虽然90年代初期一班知识分子曾经忧心忡忡为“人文精神的失落”而大声疾呼，出乎意料的是，到了新世纪，一种巨大的文化恐吓机制完全撇开文化人而单独由隐含着巨大商机的强势媒体非常轻巧地建立起来，它向大众所灌输的内容之沉重，文化含量之丰富，是90年代初“人文精神讨论”的发动者做梦也想不到的，简直超过了贯穿整个现代时期而备受新文化界攻击的“读经运动”！现代的“读经运动”举步维艰，21世纪的新的读经研史运动却异常顺利，几乎达到全民响应的地步，这说明由强势媒体建立的文化恐吓机制已经多么完善！
我说的“文化恐吓”，是指文化权威机构恐吓大众必须更多地具备文化知识、必须积极地参与文化造神运动、必须踊跃地购买在这过程中不断制造出来的文化产品，否则好像就会丧失某种“人之为人”的根本，就会错过某种造就自己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就会落后于某种浩浩荡荡的世界大势，就会被唯一合法、健康、有生命力的当代文化洪流所抛弃。
在这种书商叫卖和类似国家行为的硬性摊派合力制造的“文化恐吓”之下，文化匮乏时代经典的高玉宝式的“我要读书”的底层诉求，变成文化泛滥时代或极其吊诡的后现代自上而下的“你必须读书”的绝对命令，“我要文化”变成了“你必须拥有文化”，结果文化不再是人类精神自由翱翔的蓝天与自由驰骋的绿野，书也不再是人类精神可以自由结交的良师益友，而成了压抑个人乃至压抑整个族群的崇拜的对象。书籍崇拜、文化崇拜背后，是商业垄断和文化统治包括政治规训合力制造的不折不扣的偶像崇拜。表面上，读书做学问蔚然成风，实际上，目前这种全民抱着电视收看“百家讲坛”的现象乃是货真价实的文化奴役。确切地说，是被一种人为制造的应景文化、快餐文化、伪经典、伪高雅、伪博学、伪文化所奴役。
文化恐吓一旦造成文化奴役，作为被恐吓与被奴役者的广大受众，谁都不敢反问：“我为什么要具备你塞给我的文化知识”？“我为什么要参加你发动的文化造神运动”？“我为什么要购买你所生产的本来应该滞销积压的文化产品”？因此，文化繁荣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普通人被残酷地剥夺自由自主地选择文化、悠闲自得地鉴赏文化、以智慧的方式对待智慧、以有益于知识增长的方式对待知识的权力；若有人对这种文化恐吓与文化奴役（或者干脆叫做文化欺骗）有所质疑，立刻就有可能被安上“不顾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罪名，好像唯有这种文化恐吓、文化奴役与文化欺骗才真正为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知识需求着想！
现在，大家异口同声诉说读书的好处，却没有人敢于像鲁迅先生当年那样勇敢地站出来诉说读书的坏处，或者重申“我也可以不读书”的天赋人权！书（文化）本来是人生产出来的，也是人可以自主选择的消费产品，却反过来成为逼迫人、威吓人、控制人、勒索人的偶像崇拜。
一个书（文化）的独裁时代已经降临。
因此韩寒声称不读书，还说读书与写作无关，从我的角度看，也不是毫无道理。完全将他骂倒，恐怕就会为如今甚嚣尘上的文化拜物教张目。
二
但我为他的辩护到此为止。把这个道理先讲清楚，接下来就可以好好痛骂他一顿了。
写一张字条，可以不读书；写一封情书，有时也凑合。但文学不是这回事。文学深植于文化之中。没有文化传统的文学，就像没有土壤的树木，难以想象。
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T。 S。 Eliot非常强调传统与文章的关系。他很忧虑英国当时“传统”这个词已变成了形容词，名词形态的传统已经不多了。比较常见的是说这个人很传统，但“传统是什么”却往往无解。Eliot 认为作家要想写好作品，最好把从荷马到莎士比亚的文学史都装在脑子里，然后才能提笔。文学不仅不是个性的发挥，相反要逃避个性。不仅不是感情的发挥，相反要逃避感情。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一个人没有个性、没有情感，他肯定不知道如何进入传统，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近一百年来，没有哪个文学家能与鲁迅媲美。鲁迅处在文化转型期，同时吸收新旧文化的营养。他身上集中了多种文化背景，是文化的集大成者。郭沫若最好的作品是“五四”时期的《女神》，闻一多却批评《女神》缺乏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太多西方的文字、典故和意象，有时甚至直着嗓子号叫。谁敢说郭沫若无传统无文化？但如果他的作品不能更丰富地显示自己与文化传统的联系，闻一多照样批评他。“郭老”尚且如此，后来的作家能不三思？在表现文化底蕴方面，我们的文学实在有点像“九斤老太”抱怨的，“一代不如一代”。许多当代作家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却一个比一个口气大。现代作家对传统还是相当了解的，而且大多数是翻译家，外国书也读得很多，所以他们不像韩寒或更多的“70后”、“80后”那样，只靠“才气”、“灵气”写作。作家如果只靠“才气”、“灵气”而不靠学问来创作，开始或许还能硬撑着写，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是在不停地重复，所谓“才气”、“灵气”也会很快用完，接着冒出来的，就只有“胆子”、“邪气”、“傻气”、“臭气”、“乌烟瘴气”了。
80年代“寻根”作家韩少功、钟阿城叫嚷过“文化制约人”，似乎已成不刊之论。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文化只“制约”死人，或者对死人的文化敬若鬼神的活着的糊涂蛋。文化是活人创造的结果，不是吓唬活人的幌子。因此，顶礼膜拜固然不高明，但是弃若敝履，好像与自己毫不相干，则更加荒唐。
三
面对传统文化，要想有合适的态度和方式，“五四”时期人们对传统的态度，仍然值得记取。有些人对“五四”了解不深，往往误以为“五四”只有两个极端，要么极端地保守传统，要么极端地憎恶传统，其实远不是这么简单。
不妨反过来推想，如果“五四”只有这两种极端态度，今天就不外乎两种情况：要么传统彻底消亡，要么被传统压得喘不过气来。事实上两者都不是。警惕传统，从传统中吸取资源，从而创造新传统，这两种愿望在“五四”时期同样强烈，所以“五四”乃至现代众多的有识之士，都只是在两种极端的愿望之间走一条中庸之道。
比起照单全收传统，或爽快地完全抛弃传统，中庸之道很难走，却是唯一可走之路。
今天，知识界或大众之所以复古之风与厌古情绪交替出现，寒热并作，就因为很多人只图简单，只想爽快，不愿走“五四”与现代先贤所走的那条虽然不好走却行之有效的中庸之道。
这条平正的文化之路无人问津，那种由商业垄断和政治规训合力制造的应景文化、快餐文化、伪经典、伪高雅、伪博学、伪文化就必然会被委以重任而大行其道，大众（包括读书人）也就会在一种弥漫性的文化恐吓中接受新世纪所特有的强悍的文化奴役，就会在身体和灵魂两方面持续地经受以文化的名义所施行的同样强悍的掠夺与榨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