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传媒、影视和文学作品都在帮助美国大众去想象越战。但为什么所有这一切因素都要引导人们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其它方式来想象越战？其中除了政府庞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外，文化的因素也至关重要。任何人都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文化环境。著名人类学学者露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中指出：“从未有人以原始的眼光看过这个世界。他看到的这个世界正是由一套明确的风俗、制度和思维方式改造过的世界。…… 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Benedict： 2）另一名人类学家莱斯利？。A？怀特也认为：“每个个人都降生在先在于他而存在的文化环境之中。这一文化自其诞生之日起便支配着他，并随着他成长和成熟的过程，赋予他以语言、习俗、信仰和工具。简言之，正是文化向他提供了人之为人的那种行为的形式和内容。”（莱？怀特：162）人生来便处于一种先在的文明和文化之中，并受着这种文化的支配，对于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美国文化是一种宣扬个性的文化，它鼓励人们独立思考。从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起，就倡导个性生活，推崇精神解放，提倡独立思考，鼓励人们做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但这种个性是在一定允许范围之内的个性。由于人们自出生起，就被投入到一个特定的“文化磁场”因此，个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并非由个人决定，而是由他所在的文化环境决定。“还没有人能够作为独立、自主的有机体而进行人之为人的思维、行动和感觉，他只是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部分才能从事这些活动。”（莱？怀特：166）人是他所在社会的产物，从来就不曾完全属于过自己。他的所思、所为都完全沾染上他所处文化的色彩，在无意识中被所在的文化支配和操纵，而自己却浑然不觉。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孩子对社会传统、伦理和习俗的了解首先是从父母那里学到的。社会的传统也首先通过父母传递给孩子。“为人父母就是扮演世界建构者和世界保护者的角色，…… 父母给孩子提供融入社会的环境，并担任某一社会全部世界的传播者。”“文化的延续性不仅要求给年轻人或入会者解释该文化的信仰，还要求成功地证明那些信仰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并由这些最终将负责维持该信仰系统的人把信仰内在化。”（Lewis： 43）在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小型社会里，父母的言行传递、反射着外面大社会的价值观念。如同政府是大社会的权力机构一样，父母是家庭小社会的权威。父母面对面的讲述和日常生活中的潜移默化，影响有时比书本和电视更为深远。最后，孩子渐渐感觉不到父母和外界的影响，将这套价值观念完全内在化，视作他自身天然的一部分。至此，他已融入了他所处的“文化磁场”。因此，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至关重要。美国是一个历史不过二百年的国家，美国人为自己短暂的历史感到骄傲，因为作为新的迦南，他们的国家最少受到欧洲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最少受到那些陈腐观念的制约。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美国仍然发展、建立起了一套让美国人引以为骄傲的美国传统和美国神话。父母是向孩子们传播美国文化和神话的最早启蒙老师。越战期间，父母传播的战争观影响深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越战士兵父母这一代的影响如同越战对他们的影响一样深远。20世纪50年代的孩子，从小就沉浸在二战胜利的气氛中，陶醉于美国人高贵的自我形象，呼吸的空气里似乎也弥漫着美国人高人一等的味道。他们模仿流行西部片和战争片里的英雄，玩着战争游戏。孩子们把自己装扮成拓荒时期的祖辈，去追杀印第安人；或装扮成二战期间的父辈，去消灭纳粹和日本人。在孩子们的游戏里，就像父母给他们讲述的故事和电影里的情节一样，“美国大兵和牛仔（白人美国人）总是能战胜邪恶和野蛮”（D。 Anderson： 14）。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美国人自己也可能邪恶这一想法根本没有在他们的脑海里闪现过。他们在自己创造的美国神话里快乐地进行着他们正义的战争。父辈对子孙重复自己的战争故事，一方面是努力证实他们的战争是正义而令人骄傲的，一方面也渴望让父辈的梦想与向往在儿孙中延续。
文化的延续要求不断有人志愿为之效力，父亲就负有向儿子传递这一信息的责任。在所有社会，男人似乎都有一个真正的、或象征性的成人入会仪式，它是一种标志着少年向成人转化的社会仪式，同时，“它作为一种象征体系，可以多方位地用来表达诸如从无知到有知，从世俗到神圣，从生到死再到永生的超越运动”（查？埃克特：192）。人类学家又把入会仪式称为“成人礼”。这一仪式旨在考验男孩的忍耐力，保证他对集团的忠诚，并维护成人世界的权威。入会仪式仿如是父亲在告诉儿子，你必须经历我曾经历过的苦难与艰辛，才能成为像我一样伟岸的男人。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父亲似乎在告诉他们的儿子：你的入会仪式就是参加战争，像我们打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去打你们的越南战争。去了战场，你就是真正的男人。
父辈战时的旧物使孩子感受到战争的伟大、光荣和诱惑，成为传递美国文化这一传统的最好工具。越战叙事文学中，无论是士兵的口述，还是虚构的小说，很多士兵都是玩着父亲二战的勋章长大的。一名士兵在采访中谈到：“从小我就被洗脑了。我父亲二战中是南太平洋战区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虽然他没说什么，但从二年级起，我就有了他海军陆战队的网眼皮带和徽章。”（Baker： 29）著名越战小说家蒂姆？奥布莱恩儿时也与伙伴们玩打仗游戏，用父辈二战中穿过的军装、戴过的头盔、用过的饭盒，把自己全副武装起来，“然后，我们就是我们的父亲了，在冈部湖畔和高尔夫球场的平坦处杀日本佬和德国佬。我用手指摸父亲的战斗奖章，顺势偷了一颗小小的战斗星，放在自己的衣兜里”（O’Brien， 1979： 20-21）。这些蕴含着光荣的奖章给予了新一代无数的梦想。奖章无声的在场甚至比任何大声的宣扬给予孩子们更大的冲击。孩子以父亲为榜样，从父亲用鲜血换来的奖章里看到了父亲的期待，也看到了社会提倡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即使父亲战死疆场，孩子们永远没有机会看到他，其影响也依然强烈。他的缺席促使孩子们思考父亲为什么不在场，而父亲透过时间和空间向他的凝视，吸引着孩子更加热切地去探寻父亲的脚步。小说《伤亡统计》里，士兵瑞德的父亲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瑞德对父亲的所有印象都来源于照片。他看到照片里的父亲在胳膊上有一个刺青，便依样纹了一个，希望通过相同的纹身与早已逝去的父亲建立起某种冥冥中的联系，感受到父亲试图穿越时空向他讲述男人的秘密。最后，像父亲一样，瑞德也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像父亲一样，他也战死沙场。这次，他倒在了越南。
詹姆斯？韦布的小说《火力场》最集中地说明了父子血缘的纽带对孩子的影响。如同作者韦布，主人公小罗伯特·E·李·霍奇斯来自一个传统的军人世家，他的祖辈曾参加自独立战争以来的每次战争。在他出生前，父亲就死在了二战时期的欧洲战场。他对父亲的了解完全来自奶奶的讲述。从小，他便渴望能像父亲一样驰骋疆场，成为一名英雄。霍奇斯认为他对战争的向往来自父亲的遗传：“是你的血液给了我这种肯定。”他说：“父亲，我也会和你有相同命运吗？我不害怕，也不想有，但我并不怕。你和所有其他人教给了我，男人最高贵的时刻是在火力场上。对此我深信不疑。”（James Webb： 25）他对父亲的向往是对历史、对过去、对传统的渴望。从小，祖母就给他讲述祖上的霍奇斯们在拓荒时期和各个战争时期的英勇行为，并强调，这些已被淡忘的历史“如果不传给他，就会消失”（James Webb： 29）。因此，霍奇斯除了要到战场上成长为男人和英雄，还背负着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继承发扬延续这些历史传统。聆听了祖母15年这样的教诲，这样的信念在霍奇斯的心里“深深地扎了根”，“成为他的宗教”（James Webb： 33）。因此，“越南是必须完成的任务，是责任。不是为了越南，是为了荣誉，更多地是为了小镇广场上的一席之地”（James Webb： 35）。他梦想“会在小镇的广场占据一席之地，把名字镌刻在巨大的纪念石碑上。也许，他会在周末一边抽着烟、一边挠着伤疤，年幼的男孩则敬畏地看着他”（James Webb： 34）。他还会把历史和传统再传递给那些敬畏地看着自己的男孩们，完成他在历史链中的责任。越南不仅可以让他成为英雄，获得他渴求的荣誉，还能让他延续英雄的神话，占据历史中的一页。所以，虽然“他并不急着要拯救越南人，也不乐意在北越人的枪口下度过一年，但他认为，无论如何，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国家的敌人”（James Webb： 35）。因此，他义无反顾地去了越南。
对这些渴求荣誉、渴求延续美国神话和传统的年轻人来说，美国人究竟为什么到越南，究竟给越南人带去了多少伤害并不重要。可以说，越南只是他们的假想敌。他们真正的敌人存在于自己的头脑里。这是一场为了战争而战争的战争，一场美国文化为了延续文化而制造出来的战争。对霍奇斯这样始终对美国文化传统坚信不疑的年轻人来说，即使他们真正去了越南，越战也从来不曾真实过，也从来只存在于自己的脑海里和想象中。在霍奇斯的成长历程中，家庭，祖母、亲人、和早逝的父亲，通过不同的方式把美国文化传递给了他，并期待他去做一个传承者。最后，他也的确“把自己献祭在文化的祭坛上”（James Webb： 33），完成了入会仪式，成为了一名像父亲一样的真正男人，被他所在的社会和文化接受。在为守卫一辆被废弃的坦克付出生命后，他还成为他的遗腹子心目中的英雄。英雄的神话似乎还要代代相传。他遗留下的儿子还会用同样的方式去想象他的先辈，想象自己将要经历的战争，想象为了延续这一神话和传统将要制造出来的战争。
然而，并不是美国所有的年轻人都乐意“把自己献祭在文化的祭坛上”，他们对美国文化对英雄表现出来的狂热感到疑惑，对战争感到惶恐，对越南感到不安。然而，犹豫不决之时，仍然是文化、是传统、是历史把他们推向了越南。人生来便降临到一种特定的文化中，伊格尔顿曾指出：“进入文化既是我们的辉煌也是我们的灾难。”（特？伊格尔顿，2002a：85）文化不仅向我们传递文明，也给我们戴上桎梏。人类社会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其立足之本就是要求这个社会中的每个个人放弃一定的自由，遵循共同的规则，以换取相对的安全、宁静和相互的保护。久之，每个社会都会形成一套相对稳定的传统、伦理和习俗来制约每个个体，规范他们的行为。作为社会的动物，人类需要在同类中生活，寻找认同、温暖、承认和保护。为了在这个社会立足，人必须遵循这些传统、伦理和习俗；否则，轻则得不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尊重和爱护，重则得不到他们的保护，甚至陷入被孤立、被唾弃的境地。这是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得到的结果。因此，社会最重要的功能是规范化。关于这一点的人类学前提是，人对意义有一种渴求，这种渴求似乎具有本能的力量。人生来就不得不把一种意义秩序强加给现实。但是，这种秩序则是以将世界结构秩序化的社会活动为前提的。个人若是脱离社会就会面临无数他仅靠自己是无法应付的危险，甚至是自身毁灭的危险。脱离社会，也会给个人造成无法忍受的内心紧张，这种紧张源于人类的社会性这一根本的事实。但是，这种脱离的最大危险乃是无意义这一危险。这种危险是最可怕的噩梦。陷入这种危险，人就陷入一种混乱无序、麻木不仁和疯癫狂乱的世界。现实和身份就将被扭曲成无意义的恐怖形象。正是在避免这种迷乱恐怖的极端不健康状态的意义上，生活于社会之中就是健康的。失范之令人无法忍受，以至于人们宁可去死。反之，为了追求在一个规范的世界中生存，也许要以各种牺牲和痛苦为代价，甚至以生命本身为代价，如果个人相信，这种最大的牺牲具有规范意义。（尤？哈贝马斯：156-157）
正是为了在社会之中生存，避免混乱和无意义的生活状态，人们才总是尽量去满足社会为其规定的义务和责任。在美国，从殖民时期的五月花号契约开始，就要求人们共同遵循契约；在现代社会，则要求他们努力做一个好公民。
越战期间，由于处于战争的特殊时期，社会更要求人们去履行义务。长一辈的人们感到自己已经历了考验，度过了从少年到成人的转变，他们还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参加二战，尽了保卫国家的义务，现在该年轻人去经受考验了。因此，当孩子们为上战场而犹豫、胆怯时，父辈们便会鼓励他们去迎接挑战、接受命运的考验，要求他们去经历男人成人仪式中必须的考验。理查德？柯里的小说《致命光》的主人公收到征兵令时，感到无比迷茫，“在沉默的延伸中，被心灵深处、含糊的渴望吓住了”（Currey： 15）。父亲安慰他：“总的来说，这不错。小孩子会从中能学到一些东西，看到你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东西。”（Currey： 17）父亲甚至告诉儿子：“‘服役时，你会发现自己的乐趣。’他看着我，好像握着一个秘密。”（Currey： 18）这是男人间的秘密，男孩发现这个秘密的唯一办法就是去亲历战争。解开这个秘密后，他才能从男孩变成男人。父亲不但告诉儿子，战争是男人的秘密，还告诉他战争更是男人的责任和荣耀：“我们所有人都有比自己更重要的责任。”（Currey： 80）“你去是因为你想去，这样做是正确的。你因为穿了军装而感到骄傲。”（Currey： 17）在父亲这样的劝说下，儿子没有理由不去参加战争，也没有勇气选择逃避。同样，在女作家博比？安？梅森的小说《在乡间》里，父亲也全力赞成、鼓励儿子去越南，因为“军队会让他成为男人”（Mason： 149）。在蒂姆？奥布莱恩的小说《林中湖》中，“约翰？韦德走上战场是出于爱的本质。不是想要伤害别人或被别人伤害，不是想要成为好公民、英雄或正人君子，只是为了爱和被爱”（O’Brien， 1994： 59-60）。他渴望得到父亲的赞许和母亲的赏识。而父母代表的则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价值理念。儿子渴望得到父母的赞许实际上是渴望得到他所在的整个美国文化对他行为的赞许和肯定。
然而，父母向儿子传播文化的同时，也给他戴上了桎梏。有的士兵倍感无奈：“每一代爆发战争时，我父亲家族里的一些男性总是去参加。没有人对我灌输这一点，但人们对过去非常在意。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人们经常并不隐晦地说起：‘这就是男人在人生中该做的。’我对这一浪漫的战争观毫无清楚的认识，却像所有人一样，成为了它的受害者。”（Baker： 33-34）还有的士兵坦言：“不是我真的想去，但我发现战争进行时自己正当年，我知道自己必须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我的命运。人们一直期望我这样做。”（Baker： 30）他生活在这个社会、这种文化中，除了投身战争，别无选择。不论情愿与否，他们最后都被美国文化和传统送到了越南。到了越南，很多士兵却发现战场上的一切与父母讲述的大相径庭。一名士兵说，父亲给他的第一封信全是关于父亲因他到越南而如何地骄傲，以及要求他履行自己的职责。他自己也感觉信心百倍。但八个月以后，他表示：“回家后，我要拼命控制自己，不去宰了那个该死的家伙。”（Herr： 29）正是因为父亲灌输的幻想让他到越南经历了噩梦与幻灭，他才产生如此强烈的冲动。而一手给他制造幻象的父亲只不过代表了美国传统文化而已。
对美国文化制约越战士兵思想描写最深刻的当数蒂姆？奥布莱恩。在自传《如果我死在战区》里，他详细描述了接到征兵令时的矛盾心理：“我那时相信，现在仍然相信，战争是错误的。由于它是错误的，由于人们因之丧命，所以它是邪恶的。”（O’Brien， 1979： 26）尽管如此，奥布莱恩却感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在这之上堆积着小镇、家庭、老师、大草原的全部历史。这些东西像磁铁一样，朝着这个或那个方向用力 …… 最后，起最终作用的不是理智，而是引力。”（O’Brien， 1979： 27）由于所在文化磁场的强烈引力，年轻的奥布莱恩感到自己除了应征入伍，别无选择：“小镇矗立在那里，在玉米地里伸展开，望着我，老妇人和乡村俱乐部男人的嘴准备着寻找我的错误。这不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时能逃避监督的小镇，不是明尼阿波利斯，不是纽约。而且，我还欠大草原一些东西。21年来，我在其法律的蔽护下生活，接受教育，吃它的食物，饮它的清泉，在夜里安然睡眠，在高速路上驾驶，呼吸着它的空气，沉湎于它的富庶中。”（O’Brien， 1979： 27）这就是文化给予人们的压力。虽然年轻的奥布莱恩意识到这种文化做出的选择是错误的，但作为该文化的受益者，他却不能反抗这些错误，只能去执行错误的决定。他是“父亲的儿子”，是美国的儿子，是美国文化的儿子，他只能服从美国、美国文化为他做出的选择。更由于在大草原的小镇上，这些传统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文化的压力像密不透风的墙一样笼罩着年轻人，使他们不可能像大城市里的年轻人一样逃避战争。最后，士兵来到越南，“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一事业的信心，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害怕社会的谴责 ……，（而是因为）害怕逃避战争就是逃避成年，……，害怕承认我们不是阿喀琉斯，害怕我们不勇敢，不是英雄。我们来到这里，被抛到我们认为正确事件的对立面和荒谬的一面”（O’Brien， 1979： 45）。年轻的奥布莱恩渴望能逃避不值得他为之卖命的邪恶战争。他甚至准备好了一切 —— 钱、护照、地图、周密的计划 —— 准备在周末逃走，但最后却缺乏勇气：“我没法让自己逃跑。家庭、故乡、朋友、历史、传统、恐惧、困惑、被流放：我不能跑。…… 我是个懦夫，我感到恶心。”（O’Brien， 1979： 73）对于他所处的文化来说，奥布莱恩是英雄、是勇士，因为他勇敢地接受了挑战，去参加了战斗；但对自己来说，他是懦夫，因为他没有勇气反抗他明知是错误的文化决定。
对勇气含义的思考一直贯穿着奥布莱恩的所有作品。《追寻卡西艾托》和《他们携带之物》都表现了士兵上战场的矛盾和对勇气的思考。《追寻卡西艾托》的叙述者伯林在想象中追捕逃兵卡西艾托，并跟着他穿越欧亚大陆，一直逃到象征和平的“光明之都”巴黎。但伯林最后从幻想中清醒过来时，只能承认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当逃兵，因为他是一个社会的人，他无法面对逃跑后将被社会遗弃的现实。在他到达巴黎后，与他同行的越南姑娘莎肯？奥？万劝他与她一同离开，去过普通幸福的生活，但伯林拒绝了：“我的责任是对人民的责任，不是原则，不是政治，不是正义。”（O’Brien， 1978： 322）尽管有时他也渴望与莎肯？奥？万一同离开，追寻宁静的生活，但却发现“你不能甩开这一切，现实总是抓着你”（O’Brien， 1978： 311）。他不愿逃跑是因为爱那些爱他的人，因为他不愿被孤立：“我害怕逃跑，害怕被孤立，害怕那些我爱的人们会如何想我，害怕失去他们的尊重，害怕失去名誉，失去父亲、母亲、乡亲们和我朋友们眼里的名誉。”（O’Brien， 1978： 322）他又接着说：“是社会的力量，是社会可能带来的后果的威胁，阻止我彻底地与之决裂。……我们都想和平，我们都渴望尊严和家里的宁静。”（O’Brien， 1978： 323）美国文化却阻止他享受宁静的家庭生活。为了在这个文化中立足，获得尊严和名誉，他除了把自己贡奉在文化的祭坛上，别无选择。
正如奥布莱恩在短篇故事集《他们携带之物》中所描写的，这些20岁上下的年轻小伙子对死亡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他们害怕死亡，但更怕表现出这种恐惧”（O’Brien， 1991： 19），这比对死亡本身的恐惧可能更甚。他们对被社会孤立的恐惧压倒了个人对生命的渴求和对死亡的恐惧。他们“去杀人，死亡，因为不这样做，便会很尴尬”。他们“不梦想光荣与荣誉，只是为了避免因耻辱而脸红”。他们在战场上死去是为了不在社会上因羞愧而难以生存。事实上，“他们是因为太害怕了，而不敢成为懦夫”（O’Brien， 1991： 21）。他们其实也有在战场上逃跑、吓呆、或躲藏的本能，但作为社会的人他们又不能这样做，而必须把这种恐惧掩藏起来。这给了他们最沉重的负担。他们为了在这一“规范的世界”中生存，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哪怕是生命，他们也别无选择。
奥布莱恩的作品生动说明了个人在家庭、社会、文化和传统的巨大压力下的渺小和无能为力。评论家托玛斯？迈尔斯高度赞扬了奥布莱恩的成就：“奥布莱恩历史性的胜利在于他在神话面前失败了，他不能把传统规则与当前情况联系起来成为了他最闪光的时刻。”（Myers， 1988： 82-83）美国传统文化对传统、英雄、荣誉、责任的宣扬和推崇，在越战期间似乎变了味。但越战期间的年轻人最终还是勇敢地起来反抗窒息的社会和文化，在60年代声势浩大的反文化和反战运动中喊出了他们的心声。
解构想象的越战
和平与优雅曾统治这方土地
天使敞开着大门
现在，和平已死
天使逃亡
优雅做了忙碌的妓女
——（Wright： 47）
年轻的士兵带着对越战的想象来到越南，曾以为可以去实践想象中的光荣和伟业。然而，战争残酷的现实让他们不得不面对梦想破灭的现实，曾经在想象中一片玫瑰色的越战竟然血迹斑斑，曾经在想象中愚昧落后的越南人竟然显示出惊人的智慧和刚强。他们梦想的越战被现实击得粉碎。士兵们渐渐从梦中醒来，面对战场上支离破碎的梦境。以前，他们对政府宣传、新闻报道、影视文化、文学书籍和传统文化宣扬的越战深信不疑，现在，则发现这一想象的越战原来是那么地虚伪而丑陋。他们发现孕育其越战梦想的所有宣传都只是美丽豪迈的谎言，而他们还曾经那么热切地把这些谎言当作真理，那么热切地渴望去寻找真理。他们痛苦地醒来，决心不再被谎言欺骗，不再被允诺迷惑，他们决意勇敢地面对现实，面对既不美丽、也非豪迈的真理。他们在痛苦中解构以前想象的越南，把那些玫瑰色的梦想撕成碎片，向没有经历战争的人们宣讲战争的虚无与残酷，向没有到过越南的人们讲述越南人民不屈不挠、顽强抵抗的精神。他们想向美国政府大声述说被欺骗的感觉，向人们披露人们想象中的越战具有的虚伪，向把他们推向战场的人们讲述战场的残酷无情和血雨腥风。在战场上，他们失去了以前的天真，或愤世嫉俗，或消极沉沦，或愤然反抗，以不同的方式解构着美国人眼里这场想象的越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