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传媒、影视都影响着人们建构一场想象的越战，文学作品也从另一侧面帮助人们去想象越战。一本书有时可能给人们制造一种思维或视角的模式。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关于东南亚的文学作品通常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影响着美国读者审视越战的角度。克莱夫？克里斯蒂认为：“为了完成对抗共产主义、承担世界秩序维护者的新责任，美国人必须重新采用最初建立美国的传统革命理念和边疆价值观。总的来说，20世纪50年代美国关于印度支那的文学，热烈呼吁美国直面它在太平洋和亚洲历史命运的挑战，直面威胁这一命运的共产主义全球意识形态力量的挑战。呼吁美国人走出遏制政策封闭的堡垒和战后自我陶醉的郊区生活，接受他们作为公民的使命。”（Christie： 37）一些文学作品反映了美国人渴望担任世界警察、世界救星的热切愿望，反映了那个年代多数美国人在冷战中对抗共产主义的决心，因而在读者中广泛流行。这种流行反过来又更深地影响着美国人担任世界警察和救星的愿望，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并非客观的思维方式和审视越战的视角。
第一节 《丑陋的美国人》
50年代反映美国在东南亚的小说中，最有影响的当数威廉？莱德勒和尤金？伯迪克合著的《丑陋的美国人》。44 小说描写法国在越南奠边府大败期间，美国在东南亚各国驻外工作人员的经历。作品虚构了一个名为“萨克汉”的印度支那国家，表现了美国官员的官僚作风，批评他们只频繁地参加鸡尾酒会，阿谀奉承到访高级官员，而没有真正去做有益于当地人、从而也有益于美国整个全球战略的工作。与此同时，小说赞扬了一些外表丑陋的普通美国人，他们主动与当地人接触，真正地做实事帮助他们，从而建立起他们对美国的信任。作者表示，这样的美国人才是美国需要派到国外的工作人员。小说出版后，当即引起巨大反响，在政界也颇有影响。据说艾森豪威尔总统读了此书后，命令立即对援外项目进行调查。很多民主党的领袖也用该书作为1960年竞选和反对共和党的武器。1959年初，《纽约时报》星期日版刊登一条广告，称“四个杰出的美国人”，包括时任参议员的约翰？F？肯尼迪，给每位参议员赠送了一本《丑陋的美国人》（Hellmann， 1986： 17）。
小说发表之际，正值苏联率先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人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深感担忧。小说对美国海外政策失败的批评顺应了公众的心理，这是它得以畅销的原因之一。虽然小说批评了美国援外工作存在的种种问题，虽然作者大谈如何帮助亚洲人提高生活水平，但作者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在世界更好地宣扬美国的意识形态，促进美国帝国主义的扩张，在冷战中与苏联抗衡。显然，他们的出发点绝不能用无私和高尚等字眼来形容。亚洲只是他们控制全球的跳板和工具而已。小说里，美国驻萨克汉大使麦克怀特在致国务卿的信中写道：“许多小战斗都是在会议桌前、亚洲的稻田里、村民的会议上、学校里进行的，但更多是在人们头脑里进行的。只有极少时候，这些战斗才会演变成激烈交锋。但这些小战斗却会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是被更多的人接受、坚持，还是被消灭。”（Lederer ＆ Burdick： 267）换言之，为了让亚洲人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为了美国势力在全球的扩张，美国人才想方设法去“帮助”亚洲人，让他们接受和“热爱”天真可爱的美国人。美国人的这种愿望在小说的最后一段里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我们发现，在整个亚洲，美国的道德观和伦理观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推崇，一旦有可能，就会有很多仿效者。我们在帮助亚洲走向自给自足的同时，必须用事实来表明，美国仍然是自由的美国，是充满希望和知识的美国，是法制的美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立于不败之地。（Lederer ＆ Burdick： 285）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美国赢得世界，获得在冷战中的胜利。尽管他们在考虑如何帮助亚洲人，但实际上却只是在考虑如何以最有效的方法，让亚洲人成为听话而顺服的附庸。
《丑陋的美国人》没有促使美国大众思考是否应该到东南亚去开辟新边疆，而是思考如何开辟新边疆。作品越过“为什么要做”，直接跳到“如何做”这一问题上。50年代的美国人把开辟新边疆当作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业，根本想不到去问为什么。青少年读者更是如此。小说引导青少年去思考如何做救星、当英雄，却回避了为什么要去做救星、当英雄的问题。正如约翰？赫尔曼所说，人们“对《丑陋的美国人》的广泛热情转化为对肯尼迪政府的支持，显然表明小说反映并激发了大量公众对越南有意识的关心”（Hellmann， 1986： 18）。《丑陋的美国人》向美国读者展现了一片可供他们开辟的新边疆。美国地理意义上的西部边疆早已消失，新边疆的提出，可以使边疆这一概念在隐喻意义延续下去。在这种象征意义的边疆里，美国政府可以使它的传统价值复活，为其利益服务。正是由于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和行动存在诸多不足，年轻人才有机会去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
评论家理查德？A？沙里文认为，《丑陋的美国人》是对英国小说《沉静的美国人》的重写，然而，“有意思的是，重写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其背后的那段历史”（Sullivan： 169）。《沉静的美国人》1955年在伦敦出版，1956年初在美国发行，旋即就被美国人斥为“反美”小说，斥责作者格林严重歪曲了美国人的形象，丑化了美国的意识形态。但格林本人表示，小说生动记录了50年代初他在越南采访时对美国人的印象：“《沉静的美国人》可能比我任何其他小说都有更多直接的报道成分。”（Christie： 21）虽然“小说不能把1950年降临到西贡的、任何真正沉静的美国人赶出越南，但却试图以不那么直接的方式去影响历史 —— 通过激起世界舆论反对美国卷入越南的方式”（J。 Wilson： 14）。格林的小说成功地让世界上其他人们注意到了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却没有把美国人自己从天真的梦想中唤醒。在1957年好莱坞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里，美国人大力修改情节，由英雄影星奥迪？墨菲扮演的派尔最后被描述成一个拓荒似的美国英雄：他为越南人的幸福努力工作，却在代表老派殖民主义者福勒的挑拨和教唆下，受到越南人误解，并最终被害（Christie： 61-63）。
从《沉静的美国人》在美国受到批评、而《丑陋的美国人》受到欢迎的事实，我们不难看出，50、60年代初，很多美国人还沉醉在意识形态的幻觉和梦想中。美国可能对世界和平造成威胁的这种想法还没有在大部分美国人的脑海里闪现过。像莱德勒和伯迪克这样的美国本土作家试图用自己的作品证明，格林对美国人的批评完全是空穴来风。虽然《沉静的美国人》和《丑陋的美国人》都对美国人提出批评，但两本小说却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批评了美国意识形态本身，对美国到越南的正义性提出质疑和谴责；后者则保留了对美国意识形态的赞同，认为美国到东南亚是毋庸置疑的需要，将之置于大背景后不做讨论，只对宣扬意识形态的具体方法提出了异议。前者从根本上对美国人的国民性表示质疑，后者则是以这种国民性为骄傲，只是提出了改进意见。然而，历史证明，《沉静的美国人》具有惊人的预言性。45 格林的小说能神奇地预料今后20年美国在越南的命运，并不是因为格林有预言的神奇本领，而是因为他准确地把握了50年代美国普遍的国民性和美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沉静的美国人》里的派尔、《丑陋的美国人》的发表与流行，以及后来的越南战争，都是这种国民性和意识形态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国人50年代的心态，使他们必然走向越南战争。《丑陋的美国人》和后来出现的如《绿色贝雷帽》这样的作品使人们对自己想象中的越战更加坚信不疑。短时间内，他们还难以走出想象的樊篱，难以走出柏拉图的山洞。他们还得依靠幻想去继续想象他们的越战。
第二节 《绿色贝雷帽》
1955年后，美国开始向南越派出少量军事顾问。肯尼迪入主白宫后，对特种部队情有独钟，指示特种部队士兵重新戴上一度停用的绿色贝雷帽。后来，帽子本身也成为特种部队士兵身份的标记，成为他们的骄傲。1961年，美国派出第一批代号为“绿色贝雷帽”的100名特种部队士兵到越南。罗宾？莫尔的小说《绿色贝雷帽》让无数年轻人对绿色贝雷帽萌生了无限的向往。小说刻画了美国特种部队士兵在越南战场的英勇行为和献身精神，充满了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讴歌美国官兵为了世界和平，甘愿牺牲自己的幸福。标题中的“绿色贝雷帽”也成了他们的“红色英勇勋章”。
《绿色贝雷帽》是越战小说中为数不多的畅销书。小说在两个月内重印了120万册。1965年销售精装本共10万册，在畅销书榜上排名第五。小说吸引了很多美国青年报名参加特种部队，征兵处甚至在1966年的前四个月都不需要发出征兵卡。1968年，小说被约翰·韦恩改编成电影，更是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对越战的态度。尤其是在越战初期，小说让美国读者充满对越南的向往，渴望自己也能成为特种部队士兵那样的英雄，从而把美国国内对越战的舆论引向乐观的一面。由于小说对战争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宣扬，有意回避了美国政府对越南内政的干涉，美化了美军士兵在越南的所作所为，很多评论家批评《绿色贝雷帽》缺少历史和文化的深度，也缺少一种道德的视角。
《绿色贝雷帽》典型地表现了美国人快乐地沉浸在意识形态的幻象里，面对柏拉图洞穴里被歪曲的影子自得其乐。如同《丑陋的美国人》，小说把美国到越南的正义性和恰当性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对越战的根源不加深入探讨。小说中的特种部队士兵也没有太多地为战争的目的自寻烦恼。无论是作者还是作品人物，仿佛都没有想过除了自由和民主之外，是什么别的原因（更真实、更迫切的原因）把美国特种兵带到了他们对此几乎曾一无所知、被称为“印度支那”的东南亚国家。
小说之所以能热销全美，是因为它迎合了当时人们对战争的想象。一方面是人们对二战的辉煌、光荣与胜利的记忆犹新，一方面是肯尼迪号召人们开拓新边疆的激昂言辞。新一代的美国人渴望有他们自己的伟大战争，渴望到东南亚的新边疆再现美国神话的辉煌。《绿色贝雷帽》一方面是美国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成为宣扬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工具，进一步影响着更多人。这样的文学作品能在美国公众之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原因之一就是它是以文学的形式出现，给人以客观公正的幻觉。小说的第一句话就告诉读者：“《绿色贝雷帽》是一本关于真相的书”（Moore： 1）。它以事实为基础写成。莫尔告诉读者他之所以用虚构的形式来写，是因为“以小说的形式，我能更好地、更精确地把真相表现出来”（Moore： 1）。然而，莫尔看到的事物的真相显然带有自己的主观色彩和美国意识形态的色彩，无论他自己是否明确意识到这一点。
小说强调，美军到越南的目的是要教越南人自己打越南人：特种部队“到越南是为了把平民训练成与越共游击队作战的反游击队员”（Moore： 11）。因此他们拒绝承认这是一场美国的战争：“我们没有打仗，…… 我们只是在越南人的战斗中给他们当顾问。这不是一场美国的战争。”对此，法国人赫尤却以毋庸置疑的语气驳斥道：“这是一场美国的战争。”（Moore： 145）即使美国人因意识形态的幻觉，相信美国只是去帮助越南人，但作为局外人的法国人却比美国人对越南战争有着更清楚的认识。赫尤还问美国人沙恩：“你们美国人为什么不远万里，来为这些人打仗？他们不但偷了你们给他们的东西，还害怕为自己的国家战斗。”沙恩回答：“首先，我是一名职业军人，我听从命令，按命令行事。其次，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们在国内与共产党作战。”（Moore： 145）沙恩的回答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他默认了赫尤对越南人的评价，即他们是一帮无耻胆小之徒47；其次，美国人为这帮无耻胆小之徒做出了巨大的牺牲；第三，他承认美国人到越南更多地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说他们是为了保护“自由世界的疆界”，那么，这也只是美国利益和霸权能自由延伸的疆界，是他们自己的自由世界，是以越南人和其他人民的自由为代价获得的自由世界。
沙恩的回答还显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美军士兵在越南土地上的出现对越南人意味着什么。对他来说，美国人到越南来保护美国的国土安全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似乎还为自己做出的巨大牺牲感动不已，认为越南人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因为他们给越南人带去了他们仰慕已久的民主和自由。正因为如此，小说中一名少校才义正辞严地批评一名违反规定的上尉：“你以为这顶帽子（贝雷帽）给了你擅自行动的特别许可，实施可能危及世界和平的作战计划吗？”（Moore： 50）可以看出，这些美军士兵完全以世界警察自居，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己任。但事实上，恰恰是他们在越南的出现，才恶化了东南亚的局势。莫尔笔下的南越军人不是贪污腐败，就是胆小无能、莽撞冲动，而南越人则都奴性十足，把美军当作救命恩人和救世主。小说人物在多处抱怨了南越军官的腐败、无能和缺乏责任心。南越政府似乎不值得接受美国人的帮助。美国人面对南越官员的不合作，仍然义无反顾地帮助他们，这更加显示了美国人高尚的道德观和对国际和平的责任感。
小说里，无论是当初的法国殖民者，还是现在的美国“顾问”，都认为他们给越南古老原始的乡村带来了活力和希望，带来了勇气和力量。美国人真是在帮助越南人赶上文明的步伐吗？其实，正如《丑陋的美国人》所表现的一样，他们关心的并不真是越南人的疾苦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对当地人的帮助更多地是为了美国实现全球霸权。越战期间美军对越南的大规模轰炸才真正显示了美国人在越南的所作所为。
美国意识形态通过大量像《绿色贝雷帽》这样的文学作品，宣传了美国在越南的无私行为，渲染了越南人的野蛮、落后、奴性和懒惰。杰奎琳？劳森博士在谈到美国越战文学时，特别提到这一类作品：“这些作品反思性不强，倾向于突出战斗经历，不注意通过这些经历来总结教训、得出结论，也没有把战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与产生它的更大的文化力量联系起来。如果更严重，这些作品歪曲了战争，给读者一个错误印象，以为越战主要包括一系列的‘重大战役’和大规模的战略性行动。而且，很多作品还夸大其辞，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倾向。虽然这类作品质量并不高，但却值得一提，因为它们数量巨大，大多受军队读书社的支持，由流行的大众市场出版社出版，在书店很容易买到。”（Lawson， 1990： 369-370）这些作品里描述的越战恰恰吻合了普通美国人对越战的期待，帮助美国读者建构了一场想象的越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