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在太原已经六十个年头了，说是老太原应该不算是自诩。很惭愧对于这个城市的一切自己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就连她具有二千五百年的历史这样确切的数字也还是前几年在一次庆祝活动中得知的。哦，太原已经存在二千五百年了！我当时是确乎惊叹了一声的。这并非说我对这个城市没有感情，不是的。如果我现在仍然是青春年少或者风华正茂的年龄，让我重新选择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居住，我仍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太原。也许这其中有大多数老人所具有的故土情结在作祟，但至少可以看出我现在对这个城市的依恋。
六十年来我走遍了太原的大街小巷，听惯了太原男女老少口中那酸中带甜的方言，吃惯了太原小摊上的凉粉灌肠，看惯了难老清泉、双塔凌霄、汾河夕照等等美景，于是，这个城市的喧闹与纷扰、美丽与丑陋、优雅与粗鄙、古老与时尚便一同混凝在我的生命与心灵之中。一次我在接待了一位初来太原的朋友后，他问我对于太原的感受，我如实地告诉他我当时突然涌上心头的直觉，我说：太原是一棵大树。那是如同圣母殿前歪斜的那棵周柏一样的大树，那是如同儿时太原随处可以见到的那种枝繁叶茂枝桠上错落着三三五五鸦巢的古槐。二千五百年的历史是它的主干，而年年岁岁枯去新发的枝叶却是演绎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物事件，历史文化、饮食男女、古迹胜境、市井喧嚣、人情世故……而这些枝叶是不断地变幻着的。即便仙道亦绝无可能全方位立体化地领略太原这两千五百年的丰采及风韵。下面记述的仅仅是作为这座古城三维座标中的一个自然人在仅仅经历了一个甲子轮回中的所见所闻，只能星星点点地供有兴趣了解这个城市历史细节的人们以一管之窥。
荞面灌肠
在太原，最有特色最受欢迎的小吃就要数荞面灌肠了。只要是个太原人，谁敢说他没吃过灌肠？
这种用荞面做成的食品，其实外地也有，比如北京叫扒糕，是用油煎了蘸着蒜汁吃的。保德河曲一带叫碗砣，也是切开放点醋蒜之类，唯独太原是要浇了卤吃。吃过了太原的灌肠，其他同类食品就相形见绌了。太原灌肠筋道，有咬头，又凉又爽的灌肠再浇上一勺泛着点热气的香喷喷稠稀适度的卤汁，再调点辣椒、蒜汁、香油、醋，真令食家在店主调制的时候就已经直嚥口水了，吃完一碗往往只刚刚勾起馋虫来，由不得你不向卖家招呼：“老板，再来一碗！”
太原灌肠为什么好吃？小时候同院的蓝大爷就卖了一辈子灌肠，整个制作过程听我向您慢慢道来。将上好的荞面在一个大面盆里和起，越硬越好，和到以后，再一点一点向面里兑水，兑一点水，把面和匀，再兑一点水，再把面和匀，直到这盆面成了稍稍可以拉起丝来的稀汤，单说和这一缸面，就至少要两个小时，蓝大爷每每和得大汗淋漓，老妻在一旁用一条毛巾伺候着专为他擦汗。为什么要费个这劲呢？只有这样和好的面，蒸出的灌肠才筋道好吃。和好面以后在蒸锅里把五寸左右的小碟摆满，盛上荞面汁，再在碟与碟之间的空隙里摆满中间细两头粗有如高脚酒杯一样的木托，在木托的上面再放一层小碟，这样，一锅就可以多蒸些灌肠了。灌肠火轻，只要蒸十几分钟就可以了，起锅以后，晾凉，用小刀沿着碟底轻轻一抠，灌肠就利利索索从碟子里剥离出来了。做卤的讲究就更大了，说实话，现在灌肠店的卤汁已经很不传统了，不说味道，单说佐料就差着好几种。蓝大爷的卤里，要放切成花牙状的豆腐干，要放点细细的海带丝，最后还要在上面撒一层黄黄的豆腐皮和嫩嫩的黄叶韭。这样的卤汁，色香味养俱佳，是不是听起来都觉得有点馋？
我们现在天天讲诚信诚信，之所以呼唤诚信是恰恰是因为诚信的缺失。那时候的人才真正诚信呢，无论做什么，都实实在在，决不哄人作假。总是精益求精，好了再好。蓝大爷为了灌肠味道纯正，他连酱油都不用商店的，买了原料，自己做酱油；买来干红辣椒，自己用绞肉机绞碎做油辣子。真让我想起同仁堂那句古训：炮制虽繁不敢省人工，品位虽贵不敢减物力。正因为如此，他的灌肠在几十年里闻名太原城，他也以做灌肠卖灌肠为终生职业，被顾客们亲切地称为“灌肠老大”（因为他兄弟二人都卖灌肠，相比之下，哥哥的灌肠做得更有特色一些）。
我们常说继承传统宏扬国粹，那决不单单只是要传承技术秘诀，更重要的还有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操守品格，它们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
琉璃圪崩
琉璃圪崩儿，打了没弄儿，回家要钱，挨（读如nai）了一顿儿。
这是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流传在太原地区的一首诙谐儿歌。歌中的琉璃圪崩，今天的孩子们不但没有见过，恐怕连听说也没有听说过吧。
琉璃圪崩是那时很普通的一种玩具，是民间琉璃艺人用烧热的玻璃吹成的，下面是一个圆鼓形或葫芦形的头，上面伸出一根如同今天喝饮料用的吸管状的玻璃嘴，通体玻璃极薄，尤其是圪崩顶部，更是薄如蝉翼，把圪崩嘴衔在口中，轻轻地一呼一吸，圪崩顶部薄薄的玻璃就如同振动膜一样，一鼓一瘪，发出清脆的哗哗的响声。那时每到过年前后，街上的小贩就担着一担一担的圪崩儿沿街叫卖，他们也知道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从孩子们手里赚一点零钱。一个圪崩儿，大的一角，小的二三分钱，孩子们买了，一路上吹出有节奏的哗哗声，于是整个巷子里便充斥着好听的圪崩声，汇入到鞭炮声、各种叫卖声组成的春节交响乐中了。
琉璃圪崩是玻璃做的，用嘴一吹一吸发出声响，好玩是好玩了，可对孩子们来说，就多了一分危险，不小心弄破了，扎伤了手还是小事，最怕的是初玩的小孩用气没有分寸，有时吸气过猛，把圪崩顶部最薄的玻璃吸塌，那一片片薄如蝉翼的玻璃碎片就会吸到嗓子眼里，紧紧贴在喉头周围的粘膜上，送到医院，外科大夫常常都没有办法。那时几乎年年都要出几例这样的事故。可琉璃圪崩也可以不用嘴吹同样发出声响，把圪崩嘴夹在右手的虎口里，左手与右手相握，形成一个空间，两只手同时用力，一捏一搓，两手中的空间压力发生变化，圪崩便同样响得清脆，而且手握的节奏比嘴吹快得多。我小时候便能很熟练地用手“吹”圪崩，而且能“吹”多种多样的节奏来，还传授过不少“徒弟”呢。
多少年了，圪崩早已从我们的生活中淡出了。以至于现在的孩子们听来像在听历史课一样。其实它作为一种玩具，实在也没有理由存在到今天，看看时下孩子们的玩具，那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像我的外孙女，光她的玩具足足可以放满一间小屋，有不但眼睛会动，嘴会动，还会说英语的布娃娃，有遥控汽车、模型飞机，大大小小的绒毛玩具摆满了她的床头。有了这些既能启发智力，又漂亮好玩的玩具，谁还会要那单调而且存在着极大安全隐患的琉璃圪崩呢？
今天说起琉璃圪崩，只不过是因为它曾伴我度过快乐却并不幸福的童年。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来说，怀旧，不正是在回忆当年的时候体味今天的幸福么？
晋生工人唱大戏
解放初期，太原厂矿企业里的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一天，在晋生纺织厂（山西针织厂前身）当挡车工的邻居彩凤姐给了我和三哥两张票，说她们厂里今晚有文艺演出。那时候文化生活很缺乏，电影看不起，能有不花钱的文艺节目看，我们当然高兴了。
晋生纺织厂在精营南横街与府东街之间，就是现在电力大厦的位置。离我们家只隔一条街。吃过晚饭，我们进了厂。只见厂房旁的空地上临时用圆木搭起了一个戏台，三面用苇蓆包起来，台口两边的较粗的柱子上用红绿绸子缠成缧旋形的图案，台上吊着几只二百瓦的白炽灯泡，这比农村的戏台宽敞也明亮多了。大红丝绒的幕布还把舞台遮得严严实实，台下早坐了不少观众，多半是临时找两块砖头摞起来当座位，也有少数人带了小板凳。不一会儿戏开演了。有独唱合唱，还有一个小话剧，我记得剧名是《李保禄》， 说的是解放前晋生纺织厂工人李保禄吃了美国的救济奶粉后腹痛不止，最后不治身亡的真人真事。很明显是在唤起群众对当时头号敌人美帝的仇恨。此外，还有宣传取缔一贯道和镇压反革命的节目。
彩凤姐看我们对她们厂的演出很有兴趣，以后凡有了票就给我们送来。演出一般是星期六晚上，我们连着看过好几场大戏，有《刘胡兰》，《赤叶河》，印象最深的是歌剧《王贵与李香香》。可能是因为剧本太长的缘故，整台戏分两个晚上才演完的。工人师傅们演戏一丝不茍极其认真，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唱念做打都有招有式。音乐则是采用了晋中秧歌和山西民歌的曲调，很对当地观众的口味。有很多段子我至今仍然记得，比如崔二爷拷打王贵时，王贵唱道：“老王八蛋你不要耍威风，不过三天要你的命，王贵我死了不要紧，千万个穷汉后面跟 ”。
这其中还有许多有意思的插曲，比如最后一场按剧情要向敌人投掷手榴弹，为了追求效果的逼真，工人师傅们做了一个威力巨大的纸手雷，为了安定观众情绪，在最后一幕开幕前特意先在喇叭里安抚大家：“观众同志们，由于剧情的需要，下一场一开幕我们要扔手榴弹，手榴弹威力比较大，希望大家不要惊慌，更要看管好孩子。”可当手榴弹炸响的时候，仍然吓哭了不少小孩。
前不久我还见到过一位曾在晋生纺织厂工作过的老人，说起这些往事，她记忆犹新，对当年的生活充满了深情的怀念。
太原的电影院
太原最早的电影院是基督教青年会，位于现在五一路邮局北边，听母亲说，她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女师读书时就在那里看过电影。
解放初期，太原仅有的几家破败不堪的电影院，计有大水巷的太原电影院，大中市的大中电影院、开化市后面的大众电影院，西肖墙的红星电影院等。五十年代初，陆续新建的电影院一个接一个地拨地而起，设施也越来越先进。五一、解放、山大、长风、红旗、人民、北宫、南宫、西宫，义井、宽银幕、和平、军人、新建路、建筑工人俱乐部……至于各个厂矿企业自己建起俱乐部也租来胶片放映电影的就更多了。
当时太原的电影院分为两种，一种专放电影的，一种是以演戏为主，没有剧团演出时才放电影的。前一种如红星、太原、大中、大众、军人、宽银幕、人民；后一种最典型的是山大、长风、和平这几家。这其中，山大、长风剧场大，设施完善，条件好，可能因此场租也相应会高一些，只有规格较高的演出活动才在些剧场举办。记得苏联“小白桦树歌舞团”、波兰“《云雀》歌舞团”来太原的时候都是在山大演出的，1959年梅兰芳来太原时则是在长风剧场。比起山大、长风来，和平剧场就等而次之了，但不要小看这个不大的剧场，当年，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这些晋剧名角都曾在这里登台献艺。我上中学的时候还在这里看过两场戏，一是河南豫剧《朝阳沟》，另一场是山东吕剧团演的也是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现代戏，因为那时我们已临近毕业，学校组织毕业班受教育的。
当时太原的电影院从规格上也分了两等，大部分电影院都是放映新片的，只有少数几家老旧电影院如太原、大中、大众是专门回放旧片的，所以票价也不一样，新片是二角，旧片只要一角钱。对于我这样的穷学生来说，能省一角是就是一角，学校里一个月的伙食费才七块五，一角钱可以买两个大烧饼饱餐一顿呢。再说，对于自己来说，只要是没看过的片子就是新片，所以我常常和哥哥们同学们去看旧片。在太原电影院里我看过很多精典的影片，如四十年代拍的黑白片《孤星血泪》，那情调、氛围渲染远比后来拍的彩色片好得多，还有印度影片《流浪者》《两畝地》，日本影片《厢根风云录》以及安东尼奥尼执导的《警察与小偷》等，所以至今，我仍常常想起那曾给了我无限艺术享受的、那深巷之中的衰微破败的老园子。
香港影片和夏梦
香港影片在太原上映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事。解放初期，镇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那样的社会环境与政治氛围和小资味较浓的香港影片是不相容的。从1956年以后，大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们对文化生活也有了多样化的的诉求，香港影片终于有了进入大陆市场的机会。
太原上映的香港影片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根据名著改编的，如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春》、《秋》、《寒夜》，根据郭沫若话剧《虎符》改编的《绝代佳人》等；二是反映香港中下层人士生活境遇的如《危楼春晓》、《新寡》、《新婚第一夜》、《十号风球》、《春到海滨》、《水火之间》、《可怜天下父母心》等；三是古装和戏曲片如《王老虎抢亲》《抢新郎》《笑笑笑》等。其中不乏思想性艺术性俱佳之作，但很多影片可能是为了降低制作成本的缘故吧，拍得比较粗糙，也经不起咀嚼。但不论如何，香港影片在大陆上映，至少为广大观众打开了另一扇艺术欣赏的窗口，说得直白些，令我们可以换换口味了。
说到香港影片，夏梦无论如何是一个绕不开的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不仅在香港是长城公司的当家花旦，而且在大陆也有众多的粉丝。凡她主演的影片，不仅上座率高，而且一定会成为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她是不同年龄层次人心中的偶像。她祖籍苏州，长于上海，后到香港上学，加盟长城公司，她在进入电影界之前便因在学校参加《圣女贞德》饰演贞德而声名斐然。进入长城公司后，更是如鱼得水，主演多部影片，名噪一时，她贞静平和，娴雅大方，李翰祥称她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漂亮的演员”，在香港，她几乎与奥丽黛。赫本齐名。她无论古装、时装、戏曲片皆能胜任。她在成名作《新寡》中把一位新婚守寡的少妇内心的矛盾刻划得淋漓尽致；在《绝代佳人》里成功地塑了一位深明大义不畏强暴的爱国女性，而在《王老虎抢亲》里又反串演出越剧，显示了她的多方面的才艺。她主演的影片《绝代佳人》和《新寡》，获1957年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
文革前几年，夏梦就在中国观众眼前消失了，直到1980年，我才在第四届全国文代会的会议纪念册中看到了久违的夏梦的照片，风采依旧不减当年。最近听人说曾见到过她不久前一张照片，已经用上了助行器，我不禁有些暗然，不知她得了什么病，但愿她尽快恢复，我想，这也是广大影迷的心愿。
忆太原少年合唱团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太原市有两个有名的合唱团，一个是星海合唱团，还有一个就是太原少年合唱团。
太原少年合唱团在我的记忆中是1952年成立的，我在1953年加入时是算是“插班”了。起初，团址设在二完小即现在的五一路小学，主持合唱团的是二完小一位姓冯的老师，五十多岁了，瘦瘦的，但精神饱满，指挥有力。除了冯老师外，我还记得有郭僖和赵崇仁两位老师，其他辅导教师的名字就记不住了。合唱团团员们都是各个小学校的音乐教师推荐来的，平时要上课，只有利用星期天来练习。
星期天一大早，同学们就准时来到二完小一间好象是会议室一样的大厅里，老师发给每人一张歌页。一张张有光纸的歌页都是辅导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辛辛苦苦刻了蜡版在油印机上印出来的。手捧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歌页，我们在老师们的辅导下进入了练习。一位教师弹琴，一位教师教唱。因为都是各校喜欢音乐有一定歌唱基础的同学，所以学起来很快，一上午学会一首歌是没有问题的。所学的歌曲有革命历史歌曲，比如星海作曲塞克作词的《救国军歌》、《酸枣刺》，少儿歌曲《少年儿童一条心》《快乐的节日》《红领巾歌》《早操歌》以及苏联儿童歌曲《快乐的小队》和波兰民歌《小杜鹃》。这些歌曲都非常优美动人，有的还有一定的难度，比如《小杜鹃》不仅分三个声部，各声部的节奏也不一样，但同学们都很勤奋，很快乐地就能熟练地演唱了。我们多次参加了各种规格的比赛，拿了不少奖项，还录制过唱片。少年合唱团极大地推动了太原市少年儿童的歌咏活动，同时也培养了不少音乐人才，有的孩子小学毕业后就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有不少同学参加工作进入了艺术团体或是成为了厂矿企业的文艺骨干。
大约是1954年，冯老师因患肾病不治逝世。星期天我们停止活动向冯老师告别，同学们都来了，长长吊唁的队伍一直排到了五一路，大家啜泣着送别了亲爱的冯老师。
1955年我考入中学，就再也没有参加合唱团的活动了，太原市少年宫建立后，在少年合唱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小白熊艺术团，成了一个综合的艺术团体，还有一个小型的管弦乐队呢。
太原街头集体舞
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表现欧洲民俗生活的记录短片里有跳集体舞的镜头，当地人穿着节日盛装，蹁蹁起舞，尽情地宣泄着欢乐。但你可能不会想到，五十年代初期，太原街头就常常有人在跳集体舞，而且规模场面比欧洲人要大得多。
那时候，许多新事物都是政府出面号召组织的，集体舞也是这样。现在想来，那极有可能是“学习苏联老大哥”衍生出来的，否则，不会全市各机关、厂矿、团体、学校同时跳起了集体舞，因为当时国家百废待兴，有许多远比跳舞重要得多的事情要做。
在各单位派人到指定的地点参加集体舞骨干培训之后，集体舞活动就在全市立马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只要不是老弱病残，概未能免。我当时在杏花岭小学读四年级，不只体育课、音乐课和课间操时间要学，有时下学以后学校还要组织大家在操场上练一会儿。高音喇叭里播放着集体舞的音乐，多半是苏联或者东欧国家的舞曲。我印象最深的是《邀请舞》和《匈牙利三人舞》。集体舞顾名思义，是大家一起跳的，没有固定的舞伴，这是和交谊舞最大的区别。比如《匈牙利三人舞》是几百名参加者像战士一样成三行纵队，纵队又首尾相连形成一个圆圈。每列三人成为一组，拉起手来跳，中间那个人比较忙，双手拉起两个舞伴的左右手，一举一放，一同跑几步，再一举一放，再跑几步，在音乐结束的前一拍放开两位舞伴的手，向前跨一步，两个舞伴则原地不动，这一节就跳完了，此时他已前进到前面两位新舞伴的中间，随着音乐再响起，他拉起两位新舞伴的手，再重复刚才的一整套动作。这样循环不已，只要音乐不停，就可以一直跳下去。
随着集体舞的开展和普及，很快也有了我们自己作曲家写的中国风格的舞曲了，而且还配上了歌词，可以边跳边唱，更符合国人的口味。我记得有一首舞曲的歌词是：跳起来，跳起来，工作完了多愉快，大家来呀来呀来呀来呀，咳，咳，跳呀么跳起来。曲调热烈奔放，很受欢迎，如今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太原应该会有点印象吧。
至于跳舞的场地，平时各单位可视自己条件因地制宜，遇到盛大节日或者庆祝活动时，那规模可以说空前绝后。有一年五一劳动节在五一广场举办集体舞会，市民自愿参加。入夜时分，几盏探照灯射出的光柱在夜空中快速交叉移动着，渲染出一派节日气氛，足足有几千乃至上万人涌向五一广场。音乐响起以后，大家同时起舞，那场面何等壮观。如果当时留下了影像资料，那是很宝贵的。除了五一广场，当时举行大型集体舞的地方，还有杏花岭体育场和迎泽公园露天舞厅。
后来不知为什么，集体舞慢慢从太原百姓生活中淡出了，她只存在了两三年时间吧。
旧时太原儿歌
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儿歌可以说是随意性最强而功利性最小。它是孩子们率性而发脱口而出的无思想性无目的性的即兴创作，它是幼童思维逻辑刚刚开始建立时期的语言反射。对于成人来说，有时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捉摸，可孩子们仍然乐此不疲。太原的儿歌基本符合这些特点。比如：“小娃娃，吃黄瓜，黄瓜苦，打豆腐；豆腐烂，炒鸡蛋；鸡蛋鸡蛋黄黄，盖起二间楼房；楼房高，跌断腰，请了个和尚来念经，嘀里咕鲁听不清”。再如：“脚板板，盖房房，里头住的个老娘娘，七十啦，八十啦，吃了个葡萄核（读如刮）子噎死啦”。这些都是我很小的时候听到过的，至少应该是抗战以前的儿歌了。
太原儿歌有它不同外地儿歌的特点。比如同样说下雨，北京儿歌这样唱道：“下雨喽，冒泡喽，王八戴上草帽喽”。一副雨雪阴晴不关自己痛痒的京华纨绔神气；而太原儿歌则是：“老天爷爷下大雨，枣儿馍馍供献你”。多像一个穷苦农民的孩子在祈祷上苍？
儿歌虽为孩子的创作，但有时也能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百姓情感。1949年解放大军围困太原，城内粮食恐慌，国民政府给第二战区的阎锡山部队和驻并中央军空投给养，多为一种劣质的“红大米”，吃多了会得夜盲症。就这样的东西，百姓也吃不上。当时有一首儿歌是这样唱的：“呛，呛，起呛起，你妈嫁给二战区，吃了几天红大米”。
解放以后，儿歌也开始配合形势“为政治服务”了，记得“三反五反”运动时，邻院一位叫秋花的女孩和她的妹妹跳猴皮筋的时候，边跳边唱：“猴皮筋，我会跳，三反五反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反对”；还有：“王先生你听我言，你贪污了国家多少钱，你不说，我知道，公安局里有材料”。如果院里真住着一位贪污分子恰巧姓王的话，听了窗外传来这歌谣，会不心惊肉跳？
到了文革时期，万马齐喑，孩子们也好像懂事了，几乎听不到原生态的儿歌了。只有一次听五岁的女儿跳猴皮筋的时候唱道：“江姐江姐好江姐，你为人民洒鲜血。叛徒叛徒甫志高，你是一个大草包”。听得出来，这是孩子们自己的创作。可那时幼儿园里老师教的儿歌大多是正规出版的儿歌集里的东西了。比如：“小牙刷，刷呀刷，刷得满嘴白花花，大家夸我讲卫生，笑一笑，露出一口小白牙”。这样的“儿歌”，教化的意思太明显，而且显然不符合儿童的思维逻辑，就像有些书法家学写“娃娃体”，那稚气无论如何也学不像。
还有一些儿歌，如：“我家有个小弟弟，半夜起来笑嘻嘻，妈妈问他笑什么，他说梦见毛主席”。这就完全是蹩脚的文人创作了。
扫盲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大部分人不识字，在普通市民中要找一个能写信的人来都不容易。那时候新民东街有一个太原市劳力调配站，找工作的人都去那里登记，招工的单位去那里招人。如果你的登记表上填着“高小毕业”，那真比今天的博士还吃香，单位抢着要，肯定保证不会让你做体力劳动而是去坐办公室。那时每个邮局里都常常坐着一位戴花镜的老者，身边放一个纸牌，上面写着：代写书信。写一封信要收二分钱到五分钱不等，视长短而定。替人写好信后，摇头晃脑拖着长腔为你读一遍。直到你满意为止。
大约是1952年吧，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我母亲那时是新民二条居委会主任，和其他几位街道干部成天招集妇女们开会，向她们宣讲识字的好处和不识字的难处。经过反复动员启发，那些老大娘小媳妇都一致表示要摘掉文盲帽子，不当睁眼瞎。干部们把她们按程度分成初、中、高几个班。母亲是太原女师毕业的，理所当然地兼任了教师。
课堂设在北肖墙小学，白天学生上课，晚上扫盲班上课。扫盲班先学“玻坡摸佛”那种注音字母，掌握了以后开始识字。用的课本是“同音识字课本”。就是为了便于识字，把同一个读音同一个声调的字罗列在一起。比如：l i u后面，列出“刘留榴流琉瘤”因为学员们已经会拼音了，所以认识一个字就认识了一串字。教师的主要任务是讲解每个字的含义。我晚上常跟着母亲去上课，坐在最后一排听着母亲拖长了声音这样吟诵：“l i u刘，二声刘，姓刘的刘。”把这个字教会了，再教下一个：“l i u流，二声流，流水的流。”这样反反复复，一会儿，就把属于l i u读音的四个声部的字“溜刘柳遛”之类的全教会了。这个课本共选了一千二百多字，学会了就基本可以看报写信，就算扫盲毕业了。这种识字方法效率高，容易掌握，被称做是速成识字法。是一位叫祁建华的解放军发明的。我至今还记得那首歌唱速成识字法的歌：“速成识字方法好方法好，速成识字有三宝有三宝，三件宝掌握好，配合起来攻碉堡攻碉堡。一天突击它三百字，一个俘虏也跑不掉，一天突击三百字，一个俘虏也跑不掉”。至于三件宝是什么，我想不外是指注音字母、同音识字这些吧。
那一次识字运动，真的使数以千万计的人摆脱了文盲的尴尬处境，让广大工农政治上得到解放后，文化上也来了个大翻身。
烧土
旧时太原街头常常会听到“烧---土！烧---土！”的叫卖声。尤其是入秋以后，那是一年之中卖烧土的生意最火的时候。
恐怕只有老太原才知道什么叫烧土。
烧土其实就是粘土，用来和煤面混合起来起粘合赋型的作用。旧时太原人冬季的燃料主要是煤糕，大致用三分之二的煤面掺上三分之一的烧土，和成泥，像托土坯那样在一个长方形的模子里托成一块一块的煤糕，在阳光下晒干，储存起来备用。它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燃料。山西盛产煤炭，为什么不烧炭块呢？一是因为炭比煤面贵得多，成本太高，二是炭块烟大，三是炭火不好掌握，而用煤糕做燃料，晚上填满一炉膛煤糕，你尽可以放心地去睡，第二天捅开炉子，立马满炉旺火。我家的炉子常常可以连续着一两个月不用生火。
烧土不是随便从哪儿挖点都可以用的，老太原买烧土很挑剔的。一要颜色正，就是黄中带红，越红越好，二是不能有料畺石（混在烧土中的一种顽石），三是要带丝，丝越多越好。所谓丝，就是烧土中夹杂的白色的丝，我估计那是若干万年之前植物的根系化成的，但终究没有弄清为什么丝多的烧土就好。烧土产在太原东山，那里有好多烧土场。在悬崖下掏一个洞，有半个电影院大小，像鸟巢一样的椭圆形，拉烧土的人用镐头把烧土刨开，铲到小平车上，拉出去就可以卖。谁挖开的烧土场，谁就成了场主，就可以在那里收钱，拉一车烧土一角钱。进了烧土场，决不可以说塌呀垮呀这些词，否则轻则招来一顿臭骂，重则乱拳交加也是常有的事。卖烧土的当然贫苦人居多，一入秋，五龙口大东关一带后半夜有就人拉着车上烧土场去了，为的是多拉几车土多卖几个钱。我在一中（现在的十四中）上学的时候，七点钟就有满载的烧土车从五龙口沿着上马街东面传染病医院南墙外那条窄窄的小路下来，一辆接一辆。因为坡度太大，每辆车后面拖一根木棍，名曰磨杆，下大坡的时候把车辕向上一提，磨杆就与地面磨擦上了，起了刹车的作用。从烧土场一角钱买来，拉到城里可以卖到七、八角钱，有时一天可以卖三四车。卖烧土是一个危险的行当，烧土场坍塌砸死人是常事。
太原卖烧土始于何时，无人考证。太谷秧歌里就有《卖烧土》的段子：“家住在直隶保定府，我的名字叫二马虎，借住在山西太原府，每天起来推上个车车卖烧土来唔唉哟……”看来，至少可以上溯到清代吧。
苏联花布
解放初期，人们的穿着很简朴，公务人员当时还是供给制，衣服统一发放，样式也都一律男的是四个兜的干部服，女的是双排扣的列宁装，非黑即蓝。普通百姓得先顾肚子吃饱，至于穿衣，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孩子们过年也难得有一件新衣，平时的衣服多是父母的旧衣服改作的。而这一切，正符合了当时上面一贯倡导 “艰苦朴素”作风的精神。
然而忽然有一天，上面来了号召，要大家穿起花衣服来，而且男女老幼都要穿。我记得那是星期一周会的时候，我们的教导主任站在操场的台阶上对我们讲：“……我们每个人都要带头穿苏峦（他是离石人，无论是上地理课还是作报告总是把苏联念成峦）花布，穿苏峦花布就是加强中苏友好的具体表现，就是爱国……”
女同学们都很高兴，因为她们早就盼望着能有一两件新的花衣服，现在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要家里买了。很快，一些年轻的女老师和高年级的女同纷纷穿起了各种图案的苏联花布做成的裙子、布拉吉。凭心而论，苏联花布的花色图案确实比我们当时国产的花布要漂亮，而且不褪色。惟一的缺点是缩水量太大，不过售货员在卖布的时候就会很诚恳地提醒你多买一尺，回家后过两次水再做。
可既然是为了加强中苏友好，是爱国行动，那就决不应该只是女性同胞有份呀。于是很多男同胞也起而效法。不少昨天还穿着黑蓝干部服的大老爷儿们第二天竟然花衣加身了。当然他们大多不会选择那些色彩艳丽对比夸张的花色图案，而多是用接近常人欣赏容忍度的花格布料之类做一件短袖上衣意思一下，以示自己已经响应了号召、已经加强了中苏友好、已经爱国罢了。这其中我记的两件事，一是我们的一位姓时的老师，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满头银发，他也做了一件花格衬衫，如果放到现在，定会被大家赞美为时尚之举，可在当时，别的同龄老人还大多是中式对襟袄甚至大襟袄的时候，他的打扮在街上不时招来怪异的目光就很符合情理了。还有就是我们同班一位年纪最小的同学，他父亲是一位大型国企的领导，可能是为了带头吧，也给儿子做了一件花衬衫，孩子死活不愿穿，硬逼着穿上了。到了学校一进教室，看着大家攒射的目光，他不好意思了，抱着头伏在课桌上，不肯抬头，大有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之感。
“苏联花布运动”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的社会生活插曲，现在想来，当年亲历的人都会莞尔一笑。我前些日子翻箱子时，还发现了一块当年姑姑给我做被面的苏联花布，后来用旧了早已被我垫箱底用了。那图案真的很漂亮很大方，而且至今仍鲜艳亮丽。
野菜情结
太原人似乎和野菜有割不断的情缘。反正我在太原生活了快六十年了，始终没有完全间断过和野菜的联系。
年长我一岁的表哥，五十年代初期住在小东门山西机器厂北厂附近。我们常常在一起玩。而玩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摘野菜。
表哥认识的野菜很多，因为解放太原围城的时候他就在城里，吃过红大米，吃过两块大洋一块的豆饼，就差人肉包子没吃过了。那时他们食物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野菜。我们走进山机北厂的荒芜的空地上，他就开始教我识别，这是猪毛菜，也叫沙棚，这叫扫帚苗，这叫灰菜，那叫甜苣，那叫妈妈菜……为什么叫妈妈菜呢？表哥摘下一棵妈妈菜演示给我说：“你看，妈妈菜的根，白白的，肉肉的，就像妈妈的乳房，你把它掐断，就会流出一股白白汁，就像妈妈的乳汁……”说着，他就用嘴吮吸起来。
所有的野菜，吃法大致相同，都是先要者熟后用凉水“湃”（读如拔）一下，有的要换几次水，这样才能去掉苦涩。之后切碎，拌上盐醋，再加点葱蒜，就可佐餐了，如果有条件能滴几滴香油，就堪称美味了。在表哥的影响下，我吃过不少野菜。
在中学读书的那几年，的确没吃过野菜，可到了“三年困难时期”，饿得人头昏眼花，学校组织大家到野外去挖野菜，给每个人布置了任务，一定要挖够二十斤。乖乖，二十斤野菜那是多大一堆啊。为了凑数，就不顾质量了，本来野菜是越小越嫰越好吃，此时，同学们专拣大个的挖了，长到七八寸长的甜苣，猪都不吃，我们也连根挖回来充数。一个上午，倒是挖了满满一汽车，拉回来一拣，没多少能吃的。上面政策不合理，下面一定有对策。挖野菜这样的小事也一个道理。当权者的颟顸，怎敌得过百姓的狡黠？
这些年来，吃，这一关乎民生的第一要务，早已不是问题了，现在不敢说全国，至少在太原市范围内没有人会为吃而发愁了。不仅不为吃发愁而是为吃得太多发愁了。大鱼大肉吃多了，各种病变随之而至，成了困扰不少人的麻烦。有营养学家就又祭起了野菜，著文立说，历数野菜的诸多好处，说它如何绿色，如何可以降压降脂等等，不一而足。于是，全国范围内吃野菜成为了一种时尚。甜苣、蕨菜这样的山野菜居然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五星级酒店的餐桌。
由于媒体的轮番宣传，家里人也认同了野菜可以救苦救难的功效，不时地为我这个“三高”（不是文革时批判名家时所说的“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而是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者买一点野菜回来调剂。其实我并不是太相信野菜会有那样神奇的功效，我之所以常常吃一点野菜，一是不致使家人的良苦用心失落，再者也确与普通的老太原一样是因为对野菜始终有一种难以忘怀的情结。咂着略带苦味的野菜，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便会涌上心头，这不也是一种人生享受么？
助学金
我很小的时候就熟悉助学金这个词了，而且对它含义的理解十分准确。因为在我刚入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上中学的两个哥哥已经享受助学金了，凭心而论，如果不是助学金，他们是很难完成学业的。
那时父亲在省图书博物馆（即后来的省博物馆，现在的文庙）当工业指导员。我记得当时的工资是不到四十万（旧币，等于新币四十元）家里七口人五个孩子都要上学，那是我们家里经济上最艰难的时期，母亲隔几个月就要把她从娘家陪嫁来的戒指一类的首饰变卖一两件贴补家用。大哥二哥在五中读书，因为家庭困难，享受了助学金。每人每月六元钱。可不要小看这六元钱，当时中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才七元。那时的学费很少，而只要享受助学金的同学，就连这很少的学费也免了。这就等于让他们不花钱白白上学还基本管饭。刚解放的时候穷人多，享受助学金的比例很大。那个时代的青年学生常常挂在嘴边的“不辜负国家和人民的培养”决不是一句大话空话，的确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言。
1955年我也入了初中，对助学金就有了更直接的体会。开学不久，班主任就宣布让困难的同学申请助学金，条件是家庭人均生活费不足7元。助学金分为三个等级，甲等8元，乙等6元，丙等4元。程序是：个人提出申请---全班同学公议----张榜公布----校方批准。那时我的两个哥哥已同时考入北京大学，每人每月的助学金成了13元，除了吃饭还多少有点剩余，三哥在太原六中也享受着助学金。父亲的工资也有所增加。当时班里困难的同学很多，特别是有一位从盂县考来的姓韩的同学，脚上一年四季就只穿着一双家做布鞋，要洗鞋的时候，便向我借一双暂时穿一下，他父亲从盂县来看他，将近二百里的路程硬是步行过来的，因为没钱买车票。和他们一比我便打消了申请助学金的念头，回到家里我把我的想法和母亲说了，母亲对我微笑着点点头，那笑容我看得出是对我做出决定的赞赏。
中国有句老话：寒门出贵子。如果用辩证的观点来解释，那就是穷则思变，因为想要改变贫困，只有努力奋斗。用这句话来观照我的同学们还基本应验。大凡享受助学金的同学一般都特别用功，因此成绩也都不错，其中不少人都被大家推举为班干部团干部。成年以后我常常想起那些寒家子弟，他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成为我人生最早积累的精神财富。
代写书信
书信和日记都是每个人最私密的文字，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无不视为隐私，除非特殊情况，是决不肯示人的。然而六十年前文盲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那个时候，写信便成了一件大事。亲戚邻里间有粗通文字的，瞅人家有时间的时候，登门求人家代写一下。有的贫民聚集的地方，要找一个能写信的人还真不容易，便只好花钱求人写信了。于是当时太原市就有了这样一种特殊的职业----代写书信。
代写书信的从业者大多是老年男性，一张小桌，一个墨盒，一支毛笔，一摞信纸，就是全部家当。代写书信的小摊多设在邮局门口，小桌上立一块纸牌，上写着“代写书信”四个大字。那些以此为业的老人大都戴一副花镜，而且多为那种老式的蚂蚱腿，因为长年使用，镜腿松动，便用一根线绳拴住挂在脑后。没生意的时候，便端起一张报纸，细细地看。严冬时节，老人们就全副武装，棉袍大衣，脚下是三块瓦的大棉鞋甚至穿起了毡靴，有一次我还看到一位老人戴着黑缎子尖顶风帽，长长的护耳垂在肩上，像是回到了清代，颇有几分滑稽。偶尔，他们的小桌上还多出一只白铜手炉，两只枯瘦的手便会罩在手炉上，还不时地搓搓。
有人来写信了，一般是先递上一个信封，那上面有来信的地址，里面有来信的内容。老人先抽出信瓤来认真地看一遍，然后由来人自述回信的内容。你一边说，他一边写。写好后会摇头晃脑地为你读一遍，问你还有什么要写的，直到你完全满意为止。然后写好信封，贴好邮票，做到全程服务。写一封信视长短而定收取二百元（旧币，合新币二分，下同）到五百元，信封信纸理当要另外收钱。这样，一封信大约要千元左右的样子。
这些代人写信的老人中有的是旧社会里跑单帮的生意人，也有落魄的小知识分子和前清的老秀才。其中有些人虽然粗通文墨，但自 视甚高。我和同学们曾在开化寺后面的一家院门上方见到过一位代写书信的老人挂出来的招牌，那是一只一尺多长的镜框，正中间三个大大的字竟然是“文学家”，左右两边写着：代写书信悔过书，离婚协议检讨书。我们看了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自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后，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摘掉了文盲帽子，能读书看报了，能写信了。同时学龄儿童实行了义务教育，全社会整体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写信再也不是什么难事了。这样，代写书信这个行当也就渐渐地消声匿迹了。
当年的太原市委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在杏花岭小学（当时叫太原市十一完校）读书，南华门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除了每天早晨东二条那沿街的煎饼摊、丸子汤店以及打烧饼的师傅用擀面杖敲击出来的愉快节奏之外，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东四条了。
南华门东四条是一条死巷，据说是阎锡山五妹子的私宅。人们都知道现在这里是山西省作家协会的驻地。而那时我和小伙伴们，对这条小小的巷子总是心存着几分神秘几分敬畏。因为那巷口不论白天夜晚总有两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守卫，这样和我家所住的街区相差无几的几个小小院落竟然要派两名岗哨，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哨兵身后墙上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大牌子：中国共产党太原市委员会。共产党委员会是干什么的，我们也不懂，只觉得那牌子和我们学校的牌子也差不了多少。我每天经过东四条的时候都要放慢脚步朝那巷口望上几眼，其实吸引我目光的是那两位战士手中的武器。他们有时拿带刺刀的步枪，有时端着笨拙的汤姆枪，后来又换成了小巧的卡宾枪。我有时候故意走近一点，凑上前去想和卫兵搭讪几句，无奈人家满脸严肃，根本看也不看我一眼。好生没趣，只好乖乖地去上学。
让我对这条巷子里的人佩服的另一个理由是，每到新年，巷口对面的墙上就会贴出墙报来，那墙报不仅报头画的好，文章虽然对我这个二年级的小学生深奥了一些，但那毛笔字却令我钦佩不已，看得出来，不是一个人抄的，有的娟秀，有的苍劲，比我们买的那“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的仿引子的字还要漂亮得多。
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市委门前并不热闹，没有川流不息进进出出的人群，也没有车如水马如龙的景象。它安安静静地佇立地这都市的一个角落领导着全市的经济建设和各项运动，从容地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真有几分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气韵。
几十年后，一次闲聊和同事老薛说起这事，巧了，老薛当年就在太原市委工作。他告诉我说，那时市委总共八十多名工作人员，分为组织、宣传、统战几个部。很多人吃住都在机关，那时大家都是供给制，没有明显的等级，只是吃饭分大、中、小三种灶。他说那时生活虽然清苦，但工作热情很高，真是热烈而又镇定，紧张而有秩序。
前些天我有事到一个县城，看到一座玻璃幕墙的十多层大楼拔地而起，一问，才知道是新盖的县政府大楼。那要比当年太原市委阔气了不知多少倍。当然，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了，办公条件好一些是应该的，如果公仆们为人民服务的热忱和工作效率能够同步提高，老百姓就额手称庆了。
票证年代
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卡的世界》，说我们现时生活中处处离不开卡，想来大家都有体会。回想五十年前，和当今的卡相对应的就是当时的票证了。
从统购统销开始，买粮要粮票了。我至今仍收藏着1955年发行的全国通用粮票，那恐怕是最早的粮票了。从“大跃进”以后，物资日渐紧张，开始，买布要布票了，买食油也要票了。这些主要的生活物资的紧缺，带动了其他生活资料全面紧张。但总不能每样东西都印制一种票证吧。于是便出现了副食供应证和购物本。副食供应证就是由商业局统一印制一大版按顺序编号的小票，每张只有邮票大小，上面印着“太原市居民副食品供应证”，中间是编号。每个居民发给一张这样的购物证。商业局基本是每月公布一次本月供给副食的品种数量。那时月初我们常常在商店门口看到这样一张通告：
接商业局通知，本月副食品供应如下：
12号 鸡蛋半斤 13号 碱面二两 14号 豆腐一斤
15号 点心半斤 16号 猪肉半斤（回民供同等数量羊肉）
这就是说，你要买上述的这些副食品，光给钱不行，还必须同时附上一张张相应的副食供应号，这样才可以得到这个月政府按照计划分配给你的这点东西。那时每人每月的猪肉供应量顶多半斤，有时只有三两，鸡蛋在产蛋旺季每人每月半斤，淡季则常常就停止供应了。最复杂的要算点心了。你要买回这个月分配供给你的这半斤点心，你要准备好钱，准备好粮票，同时还必须准备好副食供应号。三者缺一不可。每到月初当月的副食品供应号一公布，副食商店尤其是猪肉柜台前常常排起了大队，一家三口上个月总共供应的一斤半猪肉早就吃完了，盼了好久总算盼到新号公布了，都想快快买回来解解馋。猪肉柜台排长队还有一个原因，是那时每人每月只供应三两食油，润锅底都不够，于是新号一公布就赶紧来排队，盼望能买到一块肥肉回去炼油，这样，可以细水长流地多闻几天荤腥。还有些门路广的人比如认识跑北京的列车员，有时偶尔可以为你捎回一两瓶猪油来，因为北京毕竟是首善之区，猪肉供应要比太原松动一些。那时节真是各显神通，我所在工厂的一位技术员就天天可以吃油炸窝头。他哪来那么多油？原来他独辟蹊径，把有毒的蓖麻油拿来用烧瓶分馏，根据温度掐掉有毒的馏份，剩下的就是没毒的可以食用的油了。
除了副食品供应证，那时每人还有一个两寸宽三寸长的小本，叫购物本，一些紧缺的生活用品要凭本购买。比如棉线，棉花之类，也是按人口分配供应，你买一绺线，售货员就会在你的本上登记：某月某日，购白线一绺。这样，你这一阶段的供应配额就用完了，必须要等到下一次公布供应时才能再买。
太原人吃水
太原人历来习惯把用水叫做“吃水”，好象水只是用来吃的，其实人们在水的消耗上用的比吃的要多许多倍。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恐怕在人们心目中，水的最重要的用途是吃。
现在太原人用水方便多了，水笼头一开，清清的自来水哗哗流出来，厨房、卫生间各用各的，条件好点的，还用上了热水器，冷热随你调节。
时光倒退六十年，那时太原人吃水可真的是很困难。解放前虽说城内铺设了自来水管网，但只局限在市中心一带，边远偏僻之处是没有自来水可用的，只能用井水，还有用汾河水的。即便是地处自来水管网区域的百姓，绝大多数人家里也没有水管。只是隔几条街才设一个水站。所谓水站，就是一个水笼头，十几条街上的人家都要来这里接水。
那时每个水站上有一个老头在管理，他的职责，主要是收水票。什么是水票？那是自来水公司印制的一种有价证券，形式有如邮票，一整版上百张，每张有邮票大小，中间也像邮票一样打满分隔孔。每张水票我记得好像是一分钱，由分散在太原街头的小摊贩代售。居民们从摊贩那里买了水票，到水站去担水，一张水票可以买到一担水。因为水是论担计量的，只要你有力气挑得动，不论多大的水桶也是一张水票一担水，所以那时人们都尽量用大桶。去水站担水的人肩上挑一副空桶，嘴唇上抿着一张水票（因为水票又轻又小，很容易弄丢，抿在嘴唇上最保险），到了水站，把嘴边那张沾湿了一半的水票递给看水站的老人，就可以接水了。老人把水票放进手边一个带锁的小木箱，大约他回到公司的时候还要凭所收到的水票交账吧。有的人家大人没时间担水，就派两个半大小子去抬水，每次只能抬一桶，那一桶水怎么收水票呢？有办法，在你抬第一桶水的时候，看水站的老人会在你的水票上方用剪刀剪一个三角型的小口，证明你已经抬过一桶了，下次还可以凭那剪了小口的水票再抬一桶。
十几条街上几千口人都要靠这一个水笼头吃水，水站的繁忙程度可想而知。常常是水桶接水桶排着大队，水笼头不停地哗哗地流，这一桶满了，提走的时候下一只桶就接上去了，所以笼头也很少有关掉的时候。遇到水压不够水流量减小的时候，队就排得更长了，因为先后或者插队引起纠纷也是常见的事。
如今，在将要开发的老居民区，偶尔还可以看到一处这种公用的水笼头，人们在这里接水洗衣服洗撴布，他们是按月按人缴水费的，恐怕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水票了。随着城市改造，我想这样临街的公用水笼头很快就会从我们太原人的视线中消失的。
勤工俭学琐忆
如果你是一位五十年前的在校学生，那你一定会保留着关于勤工俭学的记忆。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国家的生产力还处于非常低下的水平，大多数家庭都是靠“当家的”一个人挣钱，经济比较拮据，要想供养几个孩子同时上学，可想而知有多么困难。尽管学校收费很低，尽管困难学生可以享受助学金，但仍然有不少同学生活上捉襟见肘。我记得上中学时，我们的学习班长三年里没有书包，每天用一块面袋拆开来的白布当书包用，放学了，便把书籍文具摞整齐，像用纸包点心一样把书本包裹起来，用一只别针别好，两头绾一个结，往身上一挎，就像《红灯记》中那个卖木梳的人挎的布包那样。
中国学子历来具有不怕艰苦的奋进精神，古有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近有周恩来、邓小平等革命家赴法勤工俭学的事迹。艰苦虽然可以磨励人的意志，但艰苦到一个中学生用不起一只书包，那就真该想想办法了。穷则思变，于是除去学校组织大家集体劳动增加一些收入外，到了假期，大家便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
那时学生的年龄差距比较大，不同年龄层次的同学，勤工俭学的方式便大不相同。几位十七八岁的男生，一到假期，就会从事两项挣钱多的工作：第一种是装卸火车，太原东站（货运站）来了货车，要尽快腾空车皮，便雇人装货卸货。这类活路从来都是包工，讲好一个车皮多少钱，大家通力合作，三下五除二干完，当下就能领到工钱。挖土方就相对独立了，建筑工地有需要挖地基或者有要铺设地下管道的工程，就会用人，这被雇用者被称为“挖土方的”，按照用工方划好的线，把地刨开，把土挖出来，晚上收工的时候，用皮尺一量，挖了几立方土就挣几立方的钱。这两种活都是苦力活，没有壮实的身板和一把好力气是难以胜任的，苦虽苦，挣钱也多，有时一天能挣到七八块甚至十多块钱。那可不是一笔小数字，因为当时我们学生灶的伙食费一个月只要七块五角钱。开学了，那些大龄同学常常把他们过五关斩六将的赚钱经历绘声绘色地讲给我们听，真正羡煞我们了。既然不能去装卸火车，不能去挖土方，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孩子们总得想方设法去找些力所能及的事做吧，但适合我们的工作很有限，碰得巧有时能找到“泥水工”的营生，所谓“泥水工”就是临时建筑小工，给人家和泥搬砖挑水，一天一块五角工钱是约定俗成的行情，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这已经不少了，如果一个暑假能干满一个月，下学期的饭费就基本有着落了。实在连“泥水工”的活也找不下，那就去打煤糕，一块煤糕二分钱，多做多挣。这“泥水工”和打煤糕我都干过。后来上了技校，有年假期经人介绍还曾给山西人民出版社抄过书稿，千字五角，我记得我抄过一本几万字的小册子，赚了二十多块，这是第一次没有出卖苦力的赚钱经历，为此曾洋洋自得了好久呢。
露天电影
如今四十岁以上的人，大约都有过看露天电影的经历。这种电影放映方式从解放初期开始存在了三十多年。露天电影，顾名思义，是不在任何正规的电影场院中放映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院很少，可翻身后的普通百姓，非常渴望这种在他们看来既新颖又时尚的娱乐形式。而我们的宣传部门，在建国初期就将电影事业作为向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的最好方式。因为列宁曾说过这样的话，在所有的宣传形式中，电影是最好的形式（大意）。所以刚一解放，除了接收“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以及上海的几家电影制片厂外，很快又新成立了北京、珠江、潇湘、八一、峨嵋、新闻电影、科教电影等许多家电影制片厂，每年出品几百部影片。1958年，山西也成立了电影制片厂，但很长时期，只能拍点纪录片之类。当时城市里电影院很少，每座电影院也只有几百最多上千个座位。根本难以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农村就更差了，一个县城里也不一定有一座，农民居住又很分散，不可能为了看场电影跑几十里上百里路进城，再说还有票价也是问题，一场电影二角钱，那就是贫困地区老乡一两天的工分值呢。
放映电影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相对黑暗的背景，既然如此，那夜晚岂不就满足了这条件么？也不知是谁想出了这个办法，在野地里露天放映。夜幕降临，四周一片黑暗，在两棵树中间挂起一方银幕，打开放映机投影到幕布上，效果蛮好！可笨重的电影放映机要是搬来搬去真是不方便，后来便有了16毫米专供露天用的小型放映机。这样，只要一架平板车或者马车拖拉机之类的运输工具，就可以拉着放映机到处跑了，边远的山庄窝铺，驻札在偏僻哨卡或者海岛的连队，都可以不时地看到最新的影片。有些地方没电，放映员还可以自带一台柴油发电机配套。
我童年时代大多数电影都是在露天看的，我家对面是山西公安大队，每逢周末，便会放映露天电影，战士们早早地排成方阵整整齐齐地席地而坐。公安大队是要害部门，当然不允许无关人员进入，但我们这一帮小把戏早就和部队首长战士混得很熟了，平日里常常结伙进大院里看战士们操练，有电影看当然不会阻拦我们了。很多直到现在仍然印象很深的影片如《山间铃响马帮来》《芦笙恋歌》以及《勇士的奇遇》《冷酷的心》等都是在那里欣赏的。
露天电影给我的童年生活凭添了无限乐趣。
并州街头老货郎
“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来送货……”郭颂的这首歌几十年来人们耳熟能详。可歌中唱的“新货郎”早已见不到了，更不要说比他更早的“老货郎”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太原精营街新民街一带，就有这样一位长年累月风雨无阻走街串巷的“老货郎，而且，这位老货郎还是我们家的一位亲戚。
不知为什么，人们总叫他“霍罗子”，可能是“货郎子”谐音吧。太原方言中喜欢把人名后缀一个“子”字，比如你叫三虎，人们就会称你“三虎子”你叫二狗，人们就会叫你“二狗子”。每天吃过早饭，他便准 时出现在街头了。长长的两头翘起的一条扁担，挑着两面各四层货箱，货箱呈椭圆型，柳木做的，一层层摞在一起，两端用毛笔写着“京广杂货，一二三四”，这既是他生意的幌子，又使这四层一模一样的货箱排列有序不致错位。最上面的盖子罩着一块玻璃，里面花花绿绿各种杂货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挑着担子，一边走一边摇着手中的泼浪鼓。这种器物现在早已不见踪影了，那是一只一尺多长的木棍上穿着一面小鼓和一面小锣，鼓锣两边各有两粒弹丸用线拴着，货郎手持木棍左右旋转，锣儿鼓儿便同时响起，用以招徕顾客。他经营的品种十分繁杂，针头线脑、梳子篾子、香皂肥皂，头油胭脂……不一而足，肩上担的简直就是一个小百货公司。他人和气，价钱公平，货也地道，所以担子前常常围着一大群老太太小媳妇。生意好，心情就好，劳累一天回来，烫上一壶小酒，抿几口，就又投入了第二天的准备工作了。事务是非常繁杂的，比如他卖线，从花纱布公司批发来的线是论斤称来的，主妇们做针线用不了这么多，他得在纺车上分成一小绺一小绺的，还要把第二天的货备好，常常忙完就到深夜了。住在那一带的家庭主妇们很少没有和他打过交道的，他给刚刚从战乱中过上了安宁生活的百姓带来了不少方便，他也从在这为了谋生的走街串巷中找到了自己的乐趣。 挑着八只大货箱走上一天着实不轻松，后来也算是与时俱进吧，担子换成了独轮车，而且轮子还是自行车轮子，平驮着一个分成很多格子的玻璃大货柜，他终于从扁担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了。没有多久，公私合营的浪潮把街头的小商贩们都卷进了社会主义，他也成了一名商店的正式员工。可从此，太原 街头也就再听不到他的货郎鼓儿声了。
中学生的稿费
我是1955年考入太原一中的。那时一中的校址还在五龙口，即现在的十四中。和所有的学校一样，校门口有一间传达室。一位高个子光头的传达员师傅好像姓邢，每天除了上下课要负责打钟外，还要负责收发工作。传达室外面的墙上挂着一只三尺宽二尺高的小黑板和一个信架，来了平信都插在信架上，有了汇款包裹挂号信时，邢师傅就在黑板上写出收件人的姓名和邮件种类。譬如：张晋生取挂号。李太龙取汇款。刘并英取包裹。全校师生上下学时传达室门前是必经之地，所以这块小黑板的注目率就极高。在这极普通的邮件领取通知中，最引人注目也最让人羡慕的便是“某某某领稿费”。那时高中部擅长写作的同学有人试着向报社杂志社投稿，只要一采用，便会有稿费寄来。于是，传达室门前的小黑板上就会写出通知来。其实尽管是高中部的文学爱好者，能达到发表水平的也寥寥无几，只有几个人能隔三差五地被通知去领稿费，只要得过几次稿费，知名度便大大提高，从而成为大家仰慕的偶象。于是“某某这个月得了二十多元稿费”、“某某从上了高中就没有花过家里的钱，全凭稿费养活自己”类似的传言便不胫而走。大家在传说议论时难以掩抑艳羡之情。因为那时一般人家还比较贫困，一个中学生在求学阶段就能挣钱，而且是写文章来挣钱，既减轻了家里的负担又证明了自己的才学，怎么能不让同学们羡慕呢？其实就我个人记忆，当时在那块小黑板上被通知领取稿费频率最高的是我们的美术老师赵梅生，他那时既是《山西日报》特约的漫画家，又不断地为出版社画些连环画，仅《山西日报》一个星期就常常登他好几幅漫画，所以稿费要比别人多得多。
看到别人名利双收，我这十三岁的孩子也心动了，心里想着什么时候自己的名字也出现在这块小黑板上。于是就试着给《少年文艺》、《山西文艺》、《中国少年报》投稿，但都无一例外地被退了回来。现在想来，那时的编辑们真是认真敬业，就连我那稚拙的习作也每次都是亲笔回信给予鼓励。一直到初二的时候，有次太原市召开运动会，我们去坐场，我和外班一位画漫画的同学突发奇想搞了一组诗配画，题目忘记了，大意是讽剌锦标主义的，八句诗，两幅画，寄给了创刊不久的《山西体育报》，没有料到很快发表了。终于有一天，那块小黑板上写出了我和那位同学领取稿费的通知，这下在全年级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初中学生发表作品的事几乎绝无仅有。领到了五元钱稿费，觉得沉甸甸的，因为我一个月的伙食费才七块五角。我们俩自然是得意非凡，从传达室出来，也不像其他人那样顺便把黑板上自己的名字擦掉，为的是多留些时辰，让更多的人都看到。
鞋忆
太原人有句俚语：潇洒一顶帽，精悍一双鞋。这是说鞋之于仪表的重要性。如今，哪个人没有几十几双几十双鞋？尤其是爱美的女士们，但凡一有新款式上市，不买一双穿在脚上是大抵是不肯罢休的。穿鞋不但要分季节，还要分场合，要分和什么衣服搭配……总之，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对鞋的消费也水涨船高了，眼下，还能见到有人一双鞋直到穿烂才肯扔掉的么？至少我周围没有。
然而五十年前，一双鞋对于一个人来说，真可以说是一项财产。那个时候，拥有一双皮鞋的家庭是要比现在拥有汽车的家庭少得多，皮鞋绝对是一种奢侈品。一般百姓穿的都是布鞋，而且式样也大致相同都是圆口布鞋。可这布鞋也有高下之分，礼服呢面牛皮底的圆口鞋，那是讲究人比如商号东家掌柜们穿的，其价值是会几倍甚至十几倍于普通布鞋的。其次就是冲服呢面千层底布鞋，黑黑的鞋面永不褪色，鞋底一层层地摞起来，边沿处用白粉刷得雪白，这样讲究的鞋当然也不是苦力贩伕们能穿得起的。至于普通百姓穿的大都是家做布鞋，样式以圆口鞋居多，鞋面就五花八门了，那要根据自家家里有什么样剩余的布头布料，有用黑粗布的，有用细帆布的，有用卡叽斜纹的……凡是做衣服剩下一尺来的面料，精明的主妇们都会物尽其用把它裁成一双鞋面，做出一双俏洒的新鞋来，既显示了自己的手艺，又废物利用创造了价值。
可做鞋却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先要搓麻绳，把买来的黄麻劈开，用“拨掉儿”或者“捻转儿”的专用器物捻成麻绳。也有在腿上搓的，女人们卷起裤腿来，在大腿上把两根麻皮一搓一搓，就搓成了一根根结实的麻绳了。第二个步骤就是打“袼褙”。把穿烂了的衣服碎片用糨糊一片片粘在一块木板上，然后在阳光下晒干，就成了“袼褙”，把袼褙剪成鞋底的形状，一层一层摞在一起，用搓好的麻绳纳成鞋底，再把剪成鞋样的鞋面缉好鞋口绱在鞋底上，还要用木制的楦头撐几天定型，这样，一双布鞋才算做好了。这一整套程序做下来，就是巧妇快手，也得十天半月光景。
那时太原的街道远不能与现在相比，马路不平，电灯不明，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一双新鞋穿上没多少时日，不是前面露了趾头就是鞋底磨出洞来。为了延长鞋的使用寿命，人们想出了许多办法，新鞋做好了，先在鞋头上涂抹一层沥青或者皮胶，以增加其耐磨性；二是在鞋底上预先钉上四五颗鞋钉，这鞋钉可不是秋皮钉，是铁匠师傅在铁砧上用大锤锻出来的蘑菇钉，纽扣般大小，状如蘑菇，钉在鞋底，抗磨性能大大增强了，这是未雨绸缪型。还有亡羊补牢型，那就是一旦鞋露出了脚趾，便到修鞋摊上花两三角钱补个包头，就是用小块的羊皮边角料把鞋前面的破洞包起来。鞋底磨出洞来，那就掌上一块牛皮或者轮胎的前掌后掌，把洞堵住，真有点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的意思。
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小时候鞋上也常常是打了包头又钉了后掌。直到上了中学，我住校，家里每月给我两块五的零花钱。毛巾肥皂牙刷牙膏作业本墨水都要从这两块五里开销，就这样，一年里总要省出点来再买一双鞋。那时候穷学生买的大都是省监狱里犯人做的叫做“劳改鞋”的一种圆口鞋，细帆布面，毛布底，还算比较结实耐穿，而最大的优越性在于便宜，一块钱一双。我还穿过一双“踢倒山”鞋，那是老家一位亲戚到我家小住时，帮母亲的忙给我做了一双鞋，不但底子结实，就连鞋帮也像纳鞋底一样实纳出来，用指头一弹，像罐头盒一样发出“当当”的金属声响，我穿在脚上，足足适应了半个月，直到脚面上鞋口周围一圈都磨出老茧来。可这双鞋还真是结实，我穿着它踢足球，跑步……从初二穿到初三还没坏，怪不得老家人叫它“踢倒山”呢！
参加工作一进厂，发了一双解放胶鞋，美得不得了，上班穿，下班也舍不得脱，配着一身灰蓝色的劳动布工作服，顺应着那个时代无奈的时尚。
现在，每当老妻收拾鞋柜的时候总要埋怨：看看你这鞋，哪双也没穿几天就放起来了，不穿就处理掉嘛！看着一双双好端端的鞋，哪双也舍不得扔掉，剜了老妻一眼，心里说：哼，你的鞋比我的还多呢！
……
如今，太原这棵老树风姿依旧生机盎然，她又怎么会不年年生长出更加翠绿的枝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