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来看，三国各自立国之际，全中国的人口从东汉的5000万降到约1000万。其中，曹操集团拥有人口约500万，孙权集团约260万，刘备集团100多万。必须注意，一般状态下，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曹操集团人口的增长潜力远远不止于刘备集团的五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诸葛亮考虑了发展动力的问题，但只考虑自身，而没有考虑对手，没有对比的概念。政治上，刘备有个皇室远支的身份，曹操却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号施令，“挟天子以令诸侯”，哪个更有号召力，哪个更有权威？物质资源方面，只考虑物力资源，而没有考虑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考量，也没有对比的概念。
这就像两兄弟想开一家民营石油公司，关起门来一合计，市场前景看好，自身也拥有不少的资源和优势，于是，一拍桌子，不经工商局批准，立马就鸣炮挂牌。营业之后，才突然发现，还有中石化、中石油等几个庞然大物，原来石油是国家垄断的，世界五百强中的好些外国公司还虎视眈眈。
发展战略不能闭门造车，要进行深入、细致、广泛、全面的市场调查，还要横向比较、动态考察；也不能只捡自身的优越条件以资鼓励，对自身的不足和对手的优势视而不见。否则，一单买卖做下来，可能会亏光血本。
当然，战争与做生意也不完全一样。大多数生意现金回流快，只要公司的现金流不断，生意就能做下去，公司就有转机的可能。战争从长远看，当然是有收益的，否则，没有人会发动战争。但在战时，在国家和政府的层面，主要是甚至纯粹是消耗——消耗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将军们则肯定发横财）。谁消耗得起、消耗得最持久，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战争的胜利者。
战争的胜败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与刘备相比，曹操不仅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还拥有巨大的物质资源。蜀汉的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怎么样？诸葛亮忘记了或不愿意进行比较。
从《隆中对》来看，诸葛亮的战争理论素养存在明显的缺陷。也有可能，诸葛亮将他的《隆中对》献给刘备，作为晋身之阶，这本身就是一笔交易；既然是做买卖，当然只把自己产品最优的一面展现给买家。如果是诸葛亮战争理论素养导致《隆中对》的错，一代代的中国人把他捧为一流战略家就有些奇怪了。连一个战略规划都做得不及格的人，称为一流战略家，即使不奇怪，至少有些勉强吧？
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很发达，而管理学则停留在经验阶段，即使存在一些管理理论，也是经验总结，并与哲学混为一谈，也谈不上理论升华，更没有实验依据。我们不能以现代管理学的理论高度来要求古人，这里也只是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诸葛亮《隆中对》这一战略规划的得失。
可以说，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是不正确的，表现为其中规划的战略目标太高，不切实际；与统一全国的目标相对照，发展动力严重不足。
一个切合实际的发展战略，对组织目标的实现，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当客观环境尤其是发展动力明显地不足于实现发展目标的时候，就应对发展目标进行修正，否则，发展目标只能胎死腹中。
比如你开车走高速公路回家，家在一千公里之外，车上只有半箱油，而高速公路上又没有加油站，你最好往前开了三百公里就离开高速公路，加满油后再往前开，或者找个地方住下来。如果你一味蛮干，不顾一切在高速公路上往前开，最后，汽车肯定抛锚在高速公路上，等待排障车拖走。
诸葛亮年轻时，对自己制定的《隆中对》应该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他制定这个战略规划时，发展动力似乎是充足的。这就涉及“荆州”这一概念。
从《隆中对》全文中的语境来看，诸葛亮所说的“荆州”，应该是东汉后期行政区划意义上的荆州，包括今湖南、湖北省以及河南省南部、重庆市东北部。
黄巾起义以及此后的北方战乱，使中国北方民生凋敝，而荆州则在温和派地方军阀刘表的治理下相对安定，大批富裕的、高素质的北方人逃离家园，安家落户于此（主要在南阳郡）。南阳郡在当时属于发达地区。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后，荆州被曹、孙、刘三家瓜分。
公元210年，刘备向孙权“借”荆州，实际上是把周瑜在赤壁之战中夺取的江陵（南郡的小部分，南郡大部分仍被曹操占领）让给刘备驻防。
公元215年，孙权向刘备索还“荆州”，几乎大打出手。只是曹操于此时占领汉中，刘备不得不妥协，以湘水为界，两家重分荆州的江南四郡，湘江以西归刘备，湘江以东归孙权。
公元219年关羽发动襄樊之战前，曹、孙、刘三家都有自己的“荆州”。荆州的北部（南阳和南郡大部）属曹操，东南部（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属孙权，西南部（南郡小部、武陵、零陵）属刘备。曹操的势力未突破长江，吴、蜀的势力也仅局限于长江中上游，未突破汉水中游。公元219年襄樊之战后，蜀国彻底失去了“荆州”。
从荆州腹地进入中原，西有武当山脉，东有桐柏山脉。所以，《隆中对》规划的两路北伐，其东路必经襄阳、樊城这汉水中游南北两岸的两座军事重镇。襄阳、樊城的确是北伐很好的根据地和策源地，地理上在魏国本土——中原——的边缘，接近北方政治中心洛阳，形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赤壁之战后，公元219年之前，刘备和诸葛亮的“荆州”只是荆州的西南部，是荆州最落后、最不利于向北进攻的一小部分，包括襄、樊两座军事重镇的整个南阳郡，牢牢地掌握在曹操的手中。要从刘备的“荆州”出发，北伐中原，只有等到二十世纪才能办到：飞机轰炸，大炮开路。
到公元219年，关老爷干脆把巴掌大的“荆州”也弄丢了。诸葛亮想从东路，即经襄、樊北伐，飞机加大炮也没用，只能动用导弹了。也就是说，《隆中对》的不切实际，还要加上一条：前提错误，这是一个假设条件下而不是现实条件下的战略规划。
更现实、更严峻的问题是，凭蜀汉的力量，不可能占领荆州全境。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东吴也绝不会让蜀汉单独占有荆州全境。因为刘备一旦占有荆州全境，三国均衡的形势立刻向东南倾斜，最先被吃掉的，肯定是孙权。关羽襄樊之战时，吕蒙背信弃义，偷袭江陵、公安，就是明证。
也就是说，赤壁之战结束，三家瓜分荆州后，根据刘备所占荆州的方位和份额，诸葛亮就应该认识到，《隆中对》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因为，他和刘备拥有的荆州不是《隆中对》中的“荆州”；关羽失“荆州”之后，在天时、地利、人和尽失的形势下，实现《隆中对》的战略目标，更是无异于痴人说梦。
连我都认识到这一点，聪明的诸葛亮不可能不明白。那诸葛亮为什么还要不停地打？这就回到本集前面的话题：不能不打呀，不打曹魏，蜀汉没理由活，也活不了呀。
话又说回来，凡事不能绝对化。战争中（这里说的是战争，不是战役，战役中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历史上比比皆是），弱小的集团战胜强大的集团，不是没有可能，也不是没有先例。
秦末汉初，刘备的老祖宗、汉中王刘邦与西楚霸王项羽的楚汉战争，是弱小胜强大的光辉典范。虽然刘邦身上有些流氓习气，但此人有坚强的信念、坚忍的意志（这点刘备有些类似于他的老祖宗），屡败屡战，同时使用了三个天才：张良、韩信、萧何。
刘邦在荥阳之战中，自己与项羽苦苦纠缠，却派韩信转战赵、燕、齐诸国，开辟河北战场；又指示彭越袭击项羽的补给线，黥布骚扰西楚的大后方。渐渐地，死缠烂打的小流氓刘邦，由弱转强，最后垓下一战，使骄傲的没落贵族、强大的西楚霸王四面楚歌，自刎乌江。
从上面几个范例可以看出，战争层面（不是战役层面）的以弱胜强，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第一，弱小的一方必须有坚强的信念或有灭种的危险。
第二，必须借助第三方的力量或有开辟第二战场的余地。
第三，政治、军事天才的存在。
第四，对方有机可乘，如重大自然灾害、大规模动乱或统治集团内部火并、外族入侵等。
用以上四个条件对照当时的蜀国，似乎一个条件也不具备。
首先，蜀国与魏国的战争，就像两兄弟打架，不会往死里打（上文已述），信念不足；有亡国的可能，却没有灭种的危险。
其次，蜀国可以借助的第三方力量——东吴，其实是心怀鬼胎的墙头草，孙权像一个短视的商人一样急功近利；又像一个庄园主，只顾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旱涝收成。
同时，关羽失“荆州”后（哪怕“荆州”不失），蜀国没有在魏国后方开辟第二战场的余地。
再次，蜀国人才凋零，没有出奇制胜的天才。诸葛丞相是行政人才，魏大将军是军事人才，但都不是天才，其他人物更是泛泛之辈，与司马懿父子、徐晃、张郃、郭淮等能征善战之将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最后，诸葛亮北伐期间，曹魏帝国也没有可乘之机，诸葛亮并没有可乘之机。
所以说，诸葛亮的北伐成功，蜀汉帝国战胜曹魏帝国，没有“例外”，没有“如果”。
如果诸葛亮把北伐当成蜀汉帝国统治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当成他自己的一种生存方式，他继续执行这一早已注定无果而终的战略规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诸葛亮心知肚明，所谓的北伐，只不过是汉帝国统治合法性的需要，只不过是蜀汉帝国君臣之间的一种相处之道。如果诸葛亮北伐，真的是为了实现他的伟大理想，这就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认识问题，也可以说是水平问题，累死了，还是水平问题。
世间的许多事，历史上的许多事，说不清是态度问题，还是认识问题，抑或是水平问题。如果搞不清是什么问题，最好，就不要搞出那么多问题，安生过日子的好，安稳睡大觉的好，一切顺其自然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