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徐坤
没认识徐坤之前，我先听见李敬泽向我推荐徐坤的小说。敬泽说，《人民文学》近期有一个中篇，题目叫《先锋》，很不错。我问作者是谁。敬泽说，一个新作者，叫徐坤。我表示一定看看。
说来不够意思，那篇《先锋》后来我一直没看。是那个题目甩开了我。文坛有一些作家，被人称为先锋派。先锋嘛，大约跟先进差不多。那么像我这样的，只能算是后进。后进与先进是有距离的，无论你怎样使劲，总是沾不上先进的边。沾不上，咱不沾，还不行吗！也许我对徐坤的《先锋》是望文生义，但确实是那两个字把我吓住了。
我看到的徐坤的第一篇作品是她的短篇小说《遭遇爱情》。因知道了徐坤的名字，对爱情这样的字眼儿又比较感兴趣，我就对这篇小说怀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小说的阅读过程没让我失望，至今我好像还能咂摸出那篇小说的味道。是的，我记住的是那篇小说的味道，而不是情节，情节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比较看重的是小说的味道。凡是好的小说，都是有味道的小说。不好的小说，读来就没有味道。这个味道不像菜肴中苦辣酸甜咸，一尝便能说出来。小说的味道你说不清，只能品味，不可言传。正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又的确存在着的味道，才构成了好小说的真正魅力。《遭遇爱情》写得细致入微，充满灵动之气，又很含蓄，分寸感把握得恰到好处。因爱的不期而至，使每一个细节都受到浸润，每一个字都似乎在微微地颤动。小说的气氛是温暖的，也是高贵的，朦朦胧胧笼罩全篇的，是一种人性的和谐之美，和诗意的光辉。反正我被这篇小说感染了，得到了一次美的享受，仿佛自己也遭遇了一场爱情。另外，遭遇这个说法也很有意思，这正是徐坤所特有的口气。你可以理解为她是反讽的，是调侃的，也可以理解为无可奈何的。爱情在任何情况下都让人无可奈何。
由这篇小说，我就认识了徐坤。作家彼此认识的情况大多是这样，都是先从小说里认识的。你想认识一个作家，不必着急和这个作家见面，只读他的小说就行了。读着读着，见面的机会或许就来了。
不知我记得准不准，和徐坤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作代会上。在此之前，徐坤的小说我已读了不少。回想起来，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在楼道里看见徐坤，我没有正正经经地喊她的全姓全名，而是把她叫成了坤儿。这种叫法绝不是处心积虑，而是脱口而出。凭我的感觉，我就应该那样叫她。事实表明，我的第一感觉是准确的，后来我听见许多和徐坤相熟的朋友都是那样叫她。
那天她和徐小斌在一起，我马上给她俩提了一个建议，建议我们一块儿去找汪曾祺合影留念。我说了我的理由。在沈从文生前，出于对沈从文作品的喜爱，我很想去拜访沈从文，并和沈从文照一张相。因听说沈从文身体不好，我一直不敢前去打扰。沈从文去世后，我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成了永远的遗憾。我说汪老年纪也不小了，这次不跟汪老合影，说不定以后没有机会了。她俩积极响应我的建议，跑回房间，拿来了各自的照相机。那天汪老很高兴，不管我们分别跟他照，还是两个女作家把他夹在中间照，他都笑着配合，还说：“咋说咋好。”林斤澜老师和汪老住一个房间，那天我们和林老也照了相。
我不会承认我是乌鸦嘴，但汪老的不幸被我不幸而言中，作代会结束不久，汪老就病逝了。说到这里，我借机插一句。汪老逝世后，王安忆要给汪老的家人发一份唁电，打电话问我，汪老的工作单位是哪里。凭想当然，我说应该是中国京剧院吧。结果，唁电发到那里后，被退回去了，称查无此人。北京就那么几家京剧院团，汪老的大名谁不知道，把唁电转一下就是了，可他们竟然给退回上海了，是不是有些不够厚道。这个错误是我造成的，我心里一直放不下，觉得既对不起汪老，也对不起王安忆。
博士徐坤
忽一日，听说徐坤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一出来就是博士，了不得！见一家大报上分期登载一些头像，称社科院文学所是保存大师的地方，钱钟书、俞平伯、郑振铎等，都是那里的。据说那里的门槛是相当高的，没有过硬的真才实学是进不去的。而徐坤一手抓创作，一手抓考研，两手都过硬，两方面都不耽误，这东北丫头，端的厉害！看来对徐坤得刮目相看了。
然而徐坤还是那么嬉皮笑脸的，一点都没端起来，一点都不像传说中学者的样子。她的着装还是那么随便。见了面，她还是跟你调侃。还有，她竟然染了头发。一头乌黑的秀发，不是挺好看的嘛，染成别的颜色干什么，这跟博士的身份有点不相称吧，不像话，不像话！你听徐坤怎么说，“嘻嘻，瞎玩儿呗。”这就是徐坤，她不为学问所累，不为身份所拘，还保持着自由率真的天性。
我想过，徐坤读了博士，会不会影响她写小说。我说的影响，不是时间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据我观察，我们中国的作家不能学问太大，或者说不善于处理做学问和做小说之间的关系，学问一大，往往把小说给压制住了。这可能是因为学问是理性的，理性的东西总是比较明晰，而且具有相当的硬度。而小说虽然也需要理性作武器，作思路，但她主要表达的毕竟是情感性的东西，质地比较柔软，边缘也相对模糊。徐坤把做学问和做小说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她没有急于在小说中卖弄学问，没有让哲学一类的理性东西欺负她的小说。在她的小说中，除《鸟粪》那篇理性强一些，寓言的色彩也浓一些，那还是在没读博士之前写的。读博士之后，徐坤仿佛是两个脑子值班，仍把小说写得情感饱满，亲切自然。如中篇小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和短篇小说《一个老外在中国》《昔日重来》等，都写得飞扬灵动，神思渺远。
我说徐坤读博士没影响她持续写出好小说，并不是说她的学问做得不好。她有研究课题，还有博士论文，如果做不好，她就过不了关。徐坤的理论文章我读得不多，她有一篇评介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的文章，我是偶然读到的。文章不是很长，说的是“众里寻她千百度”的意思，高兴之情溢于言表。看徐坤文章里流露出的那股子高兴劲，仿佛《尘埃落定》不是阿来写的，而是她徐坤写的。近年来，我很少看长篇小说，一是长篇小说太多了，看不过来。二是有点时间我还想着炮制自己的小说呢。出于对徐坤的信任，我把《尘埃落定》找来看了，一看就放不下。不想承认也不行，这部长篇小说真的很棒。徐坤没有蒙人，谢谢徐坤。
喝酒的徐坤
终于说到徐坤喝酒的事了。
徐坤在文章里写到过，我们时不时地到一块儿喝酒，她算是我的一位酒逢对手的酒友。
我给某位矿长写过一篇通讯，矿长为了感谢我，送给我一箱十二瓶装的酒鬼酒。不管酒再好，我一个人在家里从来不喝。也就是说我没有酒瘾，长时间不喝也不着急。但我愿意跟朋友在一块儿喝酒，好像酒杯一端，就能达成一种交流。要是喝到一定程度，喝得晕乎乎的，的确很痛快，很舒服，有一种忘乎所以的感觉。能喝点酒的男士居多，女士比较少。在座的有女士，女士又能与你对饮，那种感觉当然更美妙一些。反正我的酒鬼酒被徐坤喝了不少，谁让她会喝酒呢！谁让她有享用美酒的福分呢！后来她有点惦着我的酒鬼了，问酒鬼还有没有，我说有，一听说有她就乐了。
喝酒鬼，她没有喝多过，喝得比较节制。可能是舍不得多喝吧。2001年9月，我们一块儿去鲁迅的老家绍兴喝黄酒，她才稍稍有点放开了。那是我们去参加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颁奖会，夜里一块儿出去喝酒的还有李敬泽、迟子建、红柯、石舒清、鬼子等。在一个小饭店里，我们一气喝了一茶壶的绍兴黄酒，大概有五六斤吧。犹嫌不够，听说有大排档彻夜营业，一行人又向大排档走去。一路上，徐坤的腿有些晃悠，走起来乱扭。迟子建指出，徐坤喝了酒很性感。我们都看着徐坤，大笑。徐坤知道了我们笑什么，不敢走在前头。可是不行，都说她的感觉已经出来了，遮不住啊！
到了人气和酒气都很旺的大排档，我们轮流坐庄，敲老虎、杠子、虫和鸡，不知不觉间，又喝了好几斤。徐坤行酒令不大在行，她挨我坐着，该行令了，她悄悄问我喊什么。我让她喊什么，她就喊什么。赢了她高兴，输了也不让我替她喝，一下子就喝干了。我们正喝得高兴，来了一个六七岁的抱吉他的小男孩儿，要给我们唱歌，十块钱唱三支歌。迟子建抢先拿出十块钱，让小男孩儿唱。小男孩唱的是老婆越多越快乐，歌词很糟糕，跟稚嫩的童声极不合拍。迟子建又让他唱了一支小燕子穿花衣，就让他走了。孩子走后，我们的情绪顿时低落，无话。停了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那天喝到半夜两点多，把徐坤和迟子建的调皮劲儿都喝上来了，一路搞笑还不够，还圈定几个人，要打骚扰电话。骚扰对象有王干、兴安，还有宗仁发。只有宗仁发的电话打通了，徐坤一把电话打通，让迟子建赶快捏住鼻子，跟宗仁发讲话。听迟子建捏着鼻子，随口捏造一个女子的名字，以南方女子的口气跟宗仁发说话，可把我乐坏了，笑得我肚子都疼了。
2003年夏天，我们去俄罗斯的海参崴，临回国的前一天，尊敬的徐坤先生是彻底地喝高了。那天傍晚，我们先是去海边喝酒，吃海鲜。正吃着喝着，突然下起雨来了，雨下得很大，让人想起高尔基的“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雨助酒兴，带去的一瓶黑龙江产的龙江龙牌白酒，还没怎么喝呢，就完了。回到驻地宾馆，我们在宿舍里接着喝。没有酒杯，我们用喝茶的大玻璃杯喝。没有菜，我们就那么干喝。徐坤端起杯子（估计杯子里至少有一两酒），要跟陈世旭干。作为堂堂男子，世旭兄当然不示弱，二人碰了杯子，一口就喝干了。那杯酒喝下去，徐坤就喝出了惯性，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叶兆言、刘醒龙不怎么喝酒，那天真正喝酒的也就是三四个人。我们干喝，又干掉二斤白酒。此后，徐坤的灵魂好像已经放飞，什么都不知道了。喝完酒后，我们明明又冒着海风和细雨去了海边，并在海边凭栏远眺，她却不相信自己真的去了海边。后来她一再问别人：“那天晚上真的又去了海边吗？不是蒙我吧！”
蒙你干吗，那天从海边回宾馆的路上，你才露出了小女子的脆弱本质。你好像还有些伤感，一再问我，“为什么？”“凭什么？”我说值得的，人生难得几回醉嘛！又说：“你不是写过别人《一醉方休》吗，这回轮到你了，哈哈，狗日的白酒！”
不用说，我也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