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由于希腊各城邦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财产集中的趋势，从而导致了希腊城邦经济的瓦解。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各城邦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财产集中的趋势，由此而引发了城邦经济基础的破坏。公民集体的瓦解以及雇佣兵制度的流行，这些都表明了城邦制度危机的发生。
在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末期，土地买卖便开始流行。有的富者趁战乱中农民破产的机会，兼并了他们的土地。
在雅典有一富者竟占有3600普勒特拉的土地（约合780英亩）。手工业作坊也出现了相对集中的现象。动产集中也很严重，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富者除从事土地投机活动外，还从事粮食、工业原料的投机活动。亚里士多德曾提到有一名铁商垄断生铁，获利达50塔兰特之多。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因为贸易关系的破坏，一些依靠外地输入粮食的城邦粮食供应就显得尤为不足，粮食投机商乘机大肆活动。
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诉讼演说家吕西阿斯在揭露粮食投机商时说：“他们的利益与别人的正相反，由于一些不幸的消息传到城市来，他们便以高价出售其粮食，这时他们得利最多。”与投机业相伴随，高利贷业及金融业也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一切加剧了财产分化，促进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公民的大批破产引起了民兵制度的瓦解。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主要出路有二：要么变为游民无产者，在城市里靠政府接济过活（但当时政府的接济已不能经常办理）；要么当雇佣兵，有的是到别的城邦当雇佣兵，有的甚至到波斯去当雇佣兵。这一时期公民集体的瓦解，在思想领域中也有反映，具体表现为关心个人私利胜于关心公民集体利益。
雅典著名的演说家德谟斯梯尼在公元前349年发表的演说中，把公元前5世纪雅典公民中的领袖人物和群众对待国家事务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态度，与他发表演说时的相应情况作对比时指出：从前，著名人物的私人住宅并不比邻居好多少。他们担任公职时，不是关心个人发财，而是关心增加国家的财富。公民勇于管事，参加征战。而现在，情况是截然相反。失去了金钱和同盟者的广大公民软弱无力，一切事务听凭政治家处理，公民就成了奴仆和某种附庸。
经济落后的斯巴达也出现了剧烈的财产分化，贫富差距增大。斯巴达在打败雅典后，获得的大量金银财富都落入了个别将领手中，领导战争的来山得拥有私产竟达2000塔兰特。斯巴达的土地国有制也趋于瓦解，公元前400年法律允许份地转让，丧失份地者被剥夺了公民权。
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拥有完全份地的人减少到1500人，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只有1000人了。公民的破产影响了兵源，公元前480年斯巴达能提供8000名重装兵，到公元前371年减少到只有1500～2000名。财产的严重分化，引起了贫者反对富者的激烈斗争，许多城邦都爆发了贫民起义，有时奴隶也加入到了起义的队伍之中。
公元前401年，在北非的殖民城邦西林尼，贫民掀起斗争，一次杀死500个富人。后来逃亡的富人反攻，镇压了贫民暴动。公元前398年斯巴达的破产公民基那东号召斯巴达被压迫群众，包括希洛人、皮里阿西人和破产公民掀起暴动，因事情泄露被镇压。公元前392年科林斯发生了贫民起义，一些富人跑进神庙负隅顽抗，贫民不顾宗教戒律，奋勇攻进神庙，杀掉了这批富人。公元前370年亚哥斯贫民发动起义，起义群众用棍棒击杀富人1200多，最后没收和瓜分了他们的财产。
这时，希腊各个城邦贫富之间的斗争都很激烈，正像哲学家柏拉图所说：“每个城邦，不管它多么小，都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穷人的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穷人聚在城里，身怀白刃，有的负债累累，有的穷困潦倒，有的兼有两种不幸，他们充满愤恨，打算对付夺去他们财产的人——他们在打算起义。”贫民反对富者的斗争反映了自由民内部的矛盾，在斗争中贫民要求将财产在自由民内部重新分配，他们并没有要求彻底改变社会制度。尽管如此，这种自由民内部的斗争，也是有重大意义。它说明城邦制度已经衰落，城邦范围内的国家机器不能担负起镇压贫民和奴隶反抗的任务。
公元前4世纪前期希腊各邦的争霸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斯巴达获得了全希腊的霸权，原属雅典的盟邦，现在大部分成了斯巴达的隶属者。斯巴达为摆脱内部危机，对这些隶属者不仅征收繁重的赋税，而且强迫它们实行寡头政治。斯巴达的高压政策，引起各国强烈不满，各国都在寻求机会反抗。
公元前399年至公元前394年，斯巴达企图进一步控制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与波斯发生战争。就在这次战争期间，希腊各邦掀起了反斯巴达的斗争。雅典、亚哥斯、科林斯、底比斯等城邦结成反斯巴达同盟，并取得波斯的支持。因这次战争的主要是在科林斯地峡发生的，故称“科林斯战争”。
公元前394年波斯舰队在雅典将领科农指挥下，在克尼达斯海角大败斯巴达海军，从此斯巴达丧失了海上霸权。
公元前387年，在波斯压力下，希腊各国在波斯首都苏撒签订和约（因斯巴达使者之名而称为“安太尔西达和约”）。该和约中规定小亚细亚沿岸各希腊城市及塞浦路斯岛均属波斯；在希腊除伯罗奔尼撒同盟外，不得再有其他同盟，科林斯战争应立即停止。斯巴达以出卖小亚细亚希腊城市为条件，苟延了它的霸权，但这个和约事实上是使希腊屈服于波斯。斯巴达的霸权徒有虚名，斯巴达国内存在着社会危机，统治不巩固，因此对外也是软弱无力的。
“安太尔西达和约”订立后，斯巴达又在希腊各国推行寡头政治。底比斯本是彼阿提亚同盟的首要城邦，根据和约规定，这个同盟应解散，但底比斯不肯服从。斯巴达为解散彼阿提亚同盟，于公元前382年占领底比斯城，并建立起寡头政权。公元前379年冬流亡于雅典的底比斯民主派以佩洛庇达为首领，攻入底比斯，赶走斯巴达军队，重建了民主政权，恢复彼阿提亚同盟。底比斯在重建民主政权后，国家变得日益强盛起来。
公元前371年斯巴达召集全希腊各国举行会议，决定各邦独立自治，仅保持伯罗奔尼撒同盟。会议中底比斯代表要求保持彼阿提亚同盟，双方争执未决，遂以武力解决问题，斯巴达侵入彼阿提亚。公元前371年两国大战于留克特拉，斯巴达大败，于是底比斯成为希腊最强大的国家。公元前370年底比斯进军伯罗奔尼撒，攻占了美塞尼亚和阿卡地亚。公元前368年阿卡地亚以麦加波尔为中心组成联盟，至此伯罗奔尼撒同盟宣告解体。
底比斯的强大引起雅典的忌妒，它又和斯巴达结盟。
公元前362年门丁尼亚之役，底比斯虽然打败了雅典和斯巴达的联军，但不久底比斯也衰弱下去。底比斯的霸权仅仅维持了10年（公元前371年至公元前362年）。
早在科林斯战争期间雅典势力又逐渐兴起，公元前378年许多城邦又和雅典结成第二次海上同盟，加盟者共有70个城邦，各邦都实行自治。到斯巴达和底比斯都衰落下去之后，雅典为摆脱危机，企图恢复海上霸权，加强对同盟国的勒索和压迫。这又引起了同盟国对雅典的反抗，爆发了同盟战争（公元前357年至公元前355年）。雅典战败，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又不得不解体。
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希腊各国之间的战争，同盟的不时形成，又不时解体，这是当时城邦危机的外在反映。在斗争中各个城邦并没有享受战争所带来的任何利益，反而都衰落了，终于变成马其顿征服的对象。
公元前492年，希波战争爆发，波斯数次大败，国势大衰，到公元前330年，波斯国消亡。
波斯人就是古代的伊朗人，“波斯”意即“马夫”和“骑士”，他们来自帕尔斯地域的善于骑射的剽悍民族。
早在公元前13世纪，波斯人的前身埃兰的大军就曾攻陷巴比伦，还抢走了巴比伦的国宝《汉谟拉比法典》。到公元前538年，历史再次重演。波斯人用骑着大象的部队和装有砍腿镰刀的战车大胜巴比伦的骄兵。有的史书上还说，由于国王与祭司的内部冲突日益激烈，城内祭司与波斯人里应外合，于是昔日固若金汤的巴比伦城门不攻自破。
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将原来属犹太国的人迁回到耶路撒冷，并发还了他们的财宝，《圣经》上对此也有详尽记载。
当时地跨亚、欧、非的空前庞大的波斯帝国共设立四个首都，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繁荣状况。巴比伦是其中之一。
公元前492年，波斯大军分海陆两路向西进攻希腊，希波战争爆发，波斯数次大败，国势由此大衰。约100年后，希腊北部的小国马其顿趁乱而起，并于公元前338年击败希腊联军，成为该地区霸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