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说法，叫做“血浓于水”，指的是亲缘关系是凌驾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的、最牢固也是最可靠的一种关系。从历史上的众多事例来看，这个说法似乎是准确的。但是，如果要看最高层的政治活动，我们就发现，在那里，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婚姻关系，都不足以保持一种平衡和安定，真正决定最高层政治是否和平的，不是那些社会关系，而是赤裸裸的现实利益。
事实上，隋炀帝为了登上皇位，杀掉了自己的兄长和父亲；梁武帝为了篡夺皇位，更是对自己的手足进行了屠杀，更不要说为了争夺太子地位而互相搏杀的康熙皇帝的那些皇子们了。为什么会让政治变得如此面目狰狞，甚至不顾与生俱来的血缘亲情？
因为，政治是一种排他性的、不妥协的社会博弈。如果要和平，要共处，那么没有比政治斗争更加不合适这种原则精神的游戏了。政治斗争的结果，就是决定谁能够主宰一切，而不是与谁谈论亲情和友谊。
那么，为什么人们还常常谈论亲情在政治中的作用？当然，这是一种制约，是一种舆论的愿望。大家都希望政治不要如此血腥，不要失去理智和人性，而是应该顾念亲情、友情。但是，现实中的政治，充满了陷阱和诡计，如果谁能够保留亲情，谁就将成为失败者。所以，但凡是打着亲情的幌子与对手周旋的政客，背后必然深藏着一个破坏亲情与家族关系的阴谋。
由来已久的隐患
在汉代开国几十年，国内已经基本安定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场“七国之乱”，而且叛乱的发动者，就是汉代的皇室宗亲，而且都是刘姓家族的核心成员。这场叛乱虽然很快就被平息，但是也为西汉政权蒙上了一层阴影——当初，汉高祖刘邦推行分封制度，把刘姓子弟封为各地王侯，但是这些亲王不但没有辅佐皇帝治理江山，反而回过头来制造内乱，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亲王们享有太多特权，因而产生非分之想，想要把皇帝取而代之而进行的一场叛乱。似乎，当权的皇帝在诸王坐大的情况下毫无警觉，因而酿成了这个苦果。
其实不然。
汉代的分封制度，从汉高祖时期就已经开始，但是皇帝们一直对此十分警惕，因为他们都知道，分封虽然是一个保护国家统一的办法，但是对稳定还是具有一些潜在威胁的。所以，皇帝们实际上也在进行各种活动，可以说，朝廷与诸王之间，在进行一种微妙的争夺。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五月，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经济的“休养生息”政策和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和经济效益，为汉朝初年经济的恢复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之后，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刘邦分封了一批异姓王（在秦末和楚汉战争中，一些六国旧贵族和拥兵将领，纷纷割据土地，成为诸侯王。刘邦为了联合他们共同攻打项羽，于是便分封他们为王。他们不是刘氏宗室，所以称为异姓王）。但刘邦对他们存有警惕心，因为他们是异姓，随时会取代刘汉天下，因此，刘邦千方百计翦除异姓王，让同姓子弟为王来取代他们。
首先以企图谋反罪逮捕韩信，撤其楚王称号，贬为淮阴侯。将韩信的封地一分为二，划分为两个诸侯国——任命从兄、将军刘贾为荆王来统治淮河以东五十三县；任命弟、文信君刘交为楚王以统治薛郡、东海、彭城等三十六县。接着，又以谋反罪诛杀彭越，并率兵征伐英布，逼使韩王信、卢绾投奔匈奴。而后，以谋反罪废除赵王张敖，改任为宣平侯。这样，除国小势弱的长沙王吴芮外，异姓王都被消灭。
随即刘邦以天下刚刚平定、儿子幼小、兄弟少、在讨伐秦朝的战争中又有阵亡等为借口而分封同姓诸侯王，以统治关东地区。以云中、雁门、代郡等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刘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微服私访时的私生子刘肥为齐王。
刘邦分封同姓王后，又与众大臣订立盟约，规定今后凡不是刘氏而称王者，天下共同征讨之。此后，刘邦还立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刘如意为赵王、刘恢为梁王、刘友为淮阳王、刘恒为代王、刘濞为吴王等。到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刘邦共封刘姓十一人为诸侯王。
可见，当初刘邦封王，本身就是事出有因而且迫不得已的策略，并不是打算传之万世的固定制度。他之所以和功臣们订立盟约，要求只有刘姓才能封王，并不是打算让刘姓为王的制度传下去，而是想让外姓之人无法享有分疆列土的大权。
要知道，战国时代的思想还在那些开国功臣的头脑中十分牢固，他们并不认为统一的帝国是什么自然而然的真理，他们觉得，各自为政的分国统治也许更为优秀。所以，为了杜绝异姓之人对自己的江山不利，刘邦和功臣们签订了一个确立封王资格的盟约。
但是，一个策略和决定产生之后，往往不受制定者的约束，而是朝着更利于这一政策的享有者的方面发展。汉高祖刘邦去世之后，他的妻子吕后掌权。吕后是一个十分有野心的女人，她掌权之后，想方设法把刘姓江山变为吕姓的家产，为了顺利实现产权过渡，她要求封吕氏家族子弟为王。当然，这是违反刘邦与功臣们的盟约的，可是当时权力在吕后手中，她的党羽众多，功臣们则只有自己的封号，并没有真正的实权掌握在手中。因为在封王事件中与吕后对抗，丞相王陵甚至被夺去官职，象征性地担任了一个毫无实权的名誉官员。其他大臣在吕后的雌威下不敢多言，只得顺从吕后的意思。直到吕后病死，吕氏家族准备篡位的时候，大臣们才群起而攻之，靠着忠诚的军队保卫了刘氏王朝。
从吕后争夺封王权，就可以看出，所谓的封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家族亲情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政治的大事。同样，刘姓还是吕姓为王，也不是一个制度规定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实力的问题。
事实上，经过吕后封王这场风波，汉朝的大臣和皇帝们都认识到，亲王这个存在于皇帝与百姓之间的特殊事物，很有可能随时转变为维护政权的对立面。对亲王，不能一味地纵容，而是要运用权术加以限制，同时依靠实力对王侯的权力进行剥夺，那样才能保证汉朝江山的稳固。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以刘姓诸王与拥刘大臣团结反吕的形式表现出来。吕后死，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当时齐王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其兄齐王将闾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将闾继承帝位。
刘将闾应约起兵，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灌婴屯兵荥阳，与刘将闾相约联合，伺机共伐诸吕。这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认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较可靠，估计不致出现类似诸吕弄权的严重问题。于是他们协议，舍齐王将闾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使列侯一概就国，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封诸皇子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徙封梁王。梁国是拥有一百一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国析为几个小国，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肥的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袁盎、晁错等对淮南王刘长骄矜不法，提出过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汉文帝初即位后的六年间，济北王和淮南王先后叛变，虽然他们旋即被灭，但拥有五十余城的吴王刘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迹。他收容中央和别国的逃犯，用为爪牙；又倚恃自己镕山为钱煮海为盐的富力，把国内的赋税免掉，以收买人心。
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刘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刘兴居于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乘文帝亲自击匈奴时，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刘长谋反，被废徙蜀，死于道中。这些都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
文帝六年，聪明盖世的洛阳少年贾谊上了有名的《治安策》，这是贾谊对当时国内形势的全盘分析。贾谊说，当时的时事，有“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三，可为长太息者六”。其“可为痛哭者一”便是诸侯王的强大难制。
贾谊比喻道：“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他说的就是分封诸王的权力越来越大，已经不受中央控制的现实。他的比喻十分形象，正所谓尾大不掉，诸王本来是皇帝的手足，可是现在，手足庞大了，比身体还要强壮，这种情况，又怎么算得上是健康呢？贾谊为这种情况开了一个治疗的药方：“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那就是说，分诸侯王的土地，以封他们的兄弟或子孙，这一来诸侯王的数目增多，势力却减少。
贾谊这个策略十分高明，在不动摇封王这一基本政策的基础上，把分封的内容加以改变，让更多王室成员可以享受到王侯待遇，但是每个人都分享不到很多的利益。这就好像有一个固定大小的蛋糕，以前可能只有十几个人一起分，而现在要有三四十个人来分，虽然大家都能吃到蛋糕，但是谁都不能吃饱，吃不饱就没有力气，就没有能力和中央对抗。
后来，汉文帝分齐国为六，淮南国为三，就是这政策一部分的实现。而且，汉文帝也曾经和大臣们商议，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但是，贾谊提出的限制王侯权力的建议，受到了那些享有各种权益的当权大臣的反对。其中，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这些人是当时权力最大的功臣，他们都是列侯，地位崇高，贾谊建议削弱王侯的利益，他们心中自然嫉恨。而且，他们都忌妒贾谊的能力和才学，就诽谤贾谊说：“这个洛阳人，年纪轻而学识浅，只想独揽大权，把政事弄得一团糟。”此后，汉文帝于是就疏远了贾谊，不再采纳他的意见，任命他为长沙王太傅。但是，就因为功臣们的私心，让贾谊的建议没有全盘实施，吴王刘濞依然是最大的威胁。没有了贾谊的帮助，文帝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借口来处理吴王的问题，直到汉景帝时，才等待时机，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
吴王与皇帝：三代恩怨
七国之乱，是皇帝与诸王之间斗争的结果。作为王国的领袖与代表，吴王刘濞为什么会采取极端手段铤而走险呢？仅仅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这个原因来解释过于笼统。事实上，吴王的个人性格、地位、遭遇是促成七国之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吴王刘濞，是汉高祖哥哥刘仲的儿子。在刘邦还没有建功立业的时候，刘邦的父亲，人们称为刘太公的老先生总是指责刘邦说：“你如果能像你二哥刘仲那样踏踏实实地种地，有点田产，比你现在游手好闲的样子就强多了！”后来，刘邦取得了天下，在一次家庭宴会上，带着醉意向太公挑衅着说：“当年你说我不如二哥刘仲，说我没有家产，现在你看看，我和二哥的家产哪个更多？”
刘邦本身对二哥刘仲并没有什么坏印象，但是因为父亲总是拿他和二哥比，所以他自然而然对二哥也不大喜欢。特别是他夺取了天下之后，带有一种暴发户的心理，想要在父亲和兄长面前炫耀，所以，虽然他优待父亲和兄长，但他那种强烈的炫耀和施舍的情绪会给人带来不快。刘濞恰恰就是得到了刘邦施舍的。
刘邦平定天下七年后，封刘仲为代王。后来，匈奴围攻代，刘仲不能坚守，丢弃封国逃跑，抄小路跑到洛阳，向天子自首。汉高祖刘邦因为刘仲是自己骨肉兄弟的缘故，不忍依法制裁，只是废黜王号贬他做郃阳侯。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秋，淮南王英布反叛，向东兼并了荆地，挟持那个地方侯国的军队，西渡淮水，攻击楚国，高祖亲自率军诛讨他。刘仲的儿子刘濞这年二十岁，强壮有力，以骑将的身份跟随高祖打败英布的军队在蕲县西边的会甀，而英布逃走。荆王刘贾被英布杀死，没有后嗣。刘邦担心吴地、会稽地的人浮躁强悍，没有勇壮的王来震慑他们，自己的儿子们年龄小，就封立刘濞在沛地做吴王，统辖三郡五十三个县。完成拜官受印后，刘邦让刘濞前来，要为他相面，刘邦看完刘濞后说：“你的容貌有反叛之相。”同时内心后悔起来，但已经任命完了，就轻拍他的后背，告诫他说：“汉兴立以后五十年间东南方向将有叛乱发生，难道是你吗？然而天下同姓是一家人，你千万不要造反！”刘濞叩着头说：“不敢。”
当然，所谓相面看出有反叛相的话，也许只是后人的编造，但是，如果汉高祖刘邦确实对刘濞说过这样的话，那么刘濞必将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因为，这番话是高祖说的，高祖没有杀他，已经属于格外开恩了，自己只能谨小慎微地生活，唯恐皇帝再注意到自己，说自己有不臣之心。因为，如果是皇帝说出那样的话，那么，无论是多么有实力的亲王，都要受到天下军队的共同征讨。可以说，吴王刘濞生活得并不开心。
到汉惠帝、吕后时，天下刚刚安定，一些郡国的诸侯们各自努力安抚自己的百姓。吴国拥有豫章郡的铜矿山，刘濞就招募天下亡命之徒私下铸钱，煮海水制盐，因此国家不征赋税，而国家费用富足。
汉文帝时，吴王太子入京朝见，得以陪伴皇太子饮酒下棋。吴太子的老师都是楚地人，浮躁强悍，又平素骄纵，与皇太子下棋时，为下棋发生争执，态度不恭敬，皇太子拿起棋盘掷击吴太子，打死了他，事后把他的遗体送回吴国埋葬。到了吴国，吴王怨怒地说：“天下同姓一家，死在长安就应该葬在长安，何必送来吴国下葬呢！”又送遗体到长安下葬。吴王自此逐渐违忤藩臣所应遵守的礼节，称病不肯入朝。京城的人知道他因儿子死的缘故才称病不肯入朝的，而不是真的有病，此后吴王的使臣一来，就拘禁诘问而治罪。
汉文帝想要借着吴王谎称有病的事情来做文章，但是，这恰恰是“打草惊蛇”，不但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反而让吴王刘濞有了警觉，文帝的招数起到了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