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加入共青团，在校那几年我是非常向往的，觉得那是革命青年必须加入的组织。
我曾写过几多首类似“人生的道路像雷锋那样走，新一部革命历史由我们写下来”式的诗歌，自感为人正直，最初以为入团不是什么难事。记得刚入校那一年，我第一次郑重地向团组织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并且还被列为“积极分子”参加了听团课之类的活动。然而，听来听去听到后来，发展新团员的时候到了，名单里就是没有我。
当时想，让团组织考验我吧，早晚可以加入的，在社会工作和学校文艺活动中我的表现应当是不错的，可惜一晃三年多过去入团的事根本没消息。
据知情人相告，组织没考虑发展我的原因有二，一是家庭历史问题有点复杂，二是我在学校经常有“资产阶级”思想表露出来。我的天啊！家庭历史辩不清，而我乃“城市贫民”出身，有过饥一顿饱一顿的少年时代，何来一堆“资产阶级”的思想呢？在四年级毕业实习那年，我认为是最后机会，便第二次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期望在毕业前解决“组织问题”。
真是天不开眼哪！我在艰苦的野外实习中拼命地表现自己，翻山越岭没叫过苦，摔破了皮流了点血也没喊疼，可是最后一批在校期间发展的共青团员依然没有我的名字。这股劲儿我一直没泄，到云南参加工作后没几年，在某次党的运动中，我不再申请入团，直接递交入党申请。当时我在地方工作，连县委书记都奇怪地问过我：“你才二十多岁，应当先申请入团，怎么能不过这个程序呢？”
转眼间就到了1965年的夏天，毕业分配一天天临近，学校里的气氛和同学之间的关系都有了极微妙的变化。
我算消息最闭塞的人了，以至于是位要好的同学告诉我，说我所学的专业将有一大批的“留京指标”我都不信，反问他：“都是爬山的命怎么可能留在北京呢？一定是谣言，别相信。”
眼见着某些平日里极革命极进步的同学都忙着找有关老师谈话汇报思想，耳听着班级会议上“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之类响亮的口号，我麻木地没有过于关注。我的两个姐姐毕竟经历了社会实践，在毕业分配前夕都比我要着急。
临近分配的某个周末我回到家里，等候我的姐姐们首先给了我一顿严厉的批评。
二姐先说：“你是不是傻呀？是不是想到外地呀？听说你根本没找老师争取一下，你就知道你不能留在北京？”
大姐耐心地说：“咱家老父亲在外地，老母亲体弱多病，你是大儿子有责任照顾老人，无论如何也得跟学校强调家庭困难，争取留在北京工作。”
二姐又告诉我：“大姐已经帮你写了困难申请，写明了咱们家的特殊情况，下礼拜你交给老师，要不然谁知道咱家的困难情况啊？”
我回答：“你们别管了，我不交！”
二姐马上说：“你懂什么？你要是被分配到外地，这辈子就回不了北京啦！咱们家父母老了你管不管？”
我仍固执地说：“不管到哪儿，爹妈的事我能管一定管。但是困难申请我不交，这点儿骨气我还是有，不想丢人！”
我母亲还是理解了我，最后才说话：“随他吧。不是说好男儿志在四方么？出去闯闯也没坏处，就是别让人家分的太远，回家不方便。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的，哪要去哪儿吧。跟你爸一样，不是国家有探亲假吗？多好啊，还给报销火车票，工资还照发。
让他留北京恐怕不那么容易，咱们不跟人家争，随缘就是福哇！”不错，我的命运就这样定了。
那个年代读书，可谓毕业分配定终生，国家保障了每个毕业生的就业。那个年代也很民主，每个学生能领到一张分配“志愿书，”
在接收生源的若干省份里每人可以填三个志愿，学校领导根据各种情况再将毕业生分派到各地去工作。连共青团都没有入上，我已经无所谓了，到什么地方工作不都是为祖国做贡献么。别的同学有没有为毕业分配而活动，别的家长有没有到学校来反映情况，我统统不知道。在平静的心情里，我迎来了决定命运的那一天。
动员，宣讲，再动员，然后下发了工作分配的“志愿书”，让每位同学自主填报。或许那是我大彻大悟的头一回，我挥笔在“个人志愿”栏内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哪里都是我为人民服务的好地方！”随后签名正身。
于是，我被光荣分配到了西南边疆，走进了红土高原。
歌唱吧！
“没有我们越不过的大河，没有我们攀不上的高山……”
这是我写的歌！
十五、
除了观看一些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得到的美好印象之外，我对云南一无所知。在二十周岁那年背起行装、远离故乡、踏上征途、奔赴祖国大西南，我是真的又激动又兴奋。母亲对我执意远行非常不理解，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和忧虑。
她苦笑着说：“你爸去东北像是人家说的闯关东，你又要去云南那个当年传说充军发配的地方，你们爷俩呀，都是命不好哇！我就想不通，咱们家可是有很深的佛缘哪！”我就用玩笑话宽慰母亲：“妈，您不是看过《五朵金花》么？那地方多美呀！您等着，说不定过两年我给您带回一个比金花还漂亮的儿媳妇呢！”
听说我即将离乡背景远赴云南边疆，当年读中学时的两位最要好的同学执意要为我饯行。
其中一位是初中二年级时与我一起报考部队文艺团体的男孩，如今已然是我人民解放军的少尉军官。另一位也不简单，在清华大学读工科，据说其专业前途无量。我本不愿吃这顿饭，并非是自卑，只是想悄悄地就这么离开过去的一切，更不想回忆“名校”那段生活。
但是，两位同窗好友约好了直接到位于北京北郊的我毕业学校来接我，盛情难却，我只能接受。这是我离开北京前唯一的一次正式送别，可惜这顿饭吃得我挺难受。好朋友都很体谅我的处境，谁也没有显摆自己的成就和优势，并且尽量鼓励我，说些让我宽心高兴的话。
当军官的朋友端起酒杯第一句话说：“初二那年要不是你带着我去考部队文艺团体，我也没有那个胆量，也没有今天这身军装。
所以，我先敬你一杯。咱俩先干了这杯！”我说：“没那回事儿！是你自己有本事。”
说罢一饮而尽，这酒喝得心酸。接着，读清华的同学也敬我说：“老兄，凭你的聪明劲儿，如果一起考大学肯定在我之上。当年，写作文的事没少让你帮忙，老弟今天再次谢谢了。来，干啰！”
我也说：“没那回事儿！喝酒，咱不提当年！”说罢又是一饮而尽，这酒喝得好伤心。
记不得吃的什么菜了，但是一瓶二锅头被我们三个人喝了个尽光。他俩胡说的什么“事业有成”啊，什么“壮志凌云”啊，我统统忘记了原话。只有分手时当军官的朋友随便说的一句，让我记忆犹新。他拍拍我的肩膀，略带醉意地说：“老哥，不知道哪年哪月再聚了。
你走了，伯母这边有什么事，带话给我，兄弟替你尽孝。”我嘴里说：“不用不用，”然而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心头……。
很快就到了临走的那一天，母亲和姐姐们反而都没有太多的话语，姐姐静静地帮我收拾行装，母亲默默地给我包了顿饺子。说是行装，其实只有一个破旧的小木箱，装着姐姐为我洗干净了的平常的衣裳。母亲的饺子倒是做的非常特别，除了肉馅比平日多，还包了两种菜馅，分别是我平日最爱吃的茴香和韭菜。临别的晚餐吃得令人伤感，也让人留恋。母亲非常平静，话语不多，只是两位姐姐反复叮嘱我出门在外要多注意安全等事项。
我除了表示让她们放心之外，不知道该说什么，而那一晚是我第一个上床睡觉的。
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我始终难以入睡，心里五味杂陈，却又难以理清，忽然有种前途未卜的预感。直到夜深了，我仿佛还在昏昏沉沉的状态，只盼天早点亮，早点踏上远行的路。
就在临行前的那个夜晚，我已经睡熟了，梦中依稀是母亲的目光。我猛然睁开眼睛，母亲真的坐在我的床头，眼泪婆娑，轻叹不已。我赶紧坐起来，手扶母亲的肩膀说：“妈，您别这样。放心吧，我会争气的。”母亲擦了下眼泪，将手握的几张钞票递过来。
我说：“不用，妈，学校发路费了。家里钱紧，您留着吧。”母亲回答：“穷家富路，老规矩。
钱再紧，不差这点儿。收好了吧！”接过母亲手握的温热那一小卷钞票，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滚落下来……
对于当年的我，云南真是个令人向往的秘境哟。我知道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秦国占据了巴蜀之地后，蜀太守李冰便开展了“开滇”之举。据说他采用“积薪烧岩”之法，不惜成本成功修筑了从今四川宜宾至今云南昭通的“五尺道”，就是史称“南夷道”、今称的“南方丝绸之路”了。
从此，红土高原文化就与中原文化融合，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与文化更为丰富。
我曾看过郭沫若先生的名剧《孔雀胆》，那是云南处于南诏国时期的爱情故事，动乱的年代和凄美的爱情交织在一起，让人对那片神秘高原充满了遐想。学生时代我就非常喜爱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象描写云南故事的《神秘的旅伴》、《山间铃响马帮来》、《摩雅傣》等都伴有美妙动听的民歌，特别是《五朵金花》的出现，更激起了我们这一代人对云南民族风情、美丽风光的期待。
所以，我被“分配”到云南，丝毫没有怨言，反而有点急不可耐地希望早日登程，就没有顾及母亲的眼泪和亲人的叮咛。
我绝对相信，离开北京前往秘境云南，空气会更清新，景致会更美好，前途会更灿烂。
没想到，真是一路风尘、路途遥遥哇！从北京出发，我和同行的几位同学到达云南首府昆明市，我们竟然走了整整八天。由于北京至汉口乘火车，在汉口住了两晚，同学们都如出笼小鸟一般欢快。看长江大桥，观龟蛇黄鹤，吃湖北小吃，俨然一伙旅行者。
从武昌乘火车到贵州水城这一路上，我们学雷锋做好事，帮助列车员打扫车厢卫生，还给老弱旅客们送开水，受到众人赞扬。
从贵州水城改乘长途汽车前往云南沾益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两天的路程全是阴雨绵绵的天气，山高路险旅途非常吓人。
途中一夜住在不知名的山野小店，竹笆墙相隔的房间能相互透视，女同学惶恐得几乎夜不成寐。到达沾益后才又改乘火车前往昆明，这时才见到红土高原上特别蓝的天和赏心悦目的田园景观。
记得在沾益上车后我的座位对面坐了一位云南姑娘，与我们年龄相仿，总是很惊讶地看着我们这一伙满口京腔的年轻人。
我凭窗观景，兴致勃然，没感觉车窗外吹来的强风呼啦啦地拂面而过。对面坐的云南姑娘观望我许久，忽然对我说：“咯楞？”
我完全不懂她说的话，便问：“你说什么？”她又说：“咯楞？”
我可真愣了。这时，坐在姑娘身边的另一位男士，操着特别不标准的普通话解释说：“她是问你家被风吹着冷不冷？”
我终于听懂了他的话，赶忙礼貌地回答：“谢谢。不冷，一点儿也不冷。这云南的风，又干净又爽快呀！”
他们都被我逗笑了，我和云南人的第一次接触感觉良好。此后我才知道，那姑娘向我问的话是：“咯冷”，而“咯”字在云南话中系疑问代词，有“是不是”、“能不能”、“可不可以”等语义，精炼而绝妙。而那位男士的普通话，则被称为“马普”，也算是方言中的上等了。
初次与云南人交流，非常愉快。他们听说我们都是北京人，啧啧称奇，一致的反应是：“你们是支边青年哪。”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支边青年”的称号，过后才懂得多年来曾有大批内地年轻人自愿到云南工作，支援边疆建设，这远远早于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所谓“知青”。
“支边青年”是项荣誉，我们都曾引为自豪。
听到当地人这样友善地称呼我们这些北京人，那种“充军发配”之说顿时在我脑海中烟消云散。
我想对着车窗外的红色山峦原野高喊一声：“红土高原，我们来了！”
记得么？地质锤敲击青山的第一声脆响，野外记录本写下的第一排数据字行；记得么？
伴着大江涛声度过的第一个野外之夜，汗水淋漓踏遍了重重山岭去检查的第一个航测异常……
哦，云岭巍巍，红土漫漫，沧海桑田，山高水长。我们用艰辛劳动让荒凉落后变成问世的无尽宝藏，我们曾满腔热血沸腾誓把青春献给祖国的西南边疆！我忘不掉青春时节对生活做出的无悔选择，忘不掉在艰苦岁月中曾用忠诚写就的诗章。更忘不掉那片埋葬了我几多战友的红土地，忘不掉让我荣耀也让我落泪的高原山岗……年轻气盛的我，在走进地质队大门的时候曾坚信：有志肝胆照，生当为国殇。华夏艳阳天，我辈应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