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青春更是一首短暂的歌。因为我读的是男校，所以整个青春期里绝对没有女孩子的身影，匪夷所思的是我青春期刻骨铭心的回忆就是饥饿和粮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北京城笼罩在饥荒之中，普通百姓生活非常艰难。
粮食定量有限，肉食油水更是奇缺，我几乎经常处在饥饿状态，每天到校后没等到放学回家就已经饿得头昏了。我的同班同学中，的确有人在课间操后拿出奶油饼干当加餐，家里穷的同学也时不时嚼一点什么“山楂凡”、“酵母片”之类的充饥，我当然是一无所有。当时我就相信，饥饿可以促使人犯罪。
我没有犯罪，但是因为饥饿我犯下了一桩终生难以抹去的错误。
事发于偶然，更缘于幸运。记得是在深秋落叶季节的某日，下午五点多钟放学之后，我独自背着书包由平安里厂桥校址出发，沿着护国寺大街往自己家走。我经常独行，不太愿意与同学为伴，更不结交干部子弟或富家公子。正因为独行惯了，所以喜欢观察市井风光，寻找点历史色彩的景致。我走的是护国寺西侧那条小巷，当时想起的事情是父亲讲过的惠华法师出家的万善寺应当离这里不远，我什么时候去寻访一下我这位“师大爷”的故事呢？正在怀古幽思之际，我的脚下“当啷”一声响，低头一看我竟然踩在一颗尺余长的废钢筋上。
这叫意外之财，估计是拉废铁的平板三轮车掉下来的吧。千不该万不该的是我手握这废钢筋头却是心头一喜，因为这是可以卖废品换成钱的呀！心头一喜时肚子更饿得咕咕叫，不容多想我急匆匆走出小巷寻找收废品的摊贩，找到小摊贩后立即用这个废钢筋头换来三角钱人民币。
接着我就跑到临街小饭铺，用这三角钱买了个“议价”烧饼，迫不及待地几口就吞进肚子里去了。
那个爽啊！那种幸福啊！吃完烧饼，心情大悦，我边走边唱：“啷里格啷，啷里格啷，没有钱也得吃碗饭也得住间房，哪怕老板娘作那怪模样……”这是电影《马路天使》中赵丹唱的歌，极形象地代表我吃烧饼后的快乐心境。
生活中的灾难和打击来临时，总让人促不及防。第二天到校上课，第一节课是我喜欢的语文，我正全神贯注地听先生（本校学生都尊称老师为先生）讲授时，班主任老师满面怒容推开教室的门，指着我就吼：“你出来！”我迟疑了片刻，老师像对罪犯似的又吼道：“快点！”我挺起胸，在全班同学注目之下大步走出教室。
来到办公室，老师立刻交待“政策”说：“你要说清楚了，认识错误了，可以免予处分。说吧，昨天放学后你怎么去偷废铁卖钱买烧饼的？”我脑袋“嗡”的一声像爆炸一样，容不得思考便回答：“我没偷！我是捡的。”老师提到一个平时与我相处还不错的同学名字说：“他看见了。”
我反问：“他看见什么啦？”老师便答：“看见你卖废铁换烧饼吃了。”我真急了，不顾师道尊严就大吼：“捡的，怎么啦？换烧饼，怎么啦？您说我偷，是污蔑我的人格，我绝不承认！”老师气坏了，不再听我分辨，立刻下了结论：“我马上向教导处报告，给你个警告处分。
你别上课了，回家写检讨去。我下午就到你们家去通知家长，让他们好好教育一下你吧。”
离开学校后，我没有回家，因为我不知道怎样向含辛茹苦抚养我长大的母亲说清楚这件事的真相。那年我刚满十五周岁，父亲远赴黑龙江，我是长子，应是顶天立地的大男人了。可叹，如此奇耻大辱降临，我一时无颜再见母亲。
背着书包，我茫然无目的地沿街走着，无意中就走到了什刹海。什刹海哟，父亲的海，与我觉尔察氏家族有缘分的海，你给我力量吧！在海边石阶上坐定后，泪水便止不住地流，很长时间里我脑海里只剩一个“偷”字，雷一般地震响。
母亲听到我“偷”会怎样？姐妹听到我“偷”会怎样？我真想纵身入海，结束短暂人生的烦恼。
不，不能。远在东北的父亲在期待我，家中母亲在等候我，觉尔察氏的血脉在唤醒我。秋风吹动落叶在我脚边沙沙地响，我听着好似亲人的安慰。时间飞快过去，午饭没吃我也没觉得饿，转眼间海面上便映出落日的余晖。是男人，就得面对，就要敢于承担。
想到这儿，我背上书包大步流星朝回家的路走去。走到我家住的胡同口，我又犹豫了。老师肯定来过了，母亲肯定知道了，就是打我一顿也不怕，我害怕母亲的眼泪。偶然间我瞧见胡同口那家五金作坊门前摆着台手摇冲床，一闪念驱我走到冲床旁边。
我将左手掌伸到冲床的切头下，右手就握住了手摇轮。店老板见了在屋里就喊：“孩子，危险！你在干什么呀！”
我一咬牙，右手一摇，冲床切头直指左手冲下，顿时鲜血横流……我用右手握紧伤口，任鲜血滴落，飞步进院回家。走到屋门口，我先喊：“妈，我受伤了！”
母亲和姐姐望着我流血的左手，大惊失色，齐声说：“快去医院！快去医院！”
那天的夜晚，我的母亲和姐姐们，对于老师“家访”的事，没有人提一个字。只是第二天早晨上学临走前，母亲再三查看我包着纱布的手，说了一句：“妈相信你。好好读书吧。”我没落泪。
1961年8月，我亲手撕毁了高中录取通知书，自作主张走进了同时录取了我的北京一所艰苦专业的专科学校。当年中考，北京市高中、中专可同时报名，我填报的中等专业学校是一所文科学校，并“服从分配”。
据说某些专业类院校可“提前录取”，大概是我被“分配”到并未填报成志愿的学校。
对于高中也被“名校”录取，我根本没告诉母亲和家人，我是决计要走一条自己的路了。那年，我刚满十六周岁。
十三、尽管岁月悠长，尽管年华易逝，人生中总有些令人回味的往事，犹如静夜天空中朗月的清辉，给人的内心注入思想的温暖。我自作主张放弃了“名校”而报考了艰苦专科学校的事，还是在家中引起了震动。两位姐姐都已经被迫不参加高考而过早就业，他们对我的举动非常惋惜。
大姐说：“你读那个中学，每年考到清华、北大的学生都在北京名列前几名，你要读个北大中文系多好啊！”
二姐则直接指责我：“你简直是瞎胡闹！就为那十三块钱你就不考大学了？你是大儿子，爸妈指望你能成器呢。
我和大姐已经能挣钱帮助家里了，差你那十三块伙食费吗？”我仍是很倔强，顶撞姐姐们说：“不用你们管！我就是想自己养活自己。这也错了吗？”
姐姐们异口同声道：“当然错了！”
只有母亲还是理解了我，她宽宏大量说：“算了吧，考都考上了，已经没法挽回了。难得胜利也是顾家的孩子，也能挣个饭口啦！”
二姐仍坚持说：“怎么没法挽回？高中也录取了，找他们学校去呀！不读那个破中专得了呗！”
我喊道：“我就不想读那个破中学！”仍是母亲替我说了话：“成，不读了。咱们这家庭和人家也读不到一块儿去。但是你记住，你选了这条道儿，你要走到底，别再惹事儿，要给你爸爸争口气呀！”
于是，我郑重地点了下头，挺豪迈地说：“您放心！我绝不后悔！”
1961年8月底，我独自背着简单的铺盖被褥、提着脸盆衣物等，走进了位于北京北郊的这家专科学校。我的内心非常兴奋，并非是因为投身于什么事业，而是从此每月将有十三块钱的生活补助，从此我将在某种程度上自食其力了。我历来不喜欢理科，而被分配所读的专业却是什么“地球物理勘探”，连名称都让我觉得莫名其妙。
入学时我所在的班级是五十个人，生源几乎都来自北京市城区，是该校建校以来招收的首批北京学生。我们的学长大多来自华北地区的农村，朴实勤奋好学，但衣着寒酸破旧，全无学子模样。因为有些学长冬天就穿着黑土布做的白腰棉裤，我班京城子弟立即称学长们为“大裤裆”。
我是不是该校招收的第一个那家所谓“名校”的毕业生？这没有考证。但是我是班级中唯一一名来自那个中学的学生，却的确是事实。我根本不知道“地球物理”之类为何物，也始终没有兴趣，可我相信不管学什么混个“及格”是没问题的。我们的学制是四年，从一年级起我就发挥了爱好文艺的特长，真正展示了一次自我。我把专业课列为次要，首先自愿到校图书馆报名当上了义务管理员，因为只有管理员才能不限册数自由地借书、读书。
其次我很快参加了校文工团，不久当上了话剧队队长，狠狠地过了一把话剧瘾。我组织排演过《雷雨》、《群猴》、《箭杆河边》、《南方来信》等话剧，自学成才粉墨登场，在学校文艺活动中算小有名气。我还不断向校广播台投稿，在班级墙报上开专栏，写了不少幼稚十足的诗，颇有点“文学青年”的范儿。
对于什么地球、物理、勘探之类课程我坦白说是完全不用心学习的。我曾留过一头长发，并非颓废，而是故作文艺状。最让我意外的是在我没满十七岁时，就收到了同班一位女孩的信，信中还夹着一张电影票。我中学读的是男校，缺少与女孩交往的经验，更觉得小小年纪陷入儿女私情是不应当的事。
我没有犹豫，找机会单独将信和电影票退给了那个女孩，还对人家说：“谢谢！我没时间。”此后好几天，那位女同学故意不搭理我，投给我的目光也充满怨恨。其实那女孩长得蛮漂亮，家境也不错，据说她父亲曾是大资本家。那个年月我们这类院校学生多为贫寒子弟或“出身”不好的孩子，我们本应当同命相怜，然而我却无意中伤害了她。
人生总要经历坎坷，经常面对抉择。坎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坎坷之后失去继续前行的勇气和不懈的追求。抉择也非难事，最难的应当是环境与条件往往影响了我们的正确选择。我的许多同班同学都比我有生活阅历，对待职业发展大都比我略高一筹。大家都一样是京城长大的孩子，对于所谓勘探生活在入校之前茫然无知。而这一类院校注重实践，每个学期都要组织学生们到野外实习，而实习地点就在深山僻壤的地质队了。
当我第一次接触地质队员们的真实生活时，也被那种艰苦景象吓住了。有一句流行谚语，极形象地描绘了我们这批北京孩子眼中的地质队员的形象：“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一问原来是勘探的。”我绝无贬低地质工作者光辉形象的意思，但众所周知这形象语句是上世纪六十年在社会流传甚广的大实话。
我们入校时高唱“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我们的帐篷”那种豪迈心情，在现实生活中变得苍白无力。
以我所在班级为例，野外实习一次后，必定有一批同学宣布退学，回家复读或者设法就业。到了二年级时，我们班级原有五十名同学退学过半，只剩二十多人了，校方被迫撤销了我班班号，将我和其余的同学打散了分配到其他班内才能继续读书。给我写过信的那位漂亮女孩是在二年级才退学的，她决定退学前曾大胆地约我单独见了一面，或许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女孩“约会”吧。
我们见面地点是校门外不远的一处小公园湖畔的长椅上，是在令人伤感的夕阳西下的黄昏。完全没有“人约黄昏后”的浪漫，因为始终我没说两句话。她说了许多话，劝我和她一起退学，还说将来可以去读北大、清华另谋一种前途。我无语。我想到的是远在黑龙江的父亲在艰苦中劳动养家，想到母亲整年节衣缩食拉扯着六个子女，想到大姐、二姐统统放弃了高考去打工挣钱……一句话，我舍不得学校给的这每月十三块钱吧。我们的“约会”不到二十分钟，在我说了两次“我不会退学”后，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女孩子哭了。我害怕了，说了句“咱们回学校吧，”便离开她往校门走去。哭泣中的孤零零的女孩，就是我特殊的青春年代里的一大内疚。
这是那个年代的初恋么？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吧。
生活始终在继续着，不管你选择了哪个方向，更不管你或迷失或丢失过什么青春的梦。我选择不退学，就是选择了未来不可预知的野外生涯，我只能坚定意志，为渺茫的理想而歌唱。1963年秋，我刚好十八周岁时，创作了组歌《接班人之歌》。
这是一部由诗歌朗诵串联、共计6首歌曲组成的大型组歌。写成后由龙、施两位同学谱曲，本校文工团管弦乐队伴奏，校文工团各队参加领唱、二重唱、多声部合唱排练，最后正式演出。多少年后，我重读十八岁时写下的手稿，觉得真是幼稚可笑，但是文字中的豪气却是青春时节的色彩，今生很难再来。
在开篇歌曲《青春之歌》中，我写道：
“十八岁，不应是小草随风摆；
十八岁，顶天立地站起来。
人生的道路像雷锋那样走，
新一部革命历史由我们写下来！”
多么自豪，多么天真。
在题为《我们是未来的勘探队员》歌曲中，我这样描绘：
“群山荒原在等待，
江河海洋在等待。
我们是时代的新青年，
我们是未来的勘探队员！”
在《幸福的花儿为勇士开放》一歌中，写出了六十年代年轻人的一种志气：
“没有我们越不过的大河，
没有我们攀不上的高山。
我们走过的地方荒芜将变为灿烂，
幸福的花儿为勇士开放的多么鲜艳！”
而结束一首《接班人的风貌永不改》，歌词写的就是那个时代的特色：
“前辈开出了阳关道，
后面的重担我们挑起来。
我们是红色的砖红色的瓦，
接班人的风貌永不改！”
真有点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劲头，或许才能写出这般诗句。
不过，我作词的大型组歌《接班人之歌》，在次年的“北京市大中专院校学生文汇演”比赛中，获得了“创作奖”，这是我的文学创作道路上收获的第一个奖项，当是十分珍贵的。有趣的事情发生在40年后，为我谱曲的龙同学竟然已经成为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位将军。
相聚言及当年作歌谱曲事时，我俩共同叹曰：“虽然恍如隔日，当年也算励志之举，很有回忆价值。”
十四、
命运中如果有什么阴影，那你就绝对逃不脱。在该学校读书四年，我很文艺，我很进步，否则写什么“十八岁，顶天立地站起来”呢？然而，现实教训比什么文艺都直接，让你对命运不服不行。我曾写过两次“入团申请书”，曾力争在毕业前夕参加共青团，以便有个更好的前途。
可惜呀，人家团支部不要我这个另类，写诗写歌演话剧与入团无关。那时我已经懂得“家庭出身”、“历史问题”的厉害了，但我觉得父亲虽然被“下放”好歹也是个“革命干部”吧，我在“名校”被“偷”钢筋的事似乎也没什么处分通知啊？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是怎么努力也加入不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