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5年时，大庆油田的建设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中，并且始终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此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成为工农业战线上的两面旗帜，全国工业、农业领域纷纷以此为样板，形成了学习高潮。那时尚未设立大庆市，我父亲所在的小公司仍要全力配合油田建设，在业务工作中实行“三老四严”等制度规定。不知是由于支援油田建设业务繁忙，还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已经在小地方展开，总之那一年我父亲没能按时回北京探亲。到了1966年，全国开始大乱，局面就变得十分严重了，我父亲的处境可用一句话概括：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据一位已经过世但曾经有机会接触我父亲“档案”的叔叔对我讲过：“在你父亲的档案材料中，家庭历史和社会关系都相当复杂，甚至还有表兄弟这样的亲属跟随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有关部门给你父亲做过这样的评语：思想右倾，属可控制使用干部。”
我并不知道真假，但我对此深信不疑。我父亲被“下放”，我父亲被“批斗”的遭遇，已经证实了这一切。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的混乱阶段，孤身一个远在黑龙江，没有任何亲人相伴，他在受到批斗折磨时究竟怎样应对？怎样平复心灵与肉体的双重创伤？怎样度过一个个最黑暗的漫漫长夜？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始终不知道，在父亲退休回京后也没有人忍心去问过。直到父亲身患肝癌病体垂危时，我作为长子恳请父亲留下一点回忆往事的文字，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父亲也只是写了两句话。
一句话是“文化大革命引发飞来横祸”，另一句是“武斗小丑忙那管历史真伪”，再没多留一个字。我不敢细问，我不忍往父亲难愈的伤口撒盐，更无力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只能从父亲留下的两句话中想象当年，越想越难受。
他有二儿四女六个后代，在父亲最危难的时候，父母子女天各一方，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我们没有一个人到他身边陪伴，为他宽慰，替他抚伤，真是天理难容！我们是觉尔察氏后辈一班不肖子孙！在我父亲去世时，那个县属公司的某领导曾经来到北京，向我母亲发放数目微薄的抚恤金。
我曾当面询问那位领导：“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受过什么罪？”
那位领导同志回答：“没啥大事。老爷子就是好喝酒，整天都喝得迷迷糊糊的，啥事不知道。早晨造反派去找他，老爷子昨夜里喝多了，睡着从床上滚到地下都没醒，他们能咋弄呢？”
我无话可说，我只能流泪，难道去问天？我父亲还是给我留下了一些散文式的文字片段，但篇篇与政治无关。
比如《阿玛的去世》、《我家的佛堂院儿》、《听我太太讲八国联军闹北京》、《粤海刘家和大姨父宗月法师》、《由私塾到公学》、《在陶贝勒府游玩》、《辅仁大学战英兵--一场激烈足球赛》、《故都影坛旧事》……等等，但写作时他自己已是癌症晚期，字迹潦草，文章断续，并且已难有成篇之作。唯一一篇与政治相关的是《忆大霞》，每个字都充满悲愤，每一行都流露怀念，大概那是父亲对共产党员刘霞同志、对心目中共产党人的最真切的情感。
六、
据说，我父亲在东北工作期间荣获过一次“先进工作者”的奖励，其先进业绩是在商品账目管理中发现了差错，并及时为那个小公司挽回了损失。之所以称据说，原因是父亲的奖状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只是听我母亲曾骄傲地提起此事，并且是在近半个世纪前的1965年。
那年初秋，我即将“服从分配”远赴云南谋生，从此与父母天各三方，所以有些恋恋不舍，尤其对将远隔三千公里的父亲更不放心。
我母亲大概瞧出了我的心思，所以特别提及此事说：“你爸今年春天评上了单位的先进啦！真不简单哪！没几年的工夫，五十多岁的人，能当上称职的会计，还评上了先进，好好向你爸学学吧！”
那年我二十岁了，经历些事了，听罢不觉骄傲，反而倍感心酸。我没说话，在一旁的姐姐却说：“先进那么好当的？不知道咱爸在那边吃多少苦受多少罪呢！”
母亲仍是宽宏地说：“你爸他见过世面，没事儿！胜利，你也算大男人了，这回自己愿意去云南，人生地不熟的，遇见事可真得学学你爸，机灵点啊！”
我回答：“您放心，有其父必有其子，对吧？”
据说，我父亲在东北工作期间也曾多次被批评，原因是他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尤其是喝过酒之后“胡言乱语”，偶尔说出些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错误言论。之所以称据说，是因为1966年政治大运动初起时我父亲便被大字报揭发批判，而我未曾读到其内容故而仍是据说。
已经接近退休年龄的父亲，“行政十八级”的小公司会计，远离妻室儿女独自在黑龙江生活的岁月，究竟是怎样一番图景，每一天如何难捱，我们统统不知道，也永远无法知道。如果说在那些年总是漫长的期待、无尽的思念和无穷的担忧中，仍有欣慰和温情的事，恐怕就是有一次父亲突然在信中说，他竟然无意间得知张嫂那玉洁和侄儿张和平的下落了……
不错，在最艰难的岁月中也有令人欣慰的事情，也会有温情流露。在大庆油田建设高潮中，经常有全国各地的文艺团体到萨尔图慰问演出，我父亲便时常能有机会能欣赏高水平的歌舞、戏剧、音乐表演，或许是那阶段在东北的最大享受。机缘巧合总在无意之间，人生偶遇也在未料之时。
大约在1964年秋，吉林省组织的某慰问团到萨尔图演出，我父亲也观看了该慰问团的表演。那是个白天的广场演出，我父亲又恰恰坐在前排，所以舞台表演看的就特别的真切。有个男孩表演二胡独奏，拉的是《二泉映月》，演奏水平相当高，我父亲听的如痴如醉。
演罢台下掌声如雷，只听主持人说：“谢谢大家的鼓励！下面再请张和平同学再演奏一曲……”
我父亲脑袋“嗡”的一声，一根最敏感的神经被触动，依佛周围一切全都不复存在了。
“张和平？”
哦，对呀，细看台上那十七八岁的男孩，脸上的轮廓、鼻眼活脱脱不就是当年的“五·四青年”张大哥么！莫非……莫非他就是张中华的儿子？我父亲心乱了，再也坐不住了，离开座位径直奔到广场舞台的后侧，等候那个仍在台上拉二胡的男孩。
终于演奏完了，终于见到人了，我父亲急不可耐地便问：“孩子，你叫张和平？”
孩子很有礼貌：“是啊。叔叔您有什么事？”
我父亲马上追问：“你母亲是不是姓那，名叫那玉洁？”
孩子惊讶万分，马上回道：“是啊。您怎么会知道？”
我父亲笑了，亲切地摸着那个孩子的头说：“和平啊，你爸爸张中华是我的老朋友哇！”
不料，张和平一把推开我父亲的手，大声说：“我没有爸爸，我也不认识您。对不起，我下面还有节目。”
说罢就匆匆离去。这回感到万分惊讶的是我父亲，他很意外很无奈。他不愿放弃，便过去跟带队老师搭讪，终于得到准确答案。张和平，下中农出身，吉林张家屯子人，家里只有一位老母亲。
老师说：“这孩子艺术感觉相当好，在器乐演奏方面很有前途。”
我父亲忙追问：“他父亲呢？他父亲还在吗？”
带队老师用奇怪的眼神看了下他，这才不大情愿地说：“您哪，问多了。告诉您，这孩子，没爹！懂吗？”
我父亲讷讷地道：“是是是。老师，对不起了，我多嘴。我拜托您，这孩子，好好的培养他，拜托了！”
带队老师更不解地问：“您？您是张和平的什么人？”
我父亲哪敢实说，随口应道：“熟人，多少年前的熟人。”
离开广场演出地，我父亲只觉得恍惚，多少事涌上心头，多少情一时难却。“五四”那天惠华表姐领着张中华大哥突然出现在新街口北大街小院……万善寺僧舍中惠华法师与张中华紧紧拥抱的一刹那……丰台北大营军队驻防地张大哥挥泪写下的诀别信……战火纷飞时张中华的军用吉普车停在了破败古寺前……哦！一切恍如隔日，一切又似梦中。那一天，我父亲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回了自己居住的那间小屋，怎么呆坐在床前，直到日落西沉。
第二天清早，我父亲才察觉到自己严重失误，竟然忘了打听那玉洁母子现在居住的准确地址，而且也没有问清张和平现在是读书还是工作了。匆忙中他来不及请假，第一次“旷工”再次赶往演出广场打探消息，不料打听到的消息是慰问团演出后当天便离开了萨尔图，目前已在返回吉林的路上了。
悔呀！我父亲不知如何弥补，东打听西寻问才获得了一点点信息，在接待慰问团的工会有关部门查询到，表演二胡独奏的演员是某个地市所属吉剧团的乐队成员，是吉林省哪个吉剧团却不清楚。
工会的同志说：“吉林省现有十多个吉剧团，唱二人转的还没算，你要找个拉二胡的恐怕是不太容易啊！”
我父亲并不死心，仍问人家：“那慰问团领导呢？他是哪单位的？他总该清楚吧？”
工会的同志反而笑了：“老同志，你真不懂啊？现在来大庆的演出的许多慰问团都是临时凑的，除了中央级的很少成建制的团体。吉林这次来的，是群众团体组织的，临时的，回去就散了。您哪，别费心了，没大事请回吧。”
说实话，我父亲曾经下决心自己跑趟吉林打听此事，无奈一是时间二是金钱的原因，始终未能如愿。别说请假难了，光是要想想给北京儿女们少寄几块钱生活费，我父亲也是难上加难哟。他想，不急，只要人还在，总有那么一天就一定能够找到他们。
转眼之间，就到了让中国人想忘也忘不掉的1966年……
七、
1966年中国发生了许多怪事，其中一件事是中央文件的互相否定。当年2月12日，一份题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文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后转发全党，在全社会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热潮中起到了合适的约束和指引作用。但是仅隔三个月，5月16日下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称为“五一六通知”）却对前发《汇报提纲》进行全面批判、彻底否定。
该通知最令人震撼的语言应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更让人惊心动魄的话是，通知正式告诉全党全国人民：“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那一年，所谓“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刚刚过去不久，北京百姓的生活有所好转，我们家的日子正渐渐有了点盼头。我的两个姐姐都有了正式工作，我已经毕业分配到云南边疆自食其力，全家的经济状况大有改观。
我母亲不再整天为填饱众多儿女的肚子发愁，心情也就好多了，又自愿义务参加街道工作，继续作一名“街道积极分子”了。
“五一六”通知是街道上组织积极分子学习的，包括我母亲在内的所有积极者当然是坚决地拥护。
当然积极分子们恐怕都还不清楚，在中央层面，“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已经揪出并倒台了一大批，大领导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已经被定为“反党集团”了。我母亲在这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初期时，仍属街道里的积极分子，坚决地支持破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我二姐慧媛新买不久的一双高跟鞋，曾被我母亲用菜刀砍断了鞋跟，并且再三嘱咐两个姐姐“资本主义的衣裳以后坚决不买不穿”。
但是没过多久，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破四旧”高潮的来到，我母亲却退缩了。
她胆怯了，恐惧了，甚至第一次面对现实束手无策了。原因极其简单，因为我们家由我母亲负债珍藏着八旗子弟觉尔察氏家族十三代祖宗画像，还有一枚装在锦盒里的祖传翡翠扳指。此事非同小可，存留或决定生死。
北京的红卫兵那真是疯狂啊！特别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后，毛泽东主席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资产阶级司令部”，红卫兵运动更是如虎添翼，风行一时的“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很快演化为“抄家”。
抄家首先是抄那批已认定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人家，接着又抄一些所谓“漏网之鱼”者的家，特别是有历史问题且藏有“封资修”物件的家庭。抄家和血腥的殴打总是一并进行，红卫兵抡起皮带抽打被抄家者时总是充满了“阶级仇恨”。
就在我家居住的那条胡同里，在抄家高峰时每天几乎都有打死人的事发生，社会秩序和法制完全被破坏，打死人后还要“再踏上一只脚”，根本无人敢于干涉。我母亲在抄家之风兴起时便吓坏了，到血腥味儿出现时更是惊恐的彻夜无眠。
最初，她的确准备像抗日战争爆发时如我奶奶的举措一般，将列宗列祖画像埋到地下，但是耳听红卫兵们“掘地三尺也不放过反动证据”的豪言壮语，我母亲再也不敢迟疑。她深信，假如红卫兵真的抄到了我家这一批清朝穿着官服的祖宗画像，全家老少必死无疑。
与其绝后，不如舍弃。我家没有任何子女参加这次特殊行动，我父亲又远在东北，此不敬不孝之罪名是我母亲独自一人担当的。那是个腥风血雨的黑夜，那是个凄惨无助的母亲，那更是一次正白旗下觉尔察氏后人大逆不道的祭礼。
没有佛像（家里原本供奉的一尊菩萨早在“破四旧”初起时便悄然消失了，没有同祭（我母亲是等到家中儿女都熟睡之后才起来祭祖的），也没有香火供奉（香炉、香烛已是不可能存在的物件），只有一个小小的“包袱皮儿”（那是我母亲事先自己制作、自己书写而成的）。
焚烧祖宗画像的事不可能在居室内完成，幸亏我家院内还有个独立的小厨房兼水房。我母亲亲手剪制了一堆纸钱，将祖宗画像分别展开之后又放在纸钱堆上，最上面一位是我爷爷丹觉尔察.崇志的画像，然后才把“包袱皮儿”放在纸钱堆的最前端。唯一可称为祭品的就是摆在这批画像和纸钱前面的那只锦盒，锦盒上面是那只剔透翠绿的扳指。
我母亲久久地跪拜，多次地落泪，反复地解释：“各位祖宗，小辈对不住您们了。为了全家老小能活命，今天拜请各位回归西天佛地了。”
当她划着了第一根火柴时，因为迟疑颤抖，火烧到手指头时都没有察觉。
再拜一次，我母亲划着了火柴，咬着牙伸向了“包袱皮儿”，片刻间火焰便熊熊而起。说来也算神奇，那一堆纸钱和画像，顷刻间便化为灰尽，连画轴都未留分毫。我母亲赶忙在烟雾缭绕中再拜，嘴中再三念道：“阿弥陀佛！感谢祖宗们照顾小辈！”焚烧已毕，地上只剩那只幽幽闪光的扳指。
我母亲再没有犹豫，将扳指摆到水泥地面，找到铁锤-锤砸下去，翡翠扳指刹那间变成一小堆绝色的碎片。我母亲随即烧了锦盒，把一切灰烬一丝不漏地装到一个黄布缝制的口袋里，迅速在院内花坛里挖坑掩埋好，马上回屋上床睡觉。说来让人难以置信，那一夜我母亲睡了几天来最踏实的一觉，熟睡直至天明。尽管后来红卫兵没来查抄我们家，但是我的父母对最后一次祭祖烧像之事从未后悔。
我父亲后来说过一句话：“一家老少平安渡过文革十年，就是对祖宗们尽的大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