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高考错题事件中，高考考题的制定从根本上说是在确定一套公平的竞争体系，相当于制定一部法律。在此过程中，必然要求参与进来的专家与行政官员秉持科学上“真”的精神来悉心料理，以最大的理性态度对待之。
——不幸的是，这开卷第一题竟无正确答案可选！
众多考生眼里，为了所谓的“考活”教科书上规定的范围，从校内到校外，从学生到老师，从家庭到校舍，挖空心思地找难题、出难题、练难题，使整个教育走向一条可怕的死胡同。
在历经1983、1987、1998和1999年四次高考改革重要举措后，教育界才终于确定了高考改革的方向是“3+X”模式。所谓的“3+X”即“３”是指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科目为考生必考科目，“X”是指各大学根据自己本校的层次、特点要求，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六个科目或者综合科目中自行决定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考生则根据自己所报考的志愿参加大学专业所确定的科目进行复习考试。
变来变去。一道高考试题，考问了整个中国社会，也引发了我们对于政治中一些核心伦理问题的思索。科学与政治具有相当不同的逻辑，主权意志一经显现，宗教和人文科学的标准就要退隐，以便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
2003年高考，全国70名高考“状元”中，北大录取了35名，清华录取了28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哈佛大学在1996年对165个SAT(学术评价考试，性质相当于中国的高考)满分的“高考状元”说“NO”！“当年全美有365个‘高考状元’申请哈佛，几乎是每两人中就有一个被拒收。理由是对隐藏在分数后面的综合素质不满意。为什么美国的高考没有导致应试教育，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旅美教育学专家黄全愈对中国高考提出反思。“高考成了制约人才资源发展的瓶颈：瓶口外——高考选拔人才的方式引导着全国的中小学教育，连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去‘残酷’地培养一流的考生；瓶口内——按照陈旧而落后的评价体系去扩大招生、培养学生，反而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考生’，而不是‘高素质的学生’。”
谈及中美两国的教育评估体系，黄全愈介绍说，美国大学的选拔标准除SAT成绩外，个人的特长、参与社区的活动、课外活动也很重要。录取委员会会很细致地阅读推荐信和作文。例如，美国“常春藤盟校”都有一套独立的招生考评体系和方法。学业包括高中的成绩、SAT考分和APC(美国高中提供的大学水平的课程，将来可以转成大学学分)。大学招办还会考查学生的选修课程，从中分析学生的性格和心理。哈佛招生院院长在给申请者去信时写道：“在录取过程中，我们寻找的是各方面都优秀的学生，从而确保每年进入学校的都是充满活力的新生。”
高质量的考生，是不是高素质的学生？对很多考生来说，高考好比一把双刃剑，既痛苦又充满了希望。
新中国解放前考入北京大学的陶世龙撰文称：“那时是各校自己招生，无从确定谁是状元。”“考分是没有公布的，就在一个学校中，自己名列第几，谁也不知道。而且考试的科目，各系之间也有差别，比如北大地质系就多考了一门生物；浙大史地系，历史和地理是分别为一科来考，物理和化学则合为一科。一个学校内部也很难排出统一的名次。”
陶世龙以自己为例：“1948年，我还报考了武大化学系，但是名落孙山，当然是成绩不好。事情是武大来上海招考比较晚，去报考时，北大浙大都早已考过，思想已松懈下来，匆匆忙忙去考了两天。许多事都记不住了，只记得中午在同济或者是光华大学的学生食堂吃饭，菜不好不说，平价米煮的饭里有许多杂质，使我很不好受，考试发挥得不好是肯定的。”
“当时有的大学招生爱出怪题难题，我以为这也是增加偶然性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些试题都被书商印出来卖，考生据此揣摩和猜题，事先准备好背诵下若干题，到时候如果碰上了，自然得手。这样考得高分就不是他真实的水平。相反，北大的考题，不偏不怪，很普通，并有考生发挥的余地，我以为这倒有可能得到真才，据我所知，这一年北大的同学中，表现优异的很多，那次的招考是成功的。”
不少人都怀念“那个时候”的高考和大学。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眼里和心里，“那个时候”已经在时间和空间上离我们越来越遥远了。
北大学子许博渊讲述当年考大学的时候，也感慨尤深，那时正赶上可怕的大饥荒，父母都饿得不能动了。父亲坚决反对他参加高考，要他学木匠，希望尽快接过肩上的重担。这位世世代代身处农村的父亲一定是感到支持不住了。当许博渊把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揣在口袋里，犹犹豫豫不敢拿出来，终于鼓足勇气说了出来，他父亲竟一甩手出去了，三天没有和他说话，整天铁青着脸。
那时在一位农村父亲眼里，一个手艺人比北大学子位置还要重。那时候，城市生活固然是农民所憧憬的，但差别也还没有现在这样大。“大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不上大学，做个木匠，忙时务农，闲时做工，也就可以了。
自从统一高考制度施行之后，中国高校便逐渐千校一面，中国的高等教育便成了“清一色”。统一高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统一出题考试；第二，凭总分统一录取。
问题首先从统一出题开始，可以说，诺大一个中国，13亿人口。这一套考题是不可能有特色的。
如今的中学生，很难顺应自己的特长和兴趣去学，老师更不敢顺应学生的特长和兴趣去教，大家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奔：高考题目的范围去教、去学，天知道有多少华罗庚、杨振宁、丁肇中被这个统一高考题目给掐死在摇篮里！如今的科学门类众多，分支多页细，用一套考题来选拔培养人才，无异于消灭人才！
现行的高考制度，承担了其所不能承受之重：高考制度的最大问题，在于我国的教育制度，在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上的重大缺失，从而导致“千军万马只能过独木桥”。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城乡二元结构被真正打破，高等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真正摆脱精英教育的窠臼，使个人的发展不再受地域和城乡的束缚，个人的发展机会实现了真正的平等，高考也就不再会成为所谓“人生第一考”的尴尬。
一位高三老师曾提出“享受高考”的说法。在他看来，高考不仅是一场成绩上的选拔，还是一场心理的竞争，而心理力量恰恰是一个人多年经历的整合。
中国的教育史源远流长，2000年前的孔老夫子就是位伟大的教育家。古代的那种充满师生情、散发道德馨香的教育令中外学人景仰，学生往往是慕老师之名而前来求学，老师的个人魅力常常更胜于知识本身。而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教学，就更值得人回味，老师的身份不像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更像问题的提出者。学生似乎在老师的问题中迷惑，也似乎越思索越痛苦，也许有的问题到最后也未必柳暗花明，但思考所带来的阵痛却往往可以擦出智慧的火花。而思想也在困惑，明朗，再困惑，再明朗中逐步深入。
当年苏格拉底死后，29岁的柏拉图回忆着老师的言行，记载下这位伟大哲学家的思想；孔老夫子仙逝，其弟子也怀着崇拜之心整理出《论语》。我总觉得这种教育充满人情味，而且也颇具深度。
这是一种至高境界。因为它回避了“状元”充斥的功利年代，回归到了教育的初始状态。
规则倾斜：“高考移民”难言之隐
一组由消息和故事织成的伤痛——
《中国青年报》2003年5月12日报道，2003年5月11日青海省教育厅公布了被取消在青海参加普通高考报名资格的173名考生的名单；
《齐鲁晚报》2003年3月15日报道，2003年新疆普通高考报名工作已经结束，全区共查处1709名“高考移民”；
海南媒体报道，2002年高考前，近400名应届高中生聚集到澄迈县县委门口，高喊“保障海南学生利益”、“反对外省学生来琼考试”等口号。同一时间，海口市和其他市县的数百名学生聚集在海口万绿园，强烈呼吁采取措施保障海南考生的权益；
2003年上半年，安徽某高中高三学生再也不能忍受班里不断出现的河南学生给他们带来的竞争压力，集体向有关部门投诉。在这所学校，两地的学生相互仇视，互不来往。
2002年各省录取分数线，文科重点北京462分；上海497分；新疆490分；山东568分；河南562分；浙江560分。北京与山东等地相差100分左右。
教育部消息，2003年全国有527万考生参加高考，预计录取率为52％。但北京、上海、海南、新疆等地预测录取率都超过70％。由此，海南、新疆等地再次就成为高考移民挺进的重地。
十余名山东金乡县学生为了利用贵州与山东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差距考上名牌大学，交给中介人高达9000元的“中介费”，通过一位“能人”踏上了移民之路。同时，在新疆、海南等地也涌进了不少投机的“高考移民”。新疆特克斯县一名户籍民警，一夜之间为“高考移民”开出30多本户口。
45岁的朱毅坐在海口的家中，神情黯然。他的妻子正默默收拾行李，儿子朱刚在复习功课，同样心事重重。这个家十分简陋。客厅里摆着十几只纸箱，里面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两样像样的家具都属于儿子朱刚，一张电脑桌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堆满了复习资料。
朱毅来自河南漯河，为了让孩子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2002年他在海口市花13万元购买了一套商品房，举家迁至海南。海南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河南的要低很多。
以朱刚的成绩，在海南考取全国重点院校应该没有问题。可是，海南省出台的一纸文件却让一家人的努力化为泡影。
邓非、邓欢、邓爽是印在一个户口簿上的三个名字。2003年4月12日，这个户口簿出现在青海省乌兰县一中的高考登记处前，拿户口簿的人叫邓宝玉，是青海省乌兰县盐业公司的职员。
这个户口簿和三个孩子一起被移交给县招生办公室。这个户口簿是从山东到青海借读的三个中学生办理的假户口。三个孩子被告知，取消在青海乌兰县的高考资格。邓非、邓欢、邓爽被退回到原籍。
邓宝玉陷在空前的焦虑中。他两次通过关系办理的户口总是被招生人员识破。比他更绝望的是三个孩子。眼看着高考的日子一天一天临近，他们连高考注册的资格都没有。邓宝玉再次带着户口簿到乌兰县另外一所中学的高考报名处报名的时候，他的虚弱、焦虑和慌张神情也很快就被负责登记的老师看出来。
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邓非、邓欢、邓爽成为青海被封杀的173名高考移民中的三个。
一位内蒙古的家长送孩子去海南，除了交给帮忙办事的人一万元，他和孩子的路费、到海南后的租房费、学费等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他还向单位请了3个月假，陪孩子适应新的环境。
这位家长坦承：“我们在落后地区生活了半辈子，不能让孩子再吃苦。西部地区天天喊要留住人才，事实上很多人都是为孩子能有个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而离开的。”
高考大移民给各地的学生造成了心理上的伤害，不平等的观念在学生心中留下了阴影。一位移民未逞的学生直白：“我对这个世界第一次感到失望是从我的高考开始。从此，我知道了：世界是不公平的！”
所谓高考移民，就是换个地方，到高考分数线低的地区参加高考。大约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高考移民”现象，在中国屡禁不绝，愈演愈烈，已成为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问题，究其根本原因，表面看是掌握社会资源的有关部门，为大量的高考移民开了绿灯，发了通行证。在全国高考分数线迟迟不能统一而户籍制度改革又在不断深化的今天，高考移民之势愈演愈烈。
尽管为高考而移民未必是合理的选择，但是从一个城市迁居到另一城市的做法却是合法的。难道政府不应该尊重它和公民之间的这种“契约”吗？有什么样的规则，就有什么样的比赛。说到底，还是各省高考录取分数差惹的祸。
“一多一高二低”——招生计划多，录取比例高，录取分数低、报考条件要求低的现状，也使海南、新疆、青海等成为“高考移民”向往之地。数据显示，外地考生将户口迁入海南报名的人数逐年增加，1999年有198人，2000年有293人，2001年有586人，2002年增至1875人，来自24个省份，占全省考生总数的9.5%。
据了解，移民考生原来就读的学校，教学质量都不错。他们放弃教学质量较好、守家在地的高中，千里迢迢跑到教育质量相对落后的海南、新疆求学，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中国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于是针对这样的“普遍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吸引和打击“高考移民”的前后矛盾的“地方保护政策”。
有相当一部分“高考移民”，在“政策”之前是按照正常渠道办理迁户手续的，在此过程中他们也许钻了政策的空子，但是政策疏漏的责任显然不应该由“高考移民”来承担；此外，当初外地考生的“移民”请求也得到了接收地学校和有关部门的默许甚至欢迎，因为接收外地较好生源可以提升当地学校的升学率和知名度，可以收取借读费增加收入，还可以出售积压的房产。就是说，“高考移民”的大量涌入，当地政府和学校有相当责任。
直到“高考移民”的钱也交了，房子也买了，户口也迁了，却不让他们报名参加考试。
在官方看来，“高考移民”违反了国家的户籍管理条例，是一种违法的投机行为。它会破坏国家对教育资源的配置，干扰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而在学生眼中，国家的这种限制报考地域、计划性分配招生名额的行为，也是对他们受教育权的强行干涉。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分数线低，但由于户籍管理严格，到这些大城市考学就要付出更大的成本。在北京周边一些小城镇投资50万元，再买上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就能获得北京市户口。许多外地人来投资买房，就是为了孩子高考能享受北京考生的低分数线。
还有一个更奇怪的现象是，北京的一些学生纷纷到周边的河北等地上高中，距北京一步之遥的燕郊高中，以其高质量的教学吸引了许多北京生源。在这所学校的中等生，回北京参加高考都会考上较为理想的高校，而他们那些河北籍的同学们想考入同一学校，就要比他们高出几十分。类似的情况在上海同样存在。
就在笔者写此书稿之际，最新消息传来，2004年山东省高考缺考10248人，比2003年增加685人。缺考者大部分是高考移民。山东省的录取线与相邻的一些省份相比，高出100分至200分。
由此来看，高考录取分数线没有统一标准，侵害了所有（包括借此谋利和因此失利的）学生，公平参与竞争的权利，也在客观上加剧了地区间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势头。
